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2021年宣布投身电动汽车领域，并迅速推出Model C、Model E、Model T 3款电动汽车之后，今年10月的科技日上，富士康母公司鸿海又发布了Model B和Model V 2款车型。
一家大众认知上的电子代工厂，只不过是大一点的电子代工厂，却在2年内发布了5款新车，富士康第1个等来的不是期待中外界对其锐意转型的赞叹，而是网友的哂笑。
从手机代工突然跳到汽车制造，跨度之大，仿若儿戏。再仔细一看，Model C、Model B、Model E……这些名字，说好听点是“致敬”，说不好听的，碰瓷特斯拉的意味太过明显。
更有意思的是，鸿海新任董事长刘扬伟还喊话马斯克：“希望有一天，可以帮特斯拉造车”。
只是，哂笑不哂笑的无所谓。对当下的富士康来说，当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出现未曾预想的变化时，怎么能不掉队，才是最重要的问题。
富士康的应许之地
在《财富》8月发布的2022年“世界500强企业”榜单上，鸿海力压台积电，成为台湾省企业的霸主。
在现实中，靠着横跨整条电子产业的代工布局，尤其是一度拿捏苹果组装命脉的本事，富士康打个喷嚏，全球消费电子领域都要抖一抖。
如今提到“代工之王”，大家第一反应是，除了富士康之外，没有能当得起。
但当初可不是这么一番光景。
在上世纪80-90年代的产业转移大潮中，台湾省成为全球电子代工行业的主要去向地。到世纪末，台湾省已经确立在电脑产业上的绝对优势。
在这个阶段，台湾省的代工产业代表是“代工五虎”，也就是广达、仁宝、英业达、纬创以及和硕这5家企业，分食了全球电脑相关产业的9成以上出货量。
只不过，电子代工并不是一个特别高门槛的行业，这就意味着，巅峰过后，内卷来得又快又猛。
2002年台湾省中信证券的一份报告中提到，笔记本电脑产业在短短几年内，平均毛利率从20%直线下滑到10%以下，而且还有持续破底的空间。
更有甚者，一些零部件，例如48倍速可复写光驱，成本要45美元，价格却杀到了48美元以下。“业者要怎么活下去”，当时一位光碟机厂采购主管感叹。
卷到这个程度，极度考验厂商的经营智慧，谁能降本、增效，哪怕只是1%，都将获得巨大的竞争优势。
从这时起，富士康才开启了主角之路，而它的秘籍也很简单——去大陆。
1988年，郭台铭来到深圳宝安，在西乡崩山脚下租了栋五层厂房，在环绕厂房的成片荒草中，他对着从广东丰顺招来的150名员工说，“这里将建成世界上最大的电子工厂!”
这种嗅觉远远超过了台湾省内的同行。8年后，仁宝才在江苏设了首厂，广达、英业达等厂商更是到新世纪才到大陆落户。
2000年，岛上卷成一片血海，所有厂商都在为降本、增效，哪怕只是1%而头疼，富士康却直接喊出了“赤字接单，黑字出货”的口号，用业内不赚钱的价格去接订单，最后在出货的时候是赚钱的。
这不是什么魔法。中国大陆数十万价格低廉的劳动力在大幅降低成本的同时，又把规模效应发挥到极致，对岛上同行形成了降维打击。
富士康先从韩国LG集团手下抢下苹果电脑订单，又从台商手上抢过思科及IBM的伺服器。连几乎不把订单交给日本以外厂商制造的索尼，也向富士康低头，在2001年签下10亿美元PlayStation生产订单。
靠着祖国大陆的福荫，富士康一举完成了对老对手们的超越，成为全球代工领域的领头羊。
下一个阶段，帮他们稳住“王座”的，是智能手机。
2008年的金融危机让全球经济风雨飘摇，也让富士康在下半年和次年上半年出现了罕见的半年度亏损。恰逢当年著名的劳资事件，一时间，市场风雨飘摇，外界唱空声音响亮，股价在短时间内跌回了2000年以前的水平。
但郭台铭并没有发愁多久，因为股价很快就涨回来了。秘籍很简单——还是靠大陆。
2009年，iPhone3GS上市，上市即爆火。
随后媒体曝出，5月27日到6月6日， iPhone3GS上市前最关键10天时间里，富士康紧急组装了64万台手机，差不多每分钟就有45台iPhone走出生产线。这样的生产行动压倒了资本市场上的一切质疑。
