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因为爱情，她走出家庭，投入一个男人的怀抱；因为爱情，她默默地忍受这个男人的折磨；当所有的爱变成恨时，她在沉默中爆发，代价是自由甚至生命。
1998年3月13日，是傅玉燕终生难忘的日子，也是令她伤心欲绝的日子，这一天的痛苦将使她铭记一生。
这一天是周末，下午5点多，傅玉燕打点好了自己的店铺，像往常一样驱车直奔位于郑州郊区的娘家。半小时后，她将车停在了父母家的楼下，随后到附近的市场买了一些半成品食物。6点多，傅玉燕有些疲惫地爬上了五楼，按响了家中的门铃，等了几分钟，还没人开门。她一边嘟哝着“人都到哪儿去了”，一边掏出钥匙开了门。屋内的情景使她顿时目瞪口呆，茫然不知所措：她的弟弟傅国忠血淋淋地躺在地板上，一阵阵刺鼻的臭味向她袭来。
呆立了几分钟，傅玉燕发疯似的迅速在弟弟的鼻孔处试了一下，她彻底绝望了。随即是一种恐惧的感觉和刺骨的寒冷直袭她的全身，她不由自主地向屋外倒退。她跌跌撞撞地跑下楼，脑子里只有三个数字：110。其他的就再也容不下了。
经过周密的调查取证，4月13日，警方逮捕了三名犯罪嫌疑人。在大量的事实和证据面前，三人被迫供认了全部犯罪事实。
三名犯罪嫌疑人之一的杨萍是死者傅国忠的前女友，时年29岁，身份是郑州某商店经理。4月14日，预审员再次提审了杨萍。面对预审员锐利的目光，杨萍显得有些慌乱。她沉思了一会儿，似乎在努力使自己镇静下来。几分钟后，杨萍说了一句：“嗨，干脆都告诉你们吧。”望着天花板，她边想边说。
1988年夏天，杨萍高考落榜，心情很郁闷。一天下午，一个女友打电话邀杨萍参加她的生日聚会，去散散心。杨萍本来不想去，但经不住女友再三邀请，最后还是答应了。在热闹的聚会中，杨萍渐渐想开了，跟着人们玩得挺高兴。就是在这次生日聚会上，她认识了傅国忠。这是一个长得挺不错的小伙子，杨萍只觉得他老盯着自己看。没过几天，傅国忠通过那个朋友找到了杨萍，约她一起出去玩，杨萍因为没事，也就去了。交往一段时间后，他们恋爱了。
当时杨萍19岁，傅国忠22岁。那段日子杨萍过得很高兴，很快就忘掉了高考落榜的不快。没多久，杨萍的父母知道了这事，说了她一顿，但怕她想不开，也就没怎么拦着。于是，两人的关系迅速发展。
当年冬末，杨萍怀孕了，她心里很害怕，偷偷摸摸地做了流产。但没多久她的父母就知道了这件事，骂她、训她，强烈反对她和傅国忠来往，并为此采取了很多措施。杨萍很快就跟家里人完全闹僵了。她不理会家人的反对，放弃了复读一年再参加高考的机会，从家里逃出去找到了傅国忠。傅国忠说他家里住不下，就在他的一个朋友那里找了一间平房，两人就在这间平房里同居了。
杨萍感觉这间小平房就是自己的家，她每天闭门不出，将狭小的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做好晚饭，等傅国忠下班。虽然日子过苦，但杨萍认为自己拥有女人渴情，她死心塌地地跟着傅国忠。
1989年夏季的一天，傅国忠回家告诉杨萍说厂子快不行了，产品卖不出去，效益不好，要裁人。他要停薪留职，和几个要好的朋友出去闯荡。有一天晚上，傅国忠喝了不少酒回来，兴奋地告诉杨萍，他准备租一个门面开一家卖磁带的小铺子。杨萍不太关心这些事，一心只想着收拾好这个家，侍候好傅国忠，做他的“贤妻”。一个月后，那个计划中的小铺子开张了，老板就是傅国忠和那个借房给他俩住的朋友。生意挺好，傅国忠的收入比在厂子里多得多。平时傅国忠也常给她讲些店里的事，杨萍由此开始接触这方面的生意。
