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天津6月9日电 记者从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获悉，2022年5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联合蓟州区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对白马泉村北墓地进行正式考古发掘，目前已经清理完成东汉、唐辽及明清时期墓葬30余座，出土各类文物标本近200件。
白马泉村北墓地位于蓟州区城关镇白马泉村北部，府君山脚下，南距蓟州区独乐寺约1000米。上世纪九十年代，天津考古部门曾在与墓地相邻的白马泉村东南发掘唐代墓葬2座。2021年，因建设工程需要，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对白马泉村北墓地进行考古勘探，发现不同时期古代墓葬60座。
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白马泉村北墓地考古发掘现场负责人尹承龙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此次白马泉村北墓地考古发掘工作共发现四座汉墓，其中三座已经完成清理；这次汉墓保存相对完整，墓中出土器物组合关系完好，对断代和身份确认有很大帮助，根据目前墓中陪葬品初步判断，这三座汉墓主人的身份应该是汉代小地主阶层。”
本次发掘的汉墓中，M12为单室墓，由墓道、甬道、墓室、东耳室几部分组成，平面呈刀型，墓室顶部已坍塌，在墓室北部残存两具棺痕，随葬品有陶罐、盆、奁、盘、案、耳杯、勺、仓、灶井、圈、动物俑，铜镜、铜钱，石黛板、研黛器等，主要位于墓室南侧明器台及耳室附近。
M10为前后双室墓，由墓道、甬道、前室、后室几部分组成，前室呈横长方形，后室为竖长方形，前后室间由甬道相连，后室铺地砖上残存有棺痕，随葬品有陶瓮、罐、盆、盒、盘、案、耳杯、仓、灶、井，铜钱等，主要位于前室。
M7为双后室前后双室墓，由墓道、甬道、前室和双后室几部分组成，前室与双后室之间有通道，前室为横长方形，二后室皆为竖长方形，右后室铺地砖上残存有棺痕，随葬品有陶罐、盆、盘、案、耳杯、仓、灶、井，铜钱等，主要位于前室。
据介绍，这三座汉墓墓室形制呈现出“第宅化”特征，随葬品不见仿制陶礼器，而以实用器以日常用器和模型明器为主，体现出“生活化”的特征。根据3座墓葬的分布规律推断，有可能是一处家族墓地。
本次考古发掘除汉墓以外，还有唐、辽、明、清时期墓葬。截至目前，已清理完成唐代墓葬10座，分布较为零散，破坏严重。清理完成辽代墓葬2座，破坏严重。清理完成明清时期墓葬10余座。
天津地区唐辽(宋)时期墓葬总体发现数量较少，本次考古勘探一次性集中发现唐辽时期墓葬数量近20座，这在以往是没有的。墓葬虽因盗扰破坏严重，随葬品较少，但墓葬的基本形制和结构清楚，出土遗物特征明显，为建立天津地区唐辽时期墓葬的考古学年代标尺和综合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
中新社天津6月9日电 记者从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获悉，2022年5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联合蓟州区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对白马泉村北墓地进行正式考古发掘，目前已经清理完成东汉、唐辽及明清时期墓葬30余座，出土各类文物标本近200件。
白马泉村北墓地位于蓟州区城关镇白马泉村北部，府君山脚下，南距蓟州区独乐寺约1000米。上世纪九十年代，天津考古部门曾在与墓地相邻的白马泉村东南发掘唐代墓葬2座。2021年，因建设工程需要，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对白马泉村北墓地进行考古勘探，发现不同时期古代墓葬60座。
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白马泉村北墓地考古发掘现场负责人尹承龙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此次白马泉村北墓地考古发掘工作共发现四座汉墓，其中三座已经完成清理；这次汉墓保存相对完整，墓中出土器物组合关系完好，对断代和身份确认有很大帮助，根据目前墓中陪葬品初步判断，这三座汉墓主人的身份应该是汉代小地主阶层。”
本次发掘的汉墓中，M12为单室墓，由墓道、甬道、墓室、东耳室几部分组成，平面呈刀型，墓室顶部已坍塌，在墓室北部残存两具棺痕，随葬品有陶罐、盆、奁、盘、案、耳杯、勺、仓、灶井、圈、动物俑，铜镜、铜钱，石黛板、研黛器等，主要位于墓室南侧明器台及耳室附近。
M10为前后双室墓，由墓道、甬道、前室、后室几部分组成，前室呈横长方形，后室为竖长方形，前后室间由甬道相连，后室铺地砖上残存有棺痕，随葬品有陶瓮、罐、盆、盒、盘、案、耳杯、仓、灶、井，铜钱等，主要位于前室。
M7为双后室前后双室墓，由墓道、甬道、前室和双后室几部分组成，前室与双后室之间有通道，前室为横长方形，二后室皆为竖长方形，右后室铺地砖上残存有棺痕，随葬品有陶罐、盆、盘、案、耳杯、仓、灶、井，铜钱等，主要位于前室。
据介绍，这三座汉墓墓室形制呈现出“第宅化”特征，随葬品不见仿制陶礼器，而以实用器以日常用器和模型明器为主，体现出“生活化”的特征。根据3座墓葬的分布规律推断，有可能是一处家族墓地。
本次考古发掘除汉墓以外，还有唐、辽、明、清时期墓葬。截至目前，已清理完成唐代墓葬10座，分布较为零散，破坏严重。清理完成辽代墓葬2座，破坏严重。清理完成明清时期墓葬10余座。
天津地区唐辽(宋)时期墓葬总体发现数量较少，本次考古勘探一次性集中发现唐辽时期墓葬数量近20座，这在以往是没有的。墓葬虽因盗扰破坏严重，随葬品较少，但墓葬的基本形制和结构清楚，出土遗物特征明显，为建立天津地区唐辽时期墓葬的考古学年代标尺和综合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