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日从山西省考古研究院获悉，考古工作者在山西省吕梁市离石区信义镇后石村清理发掘出38座商周时期古墓葬，两座为商代墓葬。其中，编号为M32的商代墓葬是目前在晋陕高原黄河两岸发现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商代墓葬。出土的特殊形制青铜短剑为国内首次发现，是近年来晋陕高原商代考古的重要突破。
本次发现的墓葬群，位于后石村东北，当地人称“中和塬”。据介绍，该区域在早年的文物普查中已有线索，曾采集到庙底沟二期、商、东周时期陶片，当时登记为“后石村遗址”。2020年4月至6月，为配合国道209线改线工程建设，山西省考古研究院会同吕梁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对工程用地范围内勘探发现的38座古墓葬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其中36座为东周时期墓葬，两座商代墓葬分布在墓地西南部，编号分别为M32、M21。
该项目负责人、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赵辉介绍，本次发掘最有价值的是M32墓葬。该墓葬形制为土坑竖穴墓，平面近方形，无墓道，墓底无腰坑。墓口东西长3.7米、南北宽3.5米，墓室面积约13平方米，葬具为一椁一棺。墓葬被发现时，墓主人位于棺盖板上方，且头骨及上肢骨扰动严重，身下留有大面积朱砂痕迹。出土有铜、陶、骨、贝、蚌等共计51件(组)，其中海贝(贝币)39件，毛蚶壳、骨环各3件，青铜短剑、绿松石管、蚌饰、陶罐、陶盆、陶三足瓮残片各1件。
该墓葬出土的青铜短剑与陶罐、陶盆、三足瓮3件陶器形制都很特别，可比较的同类器型较为少见。陶罐，小口矮颈圆肩，通体装饰绳纹，与之类似的小口罐多见于李家崖文化分布区。陶盆，平底敞口，器壁厚薄不匀，有明显的泥条盘筑痕迹，腹部先通体装饰竖向绳纹，后又在修整器壁时大部分被抹掉。三足瓮与李家崖文化同类器相比，瓮足与器身交接处弧度较平缓，转折不明显。特别是青铜短剑的镂空剑柄、柳叶形矛身，有浓郁的北方草原文化气息。目前可见与之形制最接近的有两件，均是在俄罗斯东北部的雅库特地区采集所得。
赵辉分析说，从墓葬规模来看，M32墓葬墓主人很有可能是吕梁山土著集团的最高级别的贵族。墓葬椁室上半部分明显的火烧痕迹、墓主人遭严重扰动等暴力毁墓现象，揭示了该区域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复杂政治形势；其近方形的墓葬形制，为了解该区域高等级墓葬特征提供了新启示。
15日从山西省考古研究院获悉，考古工作者在山西省吕梁市离石区信义镇后石村清理发掘出38座商周时期古墓葬，两座为商代墓葬。其中，编号为M32的商代墓葬是目前在晋陕高原黄河两岸发现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商代墓葬。出土的特殊形制青铜短剑为国内首次发现，是近年来晋陕高原商代考古的重要突破。
本次发现的墓葬群，位于后石村东北，当地人称“中和塬”。据介绍，该区域在早年的文物普查中已有线索，曾采集到庙底沟二期、商、东周时期陶片，当时登记为“后石村遗址”。2020年4月至6月，为配合国道209线改线工程建设，山西省考古研究院会同吕梁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对工程用地范围内勘探发现的38座古墓葬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其中36座为东周时期墓葬，两座商代墓葬分布在墓地西南部，编号分别为M32、M21。
该项目负责人、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赵辉介绍，本次发掘最有价值的是M32墓葬。该墓葬形制为土坑竖穴墓，平面近方形，无墓道，墓底无腰坑。墓口东西长3.7米、南北宽3.5米，墓室面积约13平方米，葬具为一椁一棺。墓葬被发现时，墓主人位于棺盖板上方，且头骨及上肢骨扰动严重，身下留有大面积朱砂痕迹。出土有铜、陶、骨、贝、蚌等共计51件(组)，其中海贝(贝币)39件，毛蚶壳、骨环各3件，青铜短剑、绿松石管、蚌饰、陶罐、陶盆、陶三足瓮残片各1件。
该墓葬出土的青铜短剑与陶罐、陶盆、三足瓮3件陶器形制都很特别，可比较的同类器型较为少见。陶罐，小口矮颈圆肩，通体装饰绳纹，与之类似的小口罐多见于李家崖文化分布区。陶盆，平底敞口，器壁厚薄不匀，有明显的泥条盘筑痕迹，腹部先通体装饰竖向绳纹，后又在修整器壁时大部分被抹掉。三足瓮与李家崖文化同类器相比，瓮足与器身交接处弧度较平缓，转折不明显。特别是青铜短剑的镂空剑柄、柳叶形矛身，有浓郁的北方草原文化气息。目前可见与之形制最接近的有两件，均是在俄罗斯东北部的雅库特地区采集所得。
赵辉分析说，从墓葬规模来看，M32墓葬墓主人很有可能是吕梁山土著集团的最高级别的贵族。墓葬椁室上半部分明显的火烧痕迹、墓主人遭严重扰动等暴力毁墓现象，揭示了该区域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复杂政治形势；其近方形的墓葬形制，为了解该区域高等级墓葬特征提供了新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