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是作家创作深度挖掘的重要精神资源，顺着这根藤蔓可以探寻到作家的心灵世界。作为初出茅庐的新人，“90”后新锐作家王苏辛以一种严格的创作态度与较强的写作自觉性要求着自己，始终在探寻着自己的叙事风格。
作者没有选择传统的写作方式，而是另辟蹊径，开辟了一条崭新的、抽象的文学路径，她将自身的困惑、生活中的矛盾提炼出来，以一种隐晦的、形而上的方式浸入小说文本之中，在故事文本中以回忆哲思的方式来实现解决“问题”的需要。王苏辛的小说语言仿佛是作者专门设置的“障碍物”，以荆棘丛般的存在为读者进入文本增加了阻力，同时小说叙事呈现出散文化的特征，不以紧凑的故事情节设置见长，那么作者是如何在松散跳跃的故事中纳入完整的情节？记忆成为连缀情节的重要载体。在充满想象力的回忆中，小说人物可以穿越到过去，承接未来，随时返回到现时空间。碎片化的记忆拼凑出完整的故事情节和立体的人物形象，也慢慢组成王苏辛写作的心灵地图。从《白夜照相馆》到《他们不是虹城人》再到《在平原》和《象人渡》，这些小说以高产的形式呈现给读者，也写给作者自己。每部作品从装帧设计到内容排版，都呈现出作家精致巧妙的安排。基于作家自身的美术功底，作品的封面多以明亮的色彩、抽象的现代主义画风呈现出来，显示出作家内心的细腻与个性。记忆连接的过去、现在、未来三个空间，在现实的基础上以极强的想象力构建出故事中的平行世界，使小说文本富有很强的张力。
王苏辛的小说不以连贯的故事情节取胜，而是以独特的记忆书写方式见长。其小说文本充满着跳跃，与传统书写记忆的写作方式不同，王苏辛结合自己绘画的经历，摸索出一条新颖、独特的记忆书写样式。以想象力来结构碎片化的人物与故事，使得看似涣慢松散的故事以严密周全的面貌呈现给读者。这种带有先锋意味的怪诞叙事背后是作者对自己过去记忆的思考以及对自我认知的和解。文学作品作为一种精神产品，参与到社会的生产、劳动之中，最终面向读者，不仅供人们阅读、批评，更是作家的自我化表达，在创作的过程中作家实现了对自我心灵的探寻与理解。王苏辛的小说创作更加清晰地呈现出这种情况。在其文学作品中，始终充斥着焦灼不安、怪诞和冷酷，作家以一种非理性的叙事将人物缠绕在一起，无法剥离。王苏辛开启了一种全新的记忆书写样式：即面向过去，在情节推动中叠层展开并注入哲理思考。小说中常常以人物的记忆结构全篇，在记忆的驱动下，小说人物自由地穿梭游离在过去——现在——未来三个不同的时间维度，以小说人物之口诉说着作家的理想与期待。小说文本中的空间是由作家建构出的一个美丽、封闭、游离于现实世界之外的作家的理想中的空间。正如作者本人所言：“我把自己当成一个世界，我觉得只要把自己调整到一个合适的温度，我与世界的相处，也会渐渐变得平和。”“我希望我能建立一条属于自己的生活的缝隙”对于作者而言，写作是自我疗救，是对以往创伤记忆的修复与对未来理想的憧憬，是作家自己“寻找地图之旅”和对“如何置放自己”问题的回答。
故事情节大多遵循着现在——过去——现在这一模式展开。主人公出现在某一场景，在故事的推进中陷入回忆，以此来弥补叙事中的空白，在短暂的回忆后再次返回到现实空间。《喀尔敦大道》描述了一个用婚姻逃离边地的女孩，开头就出现了罗罗的回忆，父母争吵的画面仿佛是罗罗与索飞关系的另外一种说明；在讨论莫斯科铁路修通这件事时，又穿插起罗罗和朋友们一年前在聚会上相识的场景；故事结尾处以宋涌脑海中浮现出来的关于冰原和冰的记忆来结束……这里既有个人的碎片化记忆，又有大家的群体性记忆，人物通过自由地穿梭遨游在不同的时空来“回答”现在的此时此景。这些记忆看似凌乱，实际上对故事中“现在”所发生的的一切作出了合理说明，使人物性格更加立体、丰富。《所有动画片的结局》以传统的叙事方式开头，在道路、小区这些背景的衬托下，主人公“他”向读者缓缓走来，胜利大厦地铁口的大屏幕上放映的动画片《灌篮高手》将“他”拉回到童年的回忆之中，与“K”相遇并诉说着他们之间的往事。点播台的节目单总是残缺而凌乱，永远无法看出最下面那一集是否真的是最后一集，动画片里的世界总是未完成的，呼应着故事的标题。在冗长的回忆后，“他”再次回到现实，见到徐湜与高杨二人，三人的对话从动画片聊到虚拟人物的变革，最终以“他”的离开而结尾。故事内容十分简短，“他”甚至在全篇都没有出现真实的名字，充满着神秘的色彩。
