<p> 中国日报3月15日电(记者 吴勇、苏峰)中央指导组专家、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专家组组长、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仝小林日前接受中国日报记者专访，介绍中医在武汉抗击新冠疫情的作用。</p>
<p> <strong> 记者：为什么要研发“1号方”？</strong></p>
<p> 仝小林：这个“1号方”是这次疫情之中逼出来的。因为我们当时看到是发热门诊的病人实在是太多了。医疗系统处于崩溃的边缘，病人没办法救治，医护人员也非常危险。所以我们当时就跟湖北省中医院和武昌区政府一块来商量，怎么样能够用一个通治方，先帮病人都吃上药。</p>
<p> 2月2号的时候，由前线中医总指挥和湖北省、武汉市卫健委一起，和我来共同制定了“武汉抗疫方”，也就是后来在武汉广泛推广的“1号方”。</p>
<p> <strong> 记者：“1号方”效果如何？</strong></p>
<p> 仝小林：“1号方”使用就达到将近80万付，覆盖5万多人。之后的“2号方”使用量60万副，接近三万多人。这两个方子加上张伯礼院士的方子，应该说整个把武汉基本上覆盖了。</p>
<p> 当时覆盖的是发热，疑似加上轻型和普通型病人，所以对整个社区治疗起到了很好的作用。</p>
<p> 效果非常显著，一方面，已经被诊断为轻型和普通型的322例里边，全部的治愈，无一例转为重症。</p>
<p> 另一方面，确诊率和死亡率也大幅度下降。我们可以看下整个武昌区的数据。从2月3号到2月18号，就是在我们铺药的过程之中，整个确诊率到2月18号也是断崖式地下降，死亡率也是断崖式地下降。</p>
<p> <img src="/public/uploads/article/2020/03/16/e14d601624044961eef1e3d5.jpg" /></p>
<p class="pictext" align="center">(武昌区卫健委提供)</p>
<p> <img src="/public/uploads/article/2020/03/16/7503584c0f6640af2b10f61d.jpg" /></p>
<p class="pictext" align="center">(武昌区卫健委提供)</p>
<p> 这里肯定有国家“应收尽收，应治尽治疗”政策影响，以及对新冠认知和治疗水平的提高。同时我认为，和“1号方”关系非常密切。</p>
<p> 老百姓开始的时候接受度不高，但是吃了几天之后一看发热、咳嗽、食欲情况都明显改善，然后都来要，非常喜欢吃这个药。</p>
<p> <strong> 记者：“1号方”的依据是什么？</strong></p>
<p> 仝小林；这个方子主要是根据中医对疾病的认识，即寒湿。</p>
<p> 我们在早期看到病人都体现了相关的症状。</p>
<p> 因为当时武汉阴雨绵绵，而且气候异常。再加上看到病人的舌苔，当时就考虑是个寒湿疫。后来再到病房看，到发热门诊看，到社区看完病人以后，更加坚定我们的信心，这个病就是寒湿疫。治疗原则是宣肺。</p>
<p> 环境改善之后，人体的免疫功能就被激活。中医讲，正气就能起到辅佐作用。中医不是直接抗病毒，而是改善人体内在寒湿环境。</p>
<p> 1号方”的来源有好几个，由麻杏石甘汤、葶苈大枣泻肺汤、藿朴夏苓汤、二陈汤、达原饮等化裁而来。那个里边的方子和我们后来组方也非常相似，这个也有我们刚才讲的清肺排毒汤里边的有一个叫做麻黄附子细辛汤，也有藿香化湿醒脾。</p>
<p> <strong> 记者：社区防治是关键。您有什么经验分享吗？</strong></p>
<p> 仝小林：我们后来总结把中医治疗新冠总结为“武昌模式”，主要包括通治方、政府和互联网。</p>
<p> “1号方”作为通治方，是基础。在制定通治方之后，由武汉市卫健委医疗救治组发文件推行。18个社区服务中心，144个社区，在区政府的领导下全面推开，把药送到病人家里边。</p>
<p> 互联网也是关键。当时，医生少，病人太多，根本住不上院，都是居家治疗。我们联合刘保延教授，在后方组织了600多名医生。通过互联网，在后台对病人1对1地服务，帮助他们心理疏导，调整药物。这对解决医务人员紧张，缓解病人心理紧张，都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