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中新社北京1月14日电 (记者 路梅)中共中央统战部原常务副部长、第十二届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主任朱维群近日在北京接受中新社“中国焦点面对面”专访时指出，中国中央政府在藏传佛教活佛转世事务中具最高权威。</p>
<img alt="中共中央统战部原常务副部长、第十二届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主任朱维群接受中新社“中国焦点面对面”专访。中新社记者 蒋启明 摄" src="/public/uploads/article/2021/01/14/65107d8615e2cbd1b5a28bc7.jpg" style="border:px solid #000000" title="中共中央统战部原常务副部长、第十二届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主任朱维群接受中新社“中国焦点面对面”专访。中新社记者 蒋启明 摄" />
中共中央统战部原常务副部长、第十二届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主任朱维群接受中新社“中国焦点面对面”专访。中新社记者 蒋启明 摄
<p> 据朱维群介绍，历史上，达赖称号最初是由蒙古部落世俗权力授予的。清朝顺治皇帝时，确认了第五世达赖并给予封号，从此确立了达赖喇嘛世系的地位和影响。从这个意义上完全可以说，达赖世系的传承、权力、地位都是由中国中央政府授予的。</p>
<p> 他指出，旧西藏实行政教合一制度，谁担任了达赖喇嘛，实际上就掌握了地方最高的管理权。这是非同寻常的、涉及到国家安危和统一的权力。无论是从对宗教事务的管理，还是从国家对西藏地方拥有主权来说，中国历代中央政府在这个事情上都是不含糊的，也容不得含糊。</p>
<p> “1793年，清朝中央政府颁布《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明确规定了达赖、班禅大活佛的转世规范，特别是颁布了金瓶掣签制度，把宗教仪轨和政治上的历史定制很好地结合起来”。朱维群表示，自有达赖世系以来，没有一位达赖喇嘛的转世是由上一世个人决定的，都要经过一定的程序，其核心是承认中国中央政府在活佛转世事务上的最高权威。</p>
<img alt="中共中央统战部原常务副部长、第十二届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主任朱维群接受中新社“中国焦点面对面”专访。中新社记者 蒋启明 摄" src="/public/uploads/article/2021/01/14/3dc3bb0f759c227a5ab0ae5a.jpg" style="border:px solid #000000" title="中共中央统战部原常务副部长、第十二届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主任朱维群接受中新社“中国焦点面对面”专访。中新社记者 蒋启明 摄" />
中共中央统战部原常务副部长、第十二届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主任朱维群接受中新社“中国焦点面对面”专访。中新社记者 蒋启明 摄
<p> 他说：“就十四世达赖本人来说，由于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没有条件实行金瓶掣签。当时的中央政府批准他免于掣签，他才能够没有经过掣签而当上达赖喇嘛，这属于个例而不属于通例。”</p>
<p> 朱维群指出，决定达赖世系的存续和转世，从来就不是单纯的宗教问题，更不是历世达赖个人的权力，而是涉及到西藏地方归属的重大政治问题。对达赖世系的存续和转世事务进行管理，是中国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主权的重要体现。</p>
<p> “美国和十四世达赖宣称，只有达赖本人有权决定下一世达赖。如果是这样产生的所谓的达赖，只能是假达赖。”朱维群说。</p>
<p> 朱维群表示，中国政府对宗教事务依法管理，使中国的宗教处于一种稳定、有序、和谐的状态。这对于宗教信仰自由来说，是最重要的社会保障。(完)</p><!--画中画广告st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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