《白夜照相馆》更加清晰地呈现出记忆在王苏辛小说中的独特性。除了故事背景中城乡差异呈现出来的时代记忆，每个人物都对记忆有着自己的理解。白夜照相馆作为一家特殊的行业，以改写顾客过去的记忆，塑造出客人需要的“过去”为主要业务，这里的记忆是被改写、重构的记忆，一切记忆的伪造都是为了符合现在。余声和赵铭在驿城经营着白夜照相馆，二人之间保持着一种神秘的关系，师傅失踪的记忆成为联结二人之间的重要记忆。对于他们而言，这份记忆是共同的、隐秘的，这也成为他们二人常年按照以往共同经营照相馆的重要原因。赵铭和余声二人以各种复杂的手段拍出令消费者满意的家庭照，不惜改写事实的本相，向顾客兜售着虚假的“身份证明”，帮助他们欺骗着自己、情人、亲属和朋友。过去的记忆成为他们“创作”的基础，而李琅琅闭口不谈的过去恰恰为赵铭和余声的发挥提供了巨大空间。在与刘一鸣见面之前，李琅琅到白夜照相馆，向赵铭和余声详细诉说着自己的需求，特别突出“最好里面有一个老头儿，还带着个女儿。”同样，刘一鸣为了伪造虚假的记忆，不惜花重金想要虚构出祖孙三代70 年的记忆。为了结婚准备，他要求拍摄一套上世纪 70 年代的三口之家，也出了一个高出市价多倍的价格。事实上刘一鸣早已经结婚了，外面有一个分居多年的妻子，却依旧采用此种卑劣的手段去骗人，用余声的话说叫作“不坦荡”。无论是李琅琅还是刘一鸣，他们都试图抹去自己过去和曾经的记忆，急切地想要以新面目示人，从而满足他们内心的欲望和要求。讽刺的是，对过去记忆的忘却并不能使他们如愿以偿，反而使他们深陷深渊，无法自拔。人们对于过去的重构显示出社会变迁中畸变的文化心理。流动是我们所处时代、社会发展的显著特征，无论我们审视现在还是追溯过往，流动带来的生活方式的差异和记忆的流向，一度成为我们自身存在的生活困境。这是城市的困境，也是移民的困境，无论社会如何发展、改造，也终将是历时线上的一点，连接过去与未来，构成人们完整的记忆。通过虚假照片伪造出来的记忆无论做的多么天衣无缝，也始终无法逃避现实，无法逃避历时。《白夜照相馆》以照相馆命名，充满着讽刺意味。照相原本代指的是客观现实、真理真相，在小说中却成了颠倒黑白、弄虚作假的手段，实在令人唏嘘。作者巧妙设置故事的开头与结尾，达到更深层次的照应，故事以照相开始，以大火结束，“照相”和“大火”这两个意象显示出独特的意味：前者象征着对记忆的储存，后者则象征着对记忆的销毁，进而上升到存在和消亡的人生命题，使得小说中的讽刺意味逐渐消解，多了一份人生的虚无与惆怅。
记忆不仅是个人经历片段的留存，更是时代的症候，可以呈现出某种历史的情绪。记录历史是文学创作的重要属性和使命，社会的变迁，作家本人的经历都构成文学叙事的重要资源。记忆和未来看似指向两个完全相反的方向，实质上并非完全矛盾，二者是作家内心的统一体，对作家创作方向的平衡起到关键作用。过去作为记忆的代名词，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过去就是未来，未来就是过去，过去指向未来，未来映射着过去。关于现时与过去记忆的关系，弗朗索瓦· 利奥塔认为：“从像‘现在’这样的时间溜进被认为‘这一次’的时间，‘这一次’这样的表达法预先假定‘一次’与‘另一次’是等值的。这种在客观综合中忘记了它本身者就在完成综合的现实际遇中位于‘现在’；而这个‘现在’尚未成为它在历时线上呈现的‘次数’中的‘某一次’。”根据他的论述，“现在”只不过是时间的历时线上的“某一次”，与先前发生的很多次共同时间的连续性。人体作为物质实体，肉体与灵魂存在着不可剥离的互为同一性，现时的感受可能是过去记忆的潜意识表达，这再一次表明了作家在进行文学创作时对自我置放的时间问题，虽然处于不同的时间轴上，但依旧是同一个人对同一问题的追问。