1990年春节，傅国忠和合伙开店的朋友闹翻了，他一气之下退出不干了。朋友的房子住不下去了，两个人不得不搬到了傅国忠家里。
起初，杨萍还想延续以往男外女内的日子。但在第一个星期里，她就明显地感觉到傅家根本不欢迎她的到来，傅国忠的父母对她明显有些冷淡，话里话外透出她是一个坏女人，是祸水，是她把他们的好儿子给拖下水，没正式工作了，被迫在社会上漂着，也学坏了。杨萍想回自己家，但觉得面子上过不去。她安慰自己，反正是跟定傅国忠了，嫁他就随他吧，婆媳关系自古就难相处，那就忍着点吧。
但那种平静而热烈、一切只为了爱情的日子逐渐被一种严峻的现实打碎：必须要有钱维持生活，总不能就这么靠着家里，靠着以前攒下的不多的钱过日子。于是杨萍和傅国忠就合计着自己做生意。
经过近两个月的筹划，到初夏时节，杨萍筹了些钱，租了铺面，又开了一间小音像商店。她不想在傅家闲待着，便去店里帮着傅国忠打点。
1995年是一个转折点，杨萍和傅国忠熬过了惨淡经营的日子，对这一行摸着门了，并逐渐游刃有余。杨萍自己也不知道这一年为什么这么顺，似乎根本不怎么操心和费力，大把大把的钞票就进了口袋。他们的钱越来越多。有了经济基础，杨萍和傅国忠便买了车，买了房，搬出了傅家。
1995年秋天，杨萍和傅国忠开始筹备结婚的事，同时还想再找两家铺面，把生意做大一点。他们开始分头分工做一些事情了。也就是在这时候，傅国忠结识了许多新经济基础上的朋友，他偶尔醉醺醺地回来，有时干脆在外过夜，对杨萍的态度也时好时坏。杨萍却没怎么在意。
由于店里生意忙，两人结婚的事推迟了。1996年夏天，两家新铺子正式开业。杨萍和傅国忠一人主管一个。傅国忠常常不回家，杨萍问他时，他总没好气地说忙。即使回到家，他也没什么好脸色。杨萍问他生意怎么样，他总说凑合。过了一阵，杨萍感觉有点不对劲，就常常在打点好了自己的店铺后，去傅国忠那边看看，发觉他总不在，店里一团糟，店员都不知道他去哪儿了。杨萍不免有些气愤，回家后就盘问傅国忠，他先是胡扯，后来是发火。杨萍劝他珍惜，好好做生意，踏踏实实过日子，但每一次没等她说完，傅国忠便极不耐烦地说：“你烦不烦，有完没完？”后来杨萍才知道傅国忠是在赌场、酒吧和歌舞厅里混日子。杨萍很伤心，却无计可施。
1995年冬天，杨萍开始照料两个店铺的生意。傅国忠对她的态度日渐恶劣，回家的次数很少，还常常当着店员的面嘲讽、辱骂她。为此杨萍感到心灰意冷。
1996年很快就过去了。12月25日那天，渴望傅国忠回心转意的杨萍特意为他买了一只镶钻的雷达金表，早早地关了店门，回到家里，从饭店订了酒菜，等着傅国忠回家。谁知傅国忠一夜未归，杨萍独守空房，睁着眼静静地想了一夜，也伤心了一夜。第二天快到中午时，傅国忠才满眼猩红地带着一身酒气回到家里，杨萍见他极度疲惫的样子，一肚子的火气变成了心痛，没说什么就扶着他去休息了。可是她心里特别难受，还专门为此去寺庙里烧香，希望情况好转一些。
在1997年新年的钟声里，杨萍默默地祈祷，心里期盼着新年能带着她重温旧日的爱情。过年后，她多次向傅国忠提起结婚的事，每一次得到的都是一样的回答：“结什么婚，你烦不烦？”此后傅国忠对她的态度更恶劣了，常常打她、骂她。
