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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感情被金钱稀释,弱女子展开了复仇计划!1998年河南情杀案

   日期:2023-03-05 09:00:10     来源:[db:出处]    作者:[db:作者]    浏览:7    评论:0    

原标题:十年感情被金钱稀释,弱女子展开了复仇计划!1998年河南情杀案

导语:因为爱情,她走出家庭,投入一个男人的怀抱;因为爱情,她默默地忍受这个男人的折磨;当所有的爱变成恨时,她在沉默中爆发,代价是自由甚至生命。

1998年3月13日,是傅玉燕终生难忘的日子,也是令她伤心欲绝的日子,这一天的痛苦将使她铭记一生。

这一天是周末,下午5点多,傅玉燕打点好了自己的店铺,像往常一样驱车直奔位于郑州郊区的娘家。半小时后,她将车停在了父母家的楼下,随后到附近的市场买了一些半成品食物。6点多,傅玉燕有些疲惫地爬上了五楼,按响了家中的门铃,等了几分钟,还没人开门。她一边嘟哝着“人都到哪儿去了”,一边掏出钥匙开了门。屋内的情景使她顿时目瞪口呆,茫然不知所措:她的弟弟傅国忠血淋淋地躺在地板上,一阵阵刺鼻的臭味向她袭来。

呆立了几分钟,傅玉燕发疯似的迅速在弟弟的鼻孔处试了一下,她彻底绝望了。随即是一种恐惧的感觉和刺骨的寒冷直袭她的全身,她不由自主地向屋外倒退。她跌跌撞撞地跑下楼,脑子里只有三个数字:110。其他的就再也容不下了。

经过周密的调查取证,4月13日,警方逮捕了三名犯罪嫌疑人。在大量的事实和证据面前,三人被迫供认了全部犯罪事实。

三名犯罪嫌疑人之一的杨萍是死者傅国忠的前女友,时年29岁,身份是郑州某商店经理。4月14日,预审员再次提审了杨萍。面对预审员锐利的目光,杨萍显得有些慌乱。她沉思了一会儿,似乎在努力使自己镇静下来。几分钟后,杨萍说了一句:“嗨,干脆都告诉你们吧。”望着天花板,她边想边说。

1988年夏天,杨萍高考落榜,心情很郁闷。一天下午,一个女友打电话邀杨萍参加她的生日聚会,去散散心。杨萍本来不想去,但经不住女友再三邀请,最后还是答应了。在热闹的聚会中,杨萍渐渐想开了,跟着人们玩得挺高兴。就是在这次生日聚会上,她认识了傅国忠。这是一个长得挺不错的小伙子,杨萍只觉得他老盯着自己看。没过几天,傅国忠通过那个朋友找到了杨萍,约她一起出去玩,杨萍因为没事,也就去了。交往一段时间后,他们恋爱了。

当时杨萍19岁,傅国忠22岁。那段日子杨萍过得很高兴,很快就忘掉了高考落榜的不快。没多久,杨萍的父母知道了这事,说了她一顿,但怕她想不开,也就没怎么拦着。于是,两人的关系迅速发展。

当年冬末,杨萍怀孕了,她心里很害怕,偷偷摸摸地做了流产。但没多久她的父母就知道了这件事,骂她、训她,强烈反对她和傅国忠来往,并为此采取了很多措施。杨萍很快就跟家里人完全闹僵了。她不理会家人的反对,放弃了复读一年再参加高考的机会,从家里逃出去找到了傅国忠。傅国忠说他家里住不下,就在他的一个朋友那里找了一间平房,两人就在这间平房里同居了。

杨萍感觉这间小平房就是自己的家,她每天闭门不出,将狭小的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做好晚饭,等傅国忠下班。虽然日子过苦,但杨萍认为自己拥有女人渴情,她死心塌地地跟着傅国忠。