王苏辛的小说不仅书写着自己内心深处的个人记忆，还将时代的烙印注入其中，她的小说看似塑造的是一个个独立于现实世界之外的平行空间，实则无法完全摆脱时代变迁记忆对其叙事走向的影响。作者以敏锐的嗅觉嗅到了时代的气息，准确地把握住时代的脉搏，敏锐地捕捉到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部分人的心理畸变，构成其小说中的现代主义元素，呈现出怪诞、奇幻的色彩。与《白夜照相馆》同名的小说集融入国家发展中的社会现代化进程，以此为背景书写人物的命运与心理。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席卷开来，带来了社会资源的重新整合与社会结构的变动，人们的心理活动和社会面貌发生重要改变。外貌的变形带来心理的变异，这与《变形记》中格里高尔变成甲壳虫的一幕有异曲同工之处。比如《我们都将孤独一生》中离婚的人会变成雕像镇守自家的宅子；《再见，父亲》中奶奶长出智齿、妈妈长出尾巴，叔叔则长出鱼鳞；《昨夜星空璀璨》中书写的在一个黄昏因为“笑得太久”而离奇死亡的父亲；《猴》中抢食猴肉的人最终自己变成了猴子……王苏辛以荒诞离奇的抽象手法诉说着人们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身体变异与心理裂变。
这些看似怪诞的叙事背后实际还是叙述者自己的“声音”，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不管是写怎样的外物，即使使用变形和魔幻的手法，也难掩文本背后的自己。”，“这几乎构成后几年的一个基调，那些我不明白的人情世故，被处理成小说中魔幻的镜头，带着恐惧和切实的痛感，让我不断回望。”[ 王苏辛：《白夜照相馆》，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年版，第217-218页。]在夸张变形的叙事背后，小说集《白夜照相馆》呈现的是作家关于城市化、现代化进程的记忆的思考，“驿城”这个空间是作者设置的特殊空间，这里的人们行为怪异，但人人都在为了未来，销毁、重构着过去的记忆。“驿城”作为作者预设的平行空间，与记忆中过去的乡村社会和城市空间全然不同。传统乡村社会等级森严，家家代代常年居住在同一村镇，因此便无法以伪造照片的方式来重写记忆；而城市空间又充满着现代科技，无法保证以传统复杂技术生存的白夜照相馆不被淘汰，因此作者设置了一个封闭的、与世隔绝的的独特空间——驿城，保证故事能够顺利开展。《白夜照相馆》是一个外来者的故事，一群城市新移民，面对新环境，价值观念该怎么选择？文化背景差异该怎么协调？最重要的是在抛弃旧我身份的同时如何获得新的身份？这种身份的焦虑，在一个陌生的城市，使余声、赵铭、李琅琅等“多余人”难以建立新的关系范围，他们对未来不敢有美好的期待。记忆的旧痛，新生的身份，是小说着重思考的。“在媒介与记忆的隐喻之间存在着紧密的相互关系。因为哲学家、科学家和艺术家为回忆和遗忘的过程找到的图像，分别对应着当时主流的物质的书写系统和储存技术。要重现这些丰富图像的一部分，也就意味着，描述各种记忆理论在和媒介历史相交的部分里的转变。”“照相馆”作为一个充满隐喻的媒介空间，本身就是一个储存旧记忆的地方，或者说是对过去进行想象、加工的场所，是对消解记忆的留存。而《白夜照相馆》中余声、赵铭二人经营的照相馆已经失去了照相馆原本的意义，甚至与原有概念相悖。白夜照相馆直通过去、现在和未来，为每位顾客量身定制他们所需要的“过去”，以迎合未来发展的需要。照相馆存在的理由变成了给新移民提供进入新城市的“通行证”，制作的照片为新移民伪造的全新的个人记忆、个人历史，使他们抛弃过去的家庭、经历、生活甚至是原有的婚姻，为新移民现时的存在和生活提供合法性。