2009年的股东大会上，郭台铭俏皮地鞠躬谢罪，“我这次是以败军之将的姿态检讨，因为赚的钱没有预期那么多。”他为那次讲话取的标题是：《黄金十年，赢在大陆》。
一位前苹果员工向《纽约时报》讲述了一件事。
2007年，离iPhone预定的上架时间只剩6周时，乔布斯临时决定要把iPhone换成玻璃屏幕。走出办公室后，与会的一名管理人员直接订了前往深圳的机票。
根据这位管理人员的说法，产线调整那天，新的屏幕将近午夜才陆续运抵装配工厂。厂里的一名工头立刻叫醒了公司宿舍里的8000名工人，给每名工人发了1包饼干和1杯茶，吩咐他们前往车间。
不到半个钟头，往倾斜放置的手机外壳上安装玻璃屏幕的12小时工作班次宣告开始。不到96个小时，那家工厂就已经在以日产1万多台的速度生产iPhone了。
按照苹果管理层的估计，生产iPhone要用到20万名装配线工人，需要大约8700名工业技师来承担监督和指导的职责，要想在美国找到这么多的合格技师，所需时间将会长达9个月。
在深圳，这件事情只花了15天。
64万台iPhone手机、20万名廉价产业工人、8700名工业技师和15天时间，这是中国大陆制造业的实力，也是富士康代工帝国的基石。
到后来，富士康扩张，业务触手越过苹果，伸到华为、小米、OPPO、vivo身上，有一样东西却依然不变，那就是对大陆廉价工人的依赖。
留给富士康的时间不多了
2022年上半年财报显示，富士康母公司鸿海集团总营收2.91兆新台币(约合6562亿人民币)，同比增长8%，但主营消费电子代工业务的子公司富智康，上半年净亏损2378万美元(约合1.7亿人民币)。
刚刚，富智康又追发了三季度利润，亏损1463.9万美元，使得今年前9个月期间亏损来到了3846.2万美元，并且预计会拖累集团于2022财政年度将录得综合净亏损。
往回数，过去5年中，竟然没有一个半年报利润是正的。
与之同步的则是手机市场的崩盘。
IDC数据显示，从2018年到2021年，国内手机市场几乎是连年下滑，2018年跌10.5%，2019年跌7.5%，2020跌11.2%，2021年虽然微涨1.1%，但相较之前的血崩之势，顶多只能算止跌而已。
即便是止跌，也仅仅只是一瞬。今年，崩盘的局面再度上演：一季度下滑14.1%，二季度下滑14.7%，三季度下滑11.9%。
终端市场萎靡，厂商必定向上游供应链传递“寒气”。
雪上加霜的是，富士康代工帝国出现了本土挑战者。
还记得1988年，郭台铭在新厂房发表讲话时面对的那150名工人吗?其中有一位来自汕头的女工，叫做王来春，当时21岁。
1998年，在富士康积累了10年经验，有着“拼命三娘”之称的王来春毅然离职，与哥哥王来胜联手买下香港代工厂立讯电子，从富士康的员工变成富士康的合作伙伴，捡一些富士康做不了的边边角角业务来做。
之后，香港立讯不声不响间成长、壮大，然后更名立讯精密，从香港搬到内地并在2010年完成港交所上市。
凭借从富士康那积累的苹果代工经验，立讯精密2011年收购昆山联滔60%的股权，并成功获得苹果iPad连接线的生产资格。
2021年，立讯精密成功挤入iPhone的代工名单，作为中国大陆本土的代工势力，打破了富士康和和硕长达10年的代工垄断。
另一边，据多家媒体报道，苹果也希望通过扶持立讯精密，制衡富士康当前在iPhone代工上的龙头地位。
当然，从多方面信息来看，立讯精密拿到的iPhone订单，和富士康的份额相比只是九牛一毛，但是传递出的信号或许足以让郭台铭夜不能寐。
如果说手机行业的种种变故只是癣疥之疾，那郭台铭最根本的忧虑，则来源于中国大陆当下产业升级的潮流。
从全球产业扩展历程来看，但凡产业升级，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来都是先被放弃的，通常是纺织业先行，电子制造业紧接着就走。
取而代之的，资本密集型行业将成为新的宠儿，比如汽车。