1989年夏季的一天,傅国忠回家告诉杨萍说厂子快不行了,产品卖不出去,效益不好,要裁人。他要停薪留职,和几个要好的朋友出去闯荡。有一天晚上,傅国忠喝了不少酒回来,兴奋地告诉杨萍,他准备租一个门面开一家卖磁带的小铺子。杨萍不太关心这些事,一心只想着收拾好这个家,侍候好傅国忠,做他的“贤妻”。一个月后,那个计划中的小铺子开张了,老板就是傅国忠和那个借房给他俩住的朋友。生意挺好,傅国忠的收入比在厂子里多得多。平时傅国忠也常给她讲些店里的事,杨萍由此开始接触这方面的生意。

1990年春节,傅国忠和合伙开店的朋友闹翻了,他一气之下退出不干了。朋友的房子住不下去了,两个人不得不搬到了傅国忠家里。

起初,杨萍还想延续以往男外女内的日子。但在第一个星期里,她就明显地感觉到傅家根本不欢迎她的到来,傅国忠的父母对她明显有些冷淡,话里话外透出她是一个坏女人,是祸水,是她把他们的好儿子给拖下水,没正式工作了,被迫在社会上漂着,也学坏了。杨萍想回自己家,但觉得面子上过不去。她安慰自己,反正是跟定傅国忠了,嫁他就随他吧,婆媳关系自古就难相处,那就忍着点吧。

但那种平静而热烈、一切只为了爱情的日子逐渐被一种严峻的现实打碎:必须要有钱维持生活,总不能就这么靠着家里,靠着以前攒下的不多的钱过日子。于是杨萍和傅国忠就合计着自己做生意。

经过近两个月的筹划,到初夏时节,杨萍筹了些钱,租了铺面,又开了一间小音像商店。她不想在傅家闲待着,便去店里帮着傅国忠打点。

1995年是一个转折点,杨萍和傅国忠熬过了惨淡经营的日子,对这一行摸着门了,并逐渐游刃有余。杨萍自己也不知道这一年为什么这么顺,似乎根本不怎么操心和费力,大把大把的钞票就进了口袋。他们的钱越来越多。有了经济基础,杨萍和傅国忠便买了车,买了房,搬出了傅家。

1995年秋天,杨萍和傅国忠开始筹备结婚的事,同时还想再找两家铺面,把生意做大一点。他们开始分头分工做一些事情了。也就是在这时候,傅国忠结识了许多新经济基础上的朋友,他偶尔醉醺醺地回来,有时干脆在外过夜,对杨萍的态度也时好时坏。杨萍却没怎么在意。

由于店里生意忙,两人结婚的事推迟了。1996年夏天,两家新铺子正式开业。杨萍和傅国忠一人主管一个。傅国忠常常不回家,杨萍问他时,他总没好气地说忙。即使回到家,他也没什么好脸色。杨萍问他生意怎么样,他总说凑合。过了一阵,杨萍感觉有点不对劲,就常常在打点好了自己的店铺后,去傅国忠那边看看,发觉他总不在,店里一团糟,店员都不知道他去哪儿了。杨萍不免有些气愤,回家后就盘问傅国忠,他先是胡扯,后来是发火。杨萍劝他珍惜,好好做生意,踏踏实实过日子,但每一次没等她说完,傅国忠便极不耐烦地说:“你烦不烦,有完没完?”后来杨萍才知道傅国忠是在赌场、酒吧和歌舞厅里混日子。杨萍很伤心,却无计可施。

1995年冬天,杨萍开始照料两个店铺的生意。傅国忠对她的态度日渐恶劣,回家的次数很少,还常常当着店员的面嘲讽、辱骂她。为此杨萍感到心灰意冷。

1996年很快就过去了。12月25日那天,渴望傅国忠回心转意的杨萍特意为他买了一只镶钻的雷达金表,早早地关了店门,回到家里,从饭店订了酒菜,等着傅国忠回家。谁知傅国忠一夜未归,杨萍独守空房,睁着眼静静地想了一夜,也伤心了一夜。第二天快到中午时,傅国忠才满眼猩红地带着一身酒气回到家里,杨萍见他极度疲惫的样子,一肚子的火气变成了心痛,没说什么就扶着他去休息了。可是她心里特别难受,还专门为此去寺庙里烧香,希望情况好转一些。

