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蠹是指学者，言谈者，带剑者，患御者和商工之民。
在韩非子所著的《韩非子·五蠹篇》中，韩非子提到了五种威胁到君王法治的人士。所谓“五蠹”，就是五种害虫的意思，其意义和现在的“四害”差不多。韩非子认为：这五种人是威胁王朝统治的蛀虫，必须要驱除。
第一种蠹是学者。
当然，这里的学者意义比较狭窄，只针对那些秉持儒家思想，并以仁政干涉政治的儒生。韩非子认为，这些人是上古时代从事国家祭礼的祭司的继承者。学者群体代代相传，将固守自封的典章制度保留下来，遗祸后世。
我们知道，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思想和主张必须要顺应时代进行变通，否则，很难适用于当下的形势。韩非子表示这些继承了古老典章的学者，不但将古代的规章传承下来，还为后世带来了古代的弊俗。
第二种蠹是言谈者。
这里指的应该是那些说客、纵横家，以及通过外交为自己牟利的人士。早在西周时期，就已出现了游走于诸国之间的说客，起初他们的目的只是为了谋求一份稳定的差事。到了后来，说客的本质逐渐变质，成为效忠于利益的策辩之士。
尤其在战国末期，涌现了大量以纵横为生的说客，这些外交政治家为了自身利益颠倒黑白，搬弄是非。韩非子认为，这些人对国家稳定的威胁极大。诸侯国与诸侯国之间的战争，往往是由这些纵横家的一张嘴引发的。
第三种蠹是带剑者。
所谓带剑者并不是士兵，而是那些不受政府管制的游侠、侠客等。我们熟悉的荆轲，便是带剑者的一员。墨家中的墨侠，亦是一种典型的带剑者。这些人以侠为精神，以自我为法度，混迹世间。
当然，韩非子并没有否定这一群体的正义性，毕竟这些侠客中有相当多一部分立志于乐善好施、仗义助人。不过他们的存在僭越了法度，凌驾于法律之上且不受管控。很多游侠，亦有流寇的性质。其中的道理，颇有“屠龙者终成恶龙”的意味。
第四种蠹是患御者。
这个概念就比较宽泛了，那些为了逃避征兵而流亡别国的人、依附于士大夫或贵族的门客都属于这类群体。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有强烈的恃强性。
他们担任着贵族或君主的幕僚，为主公出谋划策，其本质无外乎是为了图谋利益。因为他们往往会得到上流阶层的庇护，因此享有“刑不上大夫”的特权。所以这些私门人士的存在，本身就是违背法度的。
第五种蠹是商工之民。
顾名思义，就是商人与手工业者。韩非子认为这些人不从事农业生产，靠囤积居奇牟取暴利，压榨老百姓的利润，于国无异。
当然，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商人和手工业者都是不可或缺的社会分子，他们亦会为社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不过，在那个以农耕经济为主的年代，税收的制度不健全，商人和手工业者无法为国家创造利益，所以自然会被统治阶层视作无用之人。
可以说，《五蠹篇》是代表韩非子政治思想的重要著作，我们不能以现代人的眼光来进行分析，而是要结合当时的社会变迁与实际情况进行研究。
韩非子主张提高耕战之士（农民与士兵）的地位，驱除五蠹之民，这种思维模式充分体现了古代法家思想的局限性。据说，嬴政在看到这篇文章之后深感认同，甚至发出了如下感慨：“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
秦始皇之所以如此推崇《五蠹》，是因为这里面所展现出来的法家思想正是秦国一统天下的催化剂，十分符合嬴政的价值观。《史记·韩非传》有云：“韩非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司马迁先生给予韩非子极高的评价。
但是，在笔者看来司马迁赞同的并非韩非子的思想，而是这种通过探讨实际问题进行的简单扼要的阐述方式。抛开韩非子的文字技巧来研究这篇文章，不难发现其中有无限上纲、危言耸听的意味，这也能体现出法家过度冷酷极端、刻薄无情的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