小说集《在平原》包括《喀尔顿大道》《所有动画片的结局》《在平原》《他常常经历着不被理解的最好的事》《在湿地与海洋之间》《我不在那》六篇小说，故事主人公的设置偏于“年轻化”，作者捕捉到漂泊在都市中的青年男女的生存状态进行描写，直指当下年轻人的生存困境。《在平原》中李挪在户外写生与许何的交谈过程中回忆自己的过去，思考于当下，将自己对于生活的哲理式的思考编织成许多美丽的梦。如果说《白夜照相馆》呈现的是历史文化记忆背景下社会群像的生活，《在平原》则是关注个人成长记忆的独特思索。在作者眼中，故乡已不是固定的存在，是无数个生活片段的集聚，是每一段人生漂流的地域的集合。每一个人都是一则寓言，都生活在一种幻境。故乡是模糊的、飘忽不定的，在虚拟和现实之间游离，这种独特的内心体验，让作者用十分抽象的表现手法在小说里“创造”了一个新的过去，人物现实的思考中融入了过去、未来。在《怀旧的未来》一书中，本雅明反抗了事件不可逆转的理念，他把过去、现在和未来当做叠层起来的不同时代来考虑，他认为：“每一个时代都梦想着下一个时代，这样做的同时，又修订了以前的那个时代。现时从过去的梦幻中‘惊醒’，但是依然因为这些梦幻而‘充胀’。……有谁一旦打开记忆之窗，就永远不会走到扇子分格的结尾之处。没有形象能够满足他，因为他已经看到了扇子可以展开，只有在它的折缝里才蕴藏着真实。”充胀、惊醒、聚合就是本雅明关于连贯时代的形象。记忆与现实之间的裂隙蕴藏着作家内心的真实，以艺术化的手法浸染到故事中。王苏辛显然是认识到了这一点，《白夜照相馆》和《在平原》以记忆为线索，串联起人物的过去和现在，正是在荒诞怪异的笔调中融入作者对自我和世界的思考。
通过王苏辛在《在平原》《象人渡》《白夜照相馆》等作品后记中对自己童年经历与作家自我的生活、写作之间关联的讲述，不难发现作家进行文学创作的心理动机。如何置放自己？如何与世界相处？写作的意义是什么？这些问题贯穿王苏辛文学创作的始终，也使她的作品在先锋的外衣下隐藏着很强的“问题意识”。从某些方面来说，王苏辛的写作目的不只是成为作家，更多的是在写作的过程中思考世界、思考自我，使自己具有拨开浓雾的能力，在精神劳作的过程中获得向上的力量，写给自己，也写给每一位读者。作为“90”后的年轻一代，王苏辛自2009年开始刊登小说，在斩获“第三届紫金人民文学之星短篇小说佳作奖”后，又于2017年被提名“第十五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最具潜力新人”，作者笔耕不辍，不断为自己的作品注入新鲜的血液。从充满转折与变形的魔幻叙事到直击事物核心的哲理书写，作家一直在进行自我调整与进步，不断地成长。
生活和记忆是作家创作的重要内核，背景的设置，情节的营构，都不约而同地受到作家本人认知的影响，有时甚至呈现出作家潜意识的思考。王苏辛在其作品后记部分常常会谈到童年记忆与生活经历与写作之间的关联，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为我们打开了她的内心世界。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写作就是成长，写作就是生活，写作就是挑战自己。“我开始直面那些少年时代，甚至童年，所未能得到解决的问题——与这些问题相伴的，还有新的问题。”“那些生活中不能解决的精神问题，必然会在写作中体现。”王苏辛不仅试图在创作中解决生活中的问题，更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实现了与读者之间的精神沟通与心灵共振。针对童年记忆对于作家创作的影响，童庆炳认为：“就作家而言，他的童年的种种遭遇，他自己无法选择的出生环境，包括他自己的家庭，他的父母，以及其后他的必然和偶然的不幸、痛苦、幸福、快乐……社会的、时代的、民族的、地域的、自然的条件对它的幼小生命的折射，这一切以整合的方式，在作家的心灵里，形成了最初的却又是最深刻的先在意向结构的核心。”