1997年6月的一天，傅国忠喝了一夜的酒后，早上一回到店里，就让店员把钱给他。杨萍问：“干嘛去呀，今儿的钱还没有呢。”当时她正在点货，话音刚落，傅国忠不知从哪里拿出一把刀就向她砍过去，她本能地闪了一下，只觉得有血顺着额头流下来。在店员的扶持下，她去医院缝了6针。临出店门时，傅国忠还在店里骂骂咧咧。从医院出来后她在家里养了两天，就没见过傅国忠的影子。杨萍对自己说，该结束了。自此后她不再管傅国忠的生意。杨萍和傅国忠有很长时间没见面。
1997年9月，杨萍找到傅国忠，提出分手，想好聚好散。但是她心里还想着给傅国忠最后一次挽回的机会。她想，要是傅国忠有悔意，跟她说点好话，她一定会原谅他，并且可以马上就和他结婚。她甚至想赶快有一个小孩。但傅国忠的回答彻底斩断了她的幻想。傅国忠一脸无赖的表情，对她说：“分就分吧，但我有条件，现在没想好。”杨萍问他有什么条件，他“嘿嘿”两声，没再说话。杨萍以为这就已经结束了。
和傅国忠分手后，杨萍感到很空虚，情绪低落，于是她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生意上。她常常想起父母的好处，回家的次数渐渐多了，跟家人的关系也逐渐好转。杨萍的父母对女儿很关心，常常唠叨：别死心眼，在一棵树上吊死，你的岁数也不小了，找个合适的、老实本分一点的，结婚算了。杨萍总是懒懒地回答：看吧。
几个月后，杨萍的心情基本平静了，过去的事好像真的过去了。
1998年初，杨萍认识了一个比她小几岁的大学生陆远，本本分分的一个人。杨萍在一次聚会中注意到这个陌生人，他有点不善言辞，略带腼腆，但杨萍觉得他表面平和的目光里带着一些锐利的穿透力，她相信自己的直觉。
没过多久，杨萍和陆远就因为生意开始频繁地接触，她有了较多的机会去了解这个人。她觉得和陆远很有缘分。陆远对杨萍的好感是显而易见的。杨萍常常下意识地拿陆远和傅国忠相比，渐渐地发现陆远有不少优点，他对她的关心是发自内心的、不掺假的。陆远的话不多，但他总是默默地为杨萍做任何细枝末节的事。两个人顺理成章地有了感情。在这种感情的滋润下，杨萍觉得好多了，似乎又找回了很久以前那种纯真的感觉。
就在杨萍觉得傅国忠不再能影响她的生活的时候，她突然接到了傅国忠的电话，话很简短：“杨萍吧？嘿嘿……我的条件是，你在听吗？一，给我一百万；二，不许交男朋友。你记住了？否则，哼哼……”
同样的电话，在春节后几周里，杨萍接了好几个。她想，这样下去不行，她和傅国忠之间必须有个了断，于是她打电话约傅国忠出来谈一次。见面后，杨萍对傅国忠说：“你的条件未免太过分了，开口就是100万，你凭什么要这么多？就凭你对我的打骂？我容忍了你这么多年，你现在反过来让我补偿你，你想想，你对得起我吗？要钱不说，你还要限制我交男朋友，分手以后你管得着我吗？你还有良心吗？”
傅国忠不理会杨萍的愤怒，他说他绝不会让步，还声称如果杨萍不乖乖地照他的话去做，他不会让她过一天安宁的日子。此后的几次谈判都和第一次一样不欢而散。
1998年2月3日那天，傅国忠又给杨萍打来电话：“你到底同意不同意？”杨萍说：“这种条件，我不会同意的！”她刚说完，傅国忠就啪的一声挂断了电话。
接下来发生了一连串的事情。
先是杨萍的父亲放在楼下的自行车不翼而飞，没过两天，杨萍的母亲在买菜回家的路上被一辆擦肩而过的摩托车刮了一下，骑车的人还推了她一把，她摔伤了，幸好伤势不重。肇事者飞快地逃走了，杨萍的母亲连车牌号也没来得及记下来。