在1997年新年的钟声里,杨萍默默地祈祷,心里期盼着新年能带着她重温旧日的爱情。过年后,她多次向傅国忠提起结婚的事,每一次得到的都是一样的回答:“结什么婚,你烦不烦?”此后傅国忠对她的态度更恶劣了,常常打她、骂她。

1997年6月的一天,傅国忠喝了一夜的酒后,早上一回到店里,就让店员把钱给他。杨萍问:“干嘛去呀,今儿的钱还没有呢。”当时她正在点货,话音刚落,傅国忠不知从哪里拿出一把刀就向她砍过去,她本能地闪了一下,只觉得有血顺着额头流下来。在店员的扶持下,她去医院缝了6针。临出店门时,傅国忠还在店里骂骂咧咧。从医院出来后她在家里养了两天,就没见过傅国忠的影子。杨萍对自己说,该结束了。自此后她不再管傅国忠的生意。杨萍和傅国忠有很长时间没见面。

1997年9月,杨萍找到傅国忠,提出分手,想好聚好散。但是她心里还想着给傅国忠最后一次挽回的机会。她想,要是傅国忠有悔意,跟她说点好话,她一定会原谅他,并且可以马上就和他结婚。她甚至想赶快有一个小孩。但傅国忠的回答彻底斩断了她的幻想。傅国忠一脸无赖的表情,对她说:“分就分吧,但我有条件,现在没想好。”杨萍问他有什么条件,他“嘿嘿”两声,没再说话。杨萍以为这就已经结束了。

和傅国忠分手后,杨萍感到很空虚,情绪低落,于是她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生意上。她常常想起父母的好处,回家的次数渐渐多了,跟家人的关系也逐渐好转。杨萍的父母对女儿很关心,常常唠叨:别死心眼,在一棵树上吊死,你的岁数也不小了,找个合适的、老实本分一点的,结婚算了。杨萍总是懒懒地回答:看吧。

几个月后,杨萍的心情基本平静了,过去的事好像真的过去了。

1998年初,杨萍认识了一个比她小几岁的大学生陆远,本本分分的一个人。杨萍在一次聚会中注意到这个陌生人,他有点不善言辞,略带腼腆,但杨萍觉得他表面平和的目光里带着一些锐利的穿透力,她相信自己的直觉。

没过多久,杨萍和陆远就因为生意开始频繁地接触,她有了较多的机会去了解这个人。她觉得和陆远很有缘分。陆远对杨萍的好感是显而易见的。杨萍常常下意识地拿陆远和傅国忠相比,渐渐地发现陆远有不少优点,他对她的关心是发自内心的、不掺假的。陆远的话不多,但他总是默默地为杨萍做任何细枝末节的事。两个人顺理成章地有了感情。在这种感情的滋润下,杨萍觉得好多了,似乎又找回了很久以前那种纯真的感觉。

就在杨萍觉得傅国忠不再能影响她的生活的时候,她突然接到了傅国忠的电话,话很简短:“杨萍吧?嘿嘿……我的条件是,你在听吗?一,给我一百万;二,不许交男朋友。你记住了?否则,哼哼……”

同样的电话,在春节后几周里,杨萍接了好几个。她想,这样下去不行,她和傅国忠之间必须有个了断,于是她打电话约傅国忠出来谈一次。见面后,杨萍对傅国忠说:“你的条件未免太过分了,开口就是100万,你凭什么要这么多?就凭你对我的打骂?我容忍了你这么多年,你现在反过来让我补偿你,你想想,你对得起我吗?要钱不说,你还要限制我交男朋友,分手以后你管得着我吗?你还有良心吗?”

