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佳 方经纶 肖聪聪 朱江
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下文简称“两高”报告)3月8日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
“司法机关的办案数据即是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缩影。”全国政协委员、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朱新力表示，“两高”报告系统回顾和总结了过去一年的工作进展和履职效能，其中公布的办案数据及热点事件案例是看得见的公平正义，尽显了我国依法治国的决心与力度。
亮点一：从高频词读百姓关切、司法进步
司法体制改革、营商环境、未成年人保护、反腐、公益诉讼……翻阅近年来的“两高”报告，这些高频词从未“缺席”。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新举例称，近五年来，“两高”报告关于未成年人保护着墨颇多，内容呈现出多层次和重细节的特点。“不同之处在于，基于2021年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和新出台的家庭教育促进法，司法机关切实将对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融入到家庭、学校、社会、网络和政府保护中，形成对未成年人保护的整体合力。”
此外，每年的“两高”报告中，反腐败问题及反腐败数据都备受关注。“这持续释放了党中央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法治思维、法治方式惩治腐败，把反腐败斗争推向纵深的强烈信号。”朱新力强调，就最高检察院工作报告公布的河南检察机关对逃匿境外拒不归案的程三昌适用缺席审判程序提起公诉的案例来看，不论是反腐败追逃追赃，还是受贿行贿一起查等，都展现出我国对腐败零容忍的态度和决心。
“不仅是上述两个方面，从近年来的‘两高’报告不难看出，在司法体制改革、生态环境保护、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聚焦百姓关切、推动司法进步的理念一以贯之。”王新说。
亮点二：“线上”“线下”融合服务
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提出，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联动资源最多、在线调解最全、服务对象最广的一站式多元纠纷解决和诉讼服务体系，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司法为民之路。
“处理矛盾、化解纠纷是社会治理的基础性工作。”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院长焦洪昌表示，人民法院通过结合过往经验，提高基层治理效率，把矛盾化解在基层，探索形成了符合中国国情、遵循司法规律、引领时代潮流的中国特色一站式多元纠纷解决机制。
数据显示，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与全国总工会、中国侨联、全国工商联、银保监会、中小企业协会等11家单位建立“总对总”在线调解机制，6.3万个调解组织和26万名调解员进驻调解平台，覆盖城乡的跨域立案网点超过1.3万个，累计提供跨域立案服务14万件，90%的申请做到30分钟内响应，把司法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
过去一年，我国在全球率先出台法院在线诉讼、在线调解、在线运行三大规则。面对疫情，智慧法院大显身手，全国法院在线立案1143.9万件，在线开庭127.5万场。司法区块链上存证17.1亿条，电子证据、电子送达存验证防篡改效果明显。
“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致力于依托现代化信息化技术手段建设智慧法院。”焦洪昌认为，我国能够将司法工作“线上”“线下”融合，首先是因为经济社会发展，为线上审判提供了保障。“在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大面积推广线上审理，需要广泛普及高速互联网、智能通讯设备，这是必要的前提条件。另外，我国重视互联网安全与个人信息保护，公民无需担忧因线上审判而带来数据泄露的风险。”
亮点三：不夸大成绩不回避问题
“报告不仅没有回避拐卖妇女儿童、康得新、康美药业等案件，而且大篇幅强调了严惩性侵、拐卖妇女儿童和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等犯罪问题，这是司法机关‘以人民为中心’作出的最有公信力的回应。”王新强调。
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将“严惩性侵、拐卖妇女儿童和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等犯罪，强化对被拐卖妇女儿童的司法保障”写进了2022年工作安排中。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张新宝认为，从这之中可以看出国家严惩买卖妇女儿童犯罪的坚决态度。
过去一年，配合公安机关持续开展打拐“团圆”行动，检察机关严惩拐卖人口犯罪，深挖历史积案。最高检察院工作报告介绍，2000年至2021年，检察机关起诉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从14458人降至1135人，年均下降11.4%；起诉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犯罪由155人增至328人。
“报告中提到的‘老夫少妻恶搞案’‘取快递女子被造谣出轨案’‘侵害袁隆平院士名誉荣誉案’都是司法机关对网络安全整治力度的有力回应，同时也是坚持以案说法、以案释法最生动的教科书和公开课。”张新宝说。
“一个案件胜过一沓文件。‘两高’报告篇幅虽短，但不夸大成绩，不回避问题，干货满满。”王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