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五年，法国大选又见“马勒决”。然而，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往日重现，面对内政外交的病症，法国各党派愈加迷失，社会也愈加分化。
稍加分析选票数据，就不难看出法国政治生态的分裂态势。在政治谱系上，传统中间派政党支持率比五年前大幅下降，传统右翼共和党候选人得票率不到5%，取而代之的是立场鲜明反体制的极左和极右翼政党。在选举地图上，分庭抗礼之势明显，马克龙的选民基础虽比五年前缩水很多，但巴黎主要市镇和西部选民仍协助其拿下相对多数票。同时，法国右翼势力社会土壤剧烈膨胀，受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冲击严重的法国东北部、南部沿海以及蓝领工人聚集的城市远郊成为“国民联盟”的票仓。在选民年龄上，中间派马克龙仅在60岁以上选民中获得优势，中青年选民更多投给代表极右翼的勒庞和极左翼的梅朗雄，年龄代际分歧明显。另外，投票弃权率体现出选民矛盾心理。民众迫切需要能够改变现状的领导人，但又对选举游戏充满厌倦和怀疑情绪，致使较高的投票弃权率甚至抗议性投票。
法国大选的种种裂痕，是欧洲日益破碎和撕裂的缩影。一方面，多重危机动摇了欧洲社会的经济基础。马克龙过去五年的政绩乏善可陈，“欧洲战略自主”一直停留在口号上，一系列改革遇阻、成效不佳，未能解决税收和高福利支出的矛盾，反而造成公共债务高企等新混乱，加剧了收入不平等问题。在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叠加背景下，包括法国在内的欧洲食品和能源价格飙升，高通胀和低增长并行，供应链持续紧张，民众生活受到极大冲击。由于经济持续下滑，选民对传统政客的不信任和厌恶，正转化为对极端政党的支持，诸如意大利五星运动党、法国“国民联盟”、德国选项党等民粹政党有的已经上位，有的正在掌握权力的路上。
另一方面，作为“粘合剂”的社会共识渐渐消失，使欧洲制度大厦面临瓦解。欧洲一体化将东西罗马解体以来分裂的欧洲以现代的超国家形式凝聚在一起，但仍无法掩盖各国政治结构同一性的不足，只能以“文化共同体的欧洲”来凝聚这个地理概念。当前对欧盟的怀疑情绪充斥于各国政治氛围中，欧洲一体化前途未卜。整个欧洲“群岛化社会”中，按照种族、民族、宗教、阶层等不同标准，人群被细化区分，进而产生隔阂，对立和仇视不断。互联网时代的选举模式，更为极端小众政党及非典型政客提供了舞台，民粹化和极端文化的传播进一步割裂着社会共识。当民粹主义者的诉求主体愈发从“我们”变成了“我”，其政治参与的组织性和目标性也势必进一步弱化。
种种问题，症结还是欧洲积弊深重与革新乏力之间的矛盾。具体表现为政党利益与国家利益的矛盾，精英阶层与底层民众的矛盾，战略自主与北约身不由己的矛盾——而这些矛盾的化解也非朝夕之功，在可预见的将来，欧洲社会的裂缝将持续扩大。
（作者系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讲师，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时隔五年，法国大选又见“马勒决”。然而，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往日重现，面对内政外交的病症，法国各党派愈加迷失，社会也愈加分化。
稍加分析选票数据，就不难看出法国政治生态的分裂态势。在政治谱系上，传统中间派政党支持率比五年前大幅下降，传统右翼共和党候选人得票率不到5%，取而代之的是立场鲜明反体制的极左和极右翼政党。在选举地图上，分庭抗礼之势明显，马克龙的选民基础虽比五年前缩水很多，但巴黎主要市镇和西部选民仍协助其拿下相对多数票。同时，法国右翼势力社会土壤剧烈膨胀，受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冲击严重的法国东北部、南部沿海以及蓝领工人聚集的城市远郊成为“国民联盟”的票仓。在选民年龄上，中间派马克龙仅在60岁以上选民中获得优势，中青年选民更多投给代表极右翼的勒庞和极左翼的梅朗雄，年龄代际分歧明显。另外，投票弃权率体现出选民矛盾心理。民众迫切需要能够改变现状的领导人，但又对选举游戏充满厌倦和怀疑情绪，致使较高的投票弃权率甚至抗议性投票。
法国大选的种种裂痕，是欧洲日益破碎和撕裂的缩影。一方面，多重危机动摇了欧洲社会的经济基础。马克龙过去五年的政绩乏善可陈，“欧洲战略自主”一直停留在口号上，一系列改革遇阻、成效不佳，未能解决税收和高福利支出的矛盾，反而造成公共债务高企等新混乱，加剧了收入不平等问题。在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叠加背景下，包括法国在内的欧洲食品和能源价格飙升，高通胀和低增长并行，供应链持续紧张，民众生活受到极大冲击。由于经济持续下滑，选民对传统政客的不信任和厌恶，正转化为对极端政党的支持，诸如意大利五星运动党、法国“国民联盟”、德国选项党等民粹政党有的已经上位，有的正在掌握权力的路上。
另一方面，作为“粘合剂”的社会共识渐渐消失，使欧洲制度大厦面临瓦解。欧洲一体化将东西罗马解体以来分裂的欧洲以现代的超国家形式凝聚在一起，但仍无法掩盖各国政治结构同一性的不足，只能以“文化共同体的欧洲”来凝聚这个地理概念。当前对欧盟的怀疑情绪充斥于各国政治氛围中，欧洲一体化前途未卜。整个欧洲“群岛化社会”中，按照种族、民族、宗教、阶层等不同标准，人群被细化区分，进而产生隔阂，对立和仇视不断。互联网时代的选举模式，更为极端小众政党及非典型政客提供了舞台，民粹化和极端文化的传播进一步割裂着社会共识。当民粹主义者的诉求主体愈发从“我们”变成了“我”，其政治参与的组织性和目标性也势必进一步弱化。
种种问题，症结还是欧洲积弊深重与革新乏力之间的矛盾。具体表现为政党利益与国家利益的矛盾，精英阶层与底层民众的矛盾，战略自主与北约身不由己的矛盾——而这些矛盾的化解也非朝夕之功，在可预见的将来，欧洲社会的裂缝将持续扩大。
（作者系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讲师，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