2003年，也就是富士康借助中国大陆廉价劳动力起飞的初期，中国大陆的汽车产量只有325万台，占全球的比重5.5%，不如美国、日本、德国、法国。
但是，中国汽车工业在次年就超过了法国，2006年超越德国，2009年更是1年内连续超越日本、美国。
时至去年，中国生产汽车2608万辆，全球汽车产量8014万辆，中国以一国之力生产力全球1/3的汽车。
同时，对于国内，2021年中国汽车类零售额达4.4万亿元，已经占整个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十分之一，占GDP比重超过4%，直接关联行业占GDP比重8%以上。
乘联会公布的9月国内新能源销量品牌排行榜单上，前15除了美资的特斯拉、中美合资的上汽通用五菱、中德合资的一汽大众外，清一色的本土车企。比亚迪更是以近20万的惊人单月销量一骑绝尘，远远甩开第2名特斯拉。
这对富士康来说不是好事。
放眼未来，在碳中和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底层价值观的情况下，新能源汽车完全替代燃油车是大势所趋，谁把握住新能源汽车，谁就把握住未来的汽车产业。
而一个国家，离汽车产业越近，就离电子代工越远。
过去富士康的高速增长和行业内的霸主地位，一度让郭台铭“飘了”，以至于说出“给大陆人饭吃”这种话。而富士康利用大陆资源搭上苹果后，也给人带来了这种错觉。
但在中国汽车产业疯狂扩张，比亚迪在1年内就规划9个新生产基地的当下，但凡有点心气的地方，也说不出“离不开富士康”的话。
此外，高速扩张的比亚迪，对人才的需求爆发式增长，本科生的offer几乎是“点击就送”。现在的问题从“怎么让大学生下工厂”，变成了“大学生为什么选择富士康”。
难怪，富士康会急着造车。
不过，造车和造车亦不一样。
和中国造车新势力们不同的是，从目前的线索来看，富士康虽然想造车，却不打算卖车。他们想干的还是老本行——代工，只是把过去的“电子代工之王”，变成如麦格纳的“汽车代工之王”，做新能源时代的麦格纳。
“我们过去造PC、造手机，未来我们要造EV(电动车)，并坚守CDMS的初衷，不会改变，”鸿海科技现任董事长刘扬伟也说过。
CDMS是富士康自己发明的概念，中文是电动车领域委托设计制造服务，用人话说就是代工。
不得不说，富士康在这方面布局其实挺长远。
2005年，鸿海集团以3.7亿元的价格收购了台湾安泰电业100%股权，正式进军电瓶线、影音传输线束、倒车雷达及智能设备等汽车元器件行业。
2013年，富士康相继为特斯拉、奔驰、宝马等车企提供电子产品，并跟北汽新能源共同投资研发生产制造新一代动力电池。
2015年，富士康联手腾讯、和谐汽车共同创办了和谐富腾，将汽车业务拓展到了整车领域。
2017年起，富士康先后投资滴滴出行、小鹏汽车以及后来的“宁王”宁德时代。
2020年，富士康迎来了2位“强援”——在欧洲日渐失意的菲亚特·克莱斯勒(FCA)和在台湾省内每况愈下裕隆汽车。富士康分别与FCA、裕隆成立合资公司，进行新能源整车设计与生产制造。
但是，这十几年积累并没有换来积极的结果。2021年1月，富士康接盘危机之中的拜腾汽车作为“试水”，但仅仅6个月，合作宣告破灭。
而和裕隆共同推出的电动平台“MIH EV开放平台”，看起来也没有掀起太大的水花。
已经开启预售的Model C，外形中规中矩，内饰乏善可陈;Model B百公里6.6s，纯电续航里程为450km，和大众ID.3一个水平;甚至于，商用车Model T的电池包还布置在4个轮包位置，比起国内厂商的电动平台，称得上是落后。
从种种方面来看，富士康想要重演过去20年一幕，并不容易。
有意思的是，郭台铭曾信心满满地对外界表示，代工电动车对富士康而言易如反掌：“汽车不过是四个轮子的iPhone，我们既然能造iPhone，为什么就不能造电动车?”
马斯克说的却正好相反：“与手机或智能手表相比，汽车非常复杂。你不能去找富士康这样的供应商，然后说，‘给我造辆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