傅国忠不理会杨萍的愤怒,他说他绝不会让步,还声称如果杨萍不乖乖地照他的话去做,他不会让她过一天安宁的日子。此后的几次谈判都和第一次一样不欢而散。

1998年2月3日那天,傅国忠又给杨萍打来电话:“你到底同意不同意?”杨萍说:“这种条件,我不会同意的!”她刚说完,傅国忠就啪的一声挂断了电话。

接下来发生了一连串的事情。

先是杨萍的父亲放在楼下的自行车不翼而飞,没过两天,杨萍的母亲在买菜回家的路上被一辆擦肩而过的摩托车刮了一下,骑车的人还推了她一把,她摔伤了,幸好伤势不重。肇事者飞快地逃走了,杨萍的母亲连车牌号也没来得及记下来。

3天后,早上杨萍走进自己的店里时,发现所有的商品被搬得一干二净,店员说是傅老板领人来搬走的,怎么拦也拦不住。杨萍顿时火了,转身往外走,想去找傅国忠算账。

到了傅家门口,开门的是傅国忠的母亲,她堵在门口不让杨萍进去,说傅国忠不在,紧接着傅国忠的父亲和姐姐也出来了,他们指责杨萍缠着傅国忠不放,数落她一番后,便重重地关上了门。

杨萍心情很不好,陆远常常来劝慰她,杨萍把他当成了自己的精神支柱。他们的感情平稳而踏实。

不久后的一天,陆远晚上回家,刚进胡同口,就被几个人堵住嘴拖到黑暗的角落里毒打了一顿,那帮人扔下他扬长而去,临走时抛下一句“要怨就怨杨萍吧”。

杨萍被激怒了。当晚将陆远送到医院后,杨萍收到一条传呼留言:“傅先生祝您开心,并请您不要忘记他说过的话。”这条留言,杨萍反反复复地看了好几遍,气极了,她反而平静了下来。

3月1日晚上,杨萍又接到傅国忠的电话:“怎么样,想了这么久也该想通了吧,跟我对着干吃亏的只能是你。不就两个条件吗,痛痛快快答应了多好,省得家里人和你那个小情人跟着受罪。”杨萍只是听着,一声不吭。

放下电话,杨萍喝了整整一瓶红酒,她细细回想过去跟傅国忠在一起的日日夜夜,反反复复地问自己:怎么办?最后,她的脑子里就只剩下3个字:杀了他。因为他逼得她再也没有退路了,她要报仇。

第二天,杨萍找到了曾经在她店里打过工的张松。原因很简单,她听别人说张松犯过事,进去过。晚上,杨萍专门请张松去了王府饭店,在聊天喝酒时,她开始给他讲自己的事,并委婉地表达了她的意思。在社会上混惯了的张松一听就明白了,两人很快就谈到了价钱。张松提出了5万元的价钱,杨萍根本就没还价。

过了几天,张松又找了一个帮手,是他表弟。杨萍给他们指了路,找了通讯工具,先给了他们两万。在紧张的筹备中,很快就到了3月12日。3月12日凌晨,张松给杨萍打电话说事办妥了。当时,她给他们准备好了钱,但他们没去拿,怕走漏风声。

杨萍出了一口长气,说,我说完了。

预审员问:你以上说的都是事实?

杨萍回答:是的。

预审员说:那你再看一遍,属实,在最后写上“以上记录我已全看过,全部属实”,并签上你的名字,盖上手印。

回到牢房里,杨萍一夜没睡着。一些东西把她的心搅得乱七八糟:复仇的快感和悔恨、年迈的父母伤心欲绝的脸、现在的恋人陆远,还有那个自己爱过恨过的傅国忠。杨萍蜷缩着,感觉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懦弱。

有一点,杨萍还是非常清楚的,那就是她必须为自己所做的一切付出代价。她不知道这代价是什么:自由,还是生命?杨萍的脑子里一片空白。

1998年9月,杨萍、张松被判处死刑;杨萍表弟被判处二十年有期徒刑。

许多不幸原本是有机会避免的,关键在于当事人持何种想法,通过什么途径去解决矛盾。遗憾的是很多人一时冲动便失去理智,做出无可挽回的错事。杨萍原本是个逆来顺受的弱女子,是个受害者,当无赖男人数次胁迫她并加害她的亲友后,她本来可以求助于法律,然而她没有。选择报复的手段最终也害了她自己。当她悔悟的时候,已身陷囹圄,将要付出自由与生命的沉重代价。

在为杨萍感到痛惜的同时,请不要忘了提醒自己:不要以任何事情为借口踏入法律的禁区!

(因可理解原因,文中人名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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