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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亚洲行看拜登政府的焦虑与困境

   日期:2022-05-25 06:51:41     浏览:16    评论:0    

5月20日至24日,美国总统拜登先后访问韩国、日本,并在东京参加“四方安全对话”首脑峰会。对于就任总统以来的首次亚洲之行,拜登多次表态是为了推动印太地区稳定、和平与繁荣,但其所作所为却与此背道而驰。

拜登政府上台后,在外交方面首先希望修复特朗普时期受损的美欧关系,同时对印太地区投注了更多战略关注。在笔者看来,此番姗姗来迟的亚洲行,可谓“四位一体、环环相扣”:一是渲染地区安全威胁,强化对抗性的军事联盟,增加自身领导力和盟友战斗力。二是启动印太经济框架,构建排他性的经济集团,提升自身经济领导地位。三是深化高端技术合作,巩固垄断性的技术地位,强化对高科技的出口管制。四是抢先制定规则标准,形塑西方主导的规则体系,巩固西方国际规则制定权。

近些年,全球经济格局深刻变化,导致国际权力格局随之革新,突出表现就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群体相对衰落,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茁壮成长,国际权力中心由大西洋地区逐渐向印太地区转移。这样的大背景下,美国政府维护世界霸权的危机感、焦虑感、紧迫感不断加剧。以此审视拜登的亚洲之行,本质上围绕着“借力”“聚力”“合力”展开:“借力”就是愈发重视并深化与军事盟友、合作伙伴的关系,以借助其力量维护美国在印太地区的主导地位;“聚力”就是减少美国在其他地区的消耗,将有限的战略资源集中到印太等重要地区以及经济和技术等重要领域;“合力”则是整合印太地区内外战略资源,从而提升美国应对大国战略竞争的能力。

虽然理想很丰满,但现实恐怕难遂其愿。首先,拜登政府面临着典型的大国战略困境,即战略资源与战略目标之间的失衡。为维护在印太地区的主导地位,美国必然需要加大战略资源投入,但经济复苏乏力和执政效率低下的现实导致其可调配的资源捉襟见肘。如此一来,这番战略目标便失去了实现基础,成为无源之水。其次,由于政策多样、利益多元、矛盾多发,拜登难以整合印太盟友形成合力。别的不说,仅与美国在印太地区最为亲密的韩国和日本,就因为历史恩怨和现实纠纷而难以实现有效合作,美日韩三边合作机制空心化、空转化、空洞化早已是不争的事实。最后,拜登的亚洲之行充斥着浓厚的冷战思维,可谓“身体进入了21世纪,大脑还停留在冷战时代”,与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时代趋势格格不入。

从历史上看,搞集团性对抗是美国打压所谓竞争者的惯用手法,拜登的亚洲之行正是这样一种延续。但这些年太多事实已经证明,美国今日之实力已远远跟不上其打的算盘,种种阻遏招数基本上都是虚张声势、虎头蛇尾,也不是一次两次踢到铁板。更不用说冷战思维、划线思维、对抗思维,早已为当今世界所不愿、不想、不容,不过是其试图勉力维持的霸权外衣,注定要走向失败。就中国来说,对地区形势之变当然要重视,但不必诚惶诚恐、大惊小怪,更不必将美国那套想得无所不能,坚定信心、保持定力、做好自己,自然能看清谁才站在历史正义的一方。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5月20日至24日,美国总统拜登先后访问韩国、日本,并在东京参加“四方安全对话”首脑峰会。对于就任总统以来的首次亚洲之行,拜登多次表态是为了推动印太地区稳定、和平与繁荣,但其所作所为却与此背道而驰。

拜登政府上台后,在外交方面首先希望修复特朗普时期受损的美欧关系,同时对印太地区投注了更多战略关注。在笔者看来,此番姗姗来迟的亚洲行,可谓“四位一体、环环相扣”:一是渲染地区安全威胁,强化对抗性的军事联盟,增加自身领导力和盟友战斗力。二是启动印太经济框架,构建排他性的经济集团,提升自身经济领导地位。三是深化高端技术合作,巩固垄断性的技术地位,强化对高科技的出口管制。四是抢先制定规则标准,形塑西方主导的规则体系,巩固西方国际规则制定权。

近些年,全球经济格局深刻变化,导致国际权力格局随之革新,突出表现就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群体相对衰落,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茁壮成长,国际权力中心由大西洋地区逐渐向印太地区转移。这样的大背景下,美国政府维护世界霸权的危机感、焦虑感、紧迫感不断加剧。以此审视拜登的亚洲之行,本质上围绕着“借力”“聚力”“合力”展开:“借力”就是愈发重视并深化与军事盟友、合作伙伴的关系,以借助其力量维护美国在印太地区的主导地位;“聚力”就是减少美国在其他地区的消耗,将有限的战略资源集中到印太等重要地区以及经济和技术等重要领域;“合力”则是整合印太地区内外战略资源,从而提升美国应对大国战略竞争的能力。

虽然理想很丰满,但现实恐怕难遂其愿。首先,拜登政府面临着典型的大国战略困境,即战略资源与战略目标之间的失衡。为维护在印太地区的主导地位,美国必然需要加大战略资源投入,但经济复苏乏力和执政效率低下的现实导致其可调配的资源捉襟见肘。如此一来,这番战略目标便失去了实现基础,成为无源之水。其次,由于政策多样、利益多元、矛盾多发,拜登难以整合印太盟友形成合力。别的不说,仅与美国在印太地区最为亲密的韩国和日本,就因为历史恩怨和现实纠纷而难以实现有效合作,美日韩三边合作机制空心化、空转化、空洞化早已是不争的事实。最后,拜登的亚洲之行充斥着浓厚的冷战思维,可谓“身体进入了21世纪,大脑还停留在冷战时代”,与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时代趋势格格不入。

从历史上看,搞集团性对抗是美国打压所谓竞争者的惯用手法,拜登的亚洲之行正是这样一种延续。但这些年太多事实已经证明,美国今日之实力已远远跟不上其打的算盘,种种阻遏招数基本上都是虚张声势、虎头蛇尾,也不是一次两次踢到铁板。更不用说冷战思维、划线思维、对抗思维,早已为当今世界所不愿、不想、不容,不过是其试图勉力维持的霸权外衣,注定要走向失败。就中国来说,对地区形势之变当然要重视,但不必诚惶诚恐、大惊小怪,更不必将美国那套想得无所不能,坚定信心、保持定力、做好自己,自然能看清谁才站在历史正义的一方。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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