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重心暂时从城市转向农村
随着全国解放形势的发展，国民党军队在浙江大陆的主力大部逃跑或被我军歼灭以后，潜伏的武装匪特纷纷出笼，成为非常突出的一大祸害。全省匪患严重，仅武装股匪就有300余股，30000余人，1949年8月份增加到53000余人。他们盘踞全省大部农村，并逐渐向城市蔓延。全省形势一时形成“我占城市，敌占农村”的局面。
当我军和地方工作干部集中在城市及交通线忙于接管，尤其是当我入浙野战军大部相继离浙向福建和西南进军的时候，土匪活动猖獗到了极点。他们频繁袭击县区乡政府，杀害各级干部、警卫战士、农民积极分子，第三野战军后勤副司令李后坤同志在经过金华地区东阳县境时就遭到土匪的袭击而牺牲;
他们扰乱社会治安，破坏新生的人民政权，还公然建立县政府、专员公署、行政公署等伪政权，与人民政权相对抗;他们伏击汽车、轮船，破坏城乡交通;他们拒用人民币，造成人民币贬值，物价暴涨;他们对城市实行封锁，隔绝城乡间的流通，农村物资无法进城，工业产品不能下乡，致使工厂原料缺乏，销路阻滞，而农民的农副产品如蚕茧、竹笋、茶叶等又卖不出去，人民生活极度困难;他们控制着粮食，破坏征粮工作。加上入夏后，连降暴雨，农村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水灾，杭州以东、钱塘江两岸严重被淹的农田有483425亩，轻度受灾的则有1772523亩，损失稻谷6011267担，造成城市吃粮困难。当时仅杭州就缺12万担至15万担粮食，还有全省驻军和在浙江准备南下作战的50万大军的吃饭问题，民食、军粮同时告急。浙江面临着严峻的困难，急需省委立即采取措施予以解决。
当时，接管城市的工作即将基本完成，谭震林大胆提出并和我商议，我们仅有城市，没有农村是不成的，必须尽快开展农村工作，以利于更好地克服当前城市遇到的困难和加强城市工作，我们执行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把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城市，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总方针、总任务，要紧密结合浙江实际。
1949年6月15日，省委召开了解放后第一次扩大会议，果断地做出了把党的主要力量由接管城市转人农村的重大部署，并确定了农村工作的四大任务:剿匪、反霸、生产救灾、征粮。随后，中共中央批准华中局把工作重心移人农村的建议。中央的批示在指导方针上比10天前省委的部署更加明确。
7月2日，省委发布了《关于七、八、九三个月工作的决定》，决定这三个月工作以剿匪、反霸为中心。随即我们又按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必须准备把210万野战军全部地化为工作队”的精神，于7月8日、9日连续发出了野战军实现工作队化的指示。驻浙野战军迅即组织了1万人的工作队，奔赴农村。在地方党委的统一领导下，由野战军干部、地方干部、新参加工作的青年学生三结合组成的工作队，8月上旬都到达了工作岗位。工作队通过访贫问苦，宣传政策，帮助农民劳动，逐步了解情况，组织群众，发展生产，开展剿匪、反霸斗争，农村的面貌开始发生变化，农村工作的力量也得以加强。
到12月份，全省工作队人数由1万发展到3万，其中野战军干部1万，青年学生1万，南下干部7000，还有3000是从农村积极分子中提拔起来的，工作队于1950年初基本完成省委下达的任务，为农村工作的开展做出了贡献，同时也锻炼造就了一支农村干部队伍。
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以后，第七兵团兼浙江军区即遵照省委会议的精神，部署了剿匪作战计划，确定并贯彻了“军事清剿、政治瓦解、发动群众武装自卫”相结合，而以发动群众武装自卫为主的剿匪方针。仅8月份，就进行剿匪战斗280多次，歼匪30多股共8053名。经过重点清剿、分散驻剿和跟踪追剿，到1951年底，浙江内陆的残匪基本肃清，社会秩序日趋稳定。
随着农村工作的深入，群众初步发动起来，要求减租的呼声日益高涨，有的地方已经出现了拒绝交租的现象。而对于新解放区的减租问题，中央、华东局在我军渡江前的指示，是大约要一年或两年后才能实行。面对新情况，如何正确执行中央和华东局的指示呢?谭震林根据广大农民的要求，与我交换意见后，不失时机地向省委提出了提前(杭州解放后才四个月)实行减租的建议。省委研究同意，报经华东局批准，决定提前在全省开展减租运动。9月29日，我们根据《华东新区农村减租暂行条例(草案)》，公布了《浙江省人民政府执行华东新区农村减租暂行条例实施补充办法》，作为全省减租运动的暂行条例。
10月16日，省委又发出《关于减租问题的指示》，指出减租是实行土地改革必不可少的过程，减租越彻底，发动群众越充分，土地改革就可提早进行。减租运动顺乎民意，开展顺利。10月27日，我们就反霸、减租斗争中的八个政策性问题向华东局并毛主席作了《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报告》，中央即转发各地，认为这些问题“值得注意”，省委的报告“很好”、“很有用”。
经过工作队下乡、剿匪、减租等工作，到12月初，全省农村情况已发生了根本变化:85%的地区的股匪已被消灭与击溃，恶霸统治势力受到重大打击，在一般地区已不敢作公开正面抵抗;农民已积极行动起来，他们在政治上翻了身，又在减租中获得了经济上的根本利益，积极性空前高涨;城乡交通逐步恢复，城市情况也随之好转。1950年7月，中共浙江省第二次代表会议又确定农村工作由六大任务(指剿匪、反霸、生产救灾、征粮、减租、组织群众)改变为两大任务:全力领导大生产运动和争取在秋收以前全省绝大部分地区准备好开展土地改革的条件。
自1949年6月把工作重心转入农村，到1951年3月召开第六次省委扩大会议，期间经过一年又九个月的艰苦工作，我们争取了农业丰收，解决了主要土特产的滞销困难，促进了城市工业生产的恢复并有个别发展，取得了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运动和稳定物价等工作的重大胜利，度过了全国解放后浙江最困难的岁月。在第六次省委扩大会议上，谭震林代表省委郑重宣告，“浙江的开荒阶段应该是结束了，今后必须转变过去这一年多来党把主要注意力、主要时间放在农村里的情况，应该按照党中央二中全会决议的指示，把党的重心放在城市，依靠城市领导农村，依靠工人领导农民，只有如此才不致犯重大的错误，才不致陷自己于被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