3天后，早上杨萍走进自己的店里时，发现所有的商品被搬得一干二净，店员说是傅老板领人来搬走的，怎么拦也拦不住。杨萍顿时火了，转身往外走，想去找傅国忠算账。
到了傅家门口，开门的是傅国忠的母亲，她堵在门口不让杨萍进去，说傅国忠不在，紧接着傅国忠的父亲和姐姐也出来了，他们指责杨萍缠着傅国忠不放，数落她一番后，便重重地关上了门。
杨萍心情很不好，陆远常常来劝慰她，杨萍把他当成了自己的精神支柱。他们的感情平稳而踏实。
不久后的一天，陆远晚上回家，刚进胡同口，就被几个人堵住嘴拖到黑暗的角落里毒打了一顿，那帮人扔下他扬长而去，临走时抛下一句“要怨就怨杨萍吧”。
杨萍被激怒了。当晚将陆远送到医院后，杨萍收到一条传呼留言：“傅先生祝您开心，并请您不要忘记他说过的话。”这条留言，杨萍反反复复地看了好几遍，气极了，她反而平静了下来。
3月1日晚上，杨萍又接到傅国忠的电话：“怎么样，想了这么久也该想通了吧，跟我对着干吃亏的只能是你。不就两个条件吗，痛痛快快答应了多好，省得家里人和你那个小情人跟着受罪。”杨萍只是听着，一声不吭。
放下电话，杨萍喝了整整一瓶红酒，她细细回想过去跟傅国忠在一起的日日夜夜，反反复复地问自己：怎么办？最后，她的脑子里就只剩下3个字：杀了他。因为他逼得她再也没有退路了，她要报仇。
第二天，杨萍找到了曾经在她店里打过工的张松。原因很简单，她听别人说张松犯过事，进去过。晚上，杨萍专门请张松去了王府饭店，在聊天喝酒时，她开始给他讲自己的事，并委婉地表达了她的意思。在社会上混惯了的张松一听就明白了，两人很快就谈到了价钱。张松提出了5万元的价钱，杨萍根本就没还价。
过了几天，张松又找了一个帮手，是他表弟。杨萍给他们指了路，找了通讯工具，先给了他们两万。在紧张的筹备中，很快就到了3月12日。3月12日凌晨，张松给杨萍打电话说事办妥了。当时，她给他们准备好了钱，但他们没去拿，怕走漏风声。
杨萍出了一口长气，说，我说完了。
预审员问：你以上说的都是事实？
杨萍回答：是的。
预审员说：那你再看一遍，属实，在最后写上“以上记录我已全看过，全部属实”，并签上你的名字，盖上手印。
回到牢房里，杨萍一夜没睡着。一些东西把她的心搅得乱七八糟：复仇的快感和悔恨、年迈的父母伤心欲绝的脸、现在的恋人陆远，还有那个自己爱过恨过的傅国忠。杨萍蜷缩着，感觉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懦弱。
有一点，杨萍还是非常清楚的，那就是她必须为自己所做的一切付出代价。她不知道这代价是什么：自由，还是生命？杨萍的脑子里一片空白。
1998年9月，杨萍、张松被判处死刑；杨萍表弟被判处二十年有期徒刑。
许多不幸原本是有机会避免的，关键在于当事人持何种想法，通过什么途径去解决矛盾。遗憾的是很多人一时冲动便失去理智，做出无可挽回的错事。杨萍原本是个逆来顺受的弱女子，是个受害者，当无赖男人数次胁迫她并加害她的亲友后，她本来可以求助于法律，然而她没有。选择报复的手段最终也害了她自己。当她悔悟的时候，已身陷囹圄，将要付出自由与生命的沉重代价。
在为杨萍感到痛惜的同时，请不要忘了提醒自己：不要以任何事情为借口踏入法律的禁区！
（因可理解原因，文中人名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