对于王苏辛来说，童年的经历与记忆为她的写作提供了不竭的源泉，童年——少年——现在之间的心路历程也再次被关注，记忆中的痛苦、美好、经验乃至生命中的爱都一并被吸到写作这块富含磁力的磁场中，它们被打破、融合，重新建构起作者当下的思考与感悟。作者曾说：“也因早早离家住读，在最初的几年写作中，我总是热衷书写于故乡的小说。尽管这种书写更像安慰——通过不断回到童年来安抚自己。”以记忆中的故乡书写故事，在写作中实现心灵的净化，从而实现自我救赎是作者努力的一个重要方向。
《在平原》是一部充满着哲学式思辨的小说，小说中的“平原”是“人生的平原”，是作家将自己对生活、写作的思考隐喻化表达出来的理想之光。某种程度上说，小说主人公“李挪”就是王苏辛自己，她更像作者内心深处走出来的另一个自我，二者是互为镜像的同一性。在《白夜照相馆》的《后记：寻找地图的人》中王苏辛讲述了自己童年学画画的经历，在成为画家的梦想破灭后，写作成为自己回归现实世界、修复自我的通道。当提及修行与创作本身之间的关联时，李挪认为创作本身就是人的“修行”，与作者通过写作接纳自我的方式有异曲同工之妙。李挪作为一名细腻理性、思辨力很强的女性，是所有作品中与作者最为相像的人物，她自由地穿梭在不同的故事中，使不同文本之间产生了某种特殊的关联。一次写生归来，当“平原”出现在李挪眼前时，创作问题与生活中诸般缠绕一瞬间迎刃而解了。这是发生在现实中的事情，王苏辛将她对写作的思考递给了画画的“李挪”，这也是曾经画画的王苏辛，将她对创作的理解递给写作的自己。“平原”是人生的平原，寄托着生活的种种，在广阔的平原中，李挪读懂了曾经的自己，做到了真正地了解自己。在与许何讨论圆规画圆的问题后，李挪突然感悟起自己的少年时代：
像把自己的少年时代回顾了一遍，李挪突然又生出一种坦途感，但真正的少年时代，这种坦途之感多少有一些一厢情愿——因为那时是成长带来的希望光辉催生出来的，但现在，她知道这感觉的根源，仿佛回到那个少年时代的自己，并理解了“她”。许何站在这里，瘦瘦的，沉默，却又因渴望进步的心显得明亮。这种气象再次通过另一个人传达给她，让她突然觉得没有什么是不可以实现的。
李挪看见“平原”是对生活迷雾的拨开，在聊天的过程中使以往困惑的豁然开朗。
当一个人对人生哲理式的思考越来越深入，从问题到答案可能就是一个灵光乍现的瞬间。开阔、平坦的“平原”寄寓着人生的幸福美好之途，走向平原需要具备披荆斩棘的能力，与过去的自己、生活、记忆进行和解，从而实现自我疗救与心灵的救赎。平原的每一次被看见，对于个人来说都意味着巨大的能量，鼓舞着人们前行。李挪看见的“平原”也是王苏辛看到的平原，看到了平原，也就开阔了心胸，走向坦途。
王苏辛的小说创作重在讨论过去与当下、未来三者之间的关联，通过记忆穿插拼凑出人物的多面，故事开头的设置充满悬念，或是全篇未提及姓名的“他”，亦或是余声、赵铭怪异的关系，亦或是罗罗冷漠的一面，这些充满神秘色彩的情节吸引着读者继续往下阅读，在其深入文本之后，陷入作者预设的平行世界，与作者进行对话，从而走进作者的内心世界。所以说，想要真正领略王苏辛小说的风格魅力与哲学之思，需要具有足够的耐心，只有冲破作者设置的重重语言障碍，方能真正进入文本。
读到《传声筒》的后半段，表姨出现，让我意外了一下，表姨这一身份要述说什么？或者，不是身份，而是这个新人物的出现，到底要表达怎样的效果？一时意乱，飞速在脑海里检索，其实也不是检索，是一种似是而非的情景自动钻了出来——是埃尔克·海登莱希的小说《最美丽的岁月》，是其中的人物卡拉姑妈。卡拉姑妈与“母亲”在二战的德国后方，在长期没有男人的生活里经历的一切，是小说的核心部分，即小说标题所示，那是两个处在最佳年华的女人的“最美丽的岁月”。可王苏辛的《传声筒》显然不是要重述这一对关系，而是借由一个表姨的形象，打断了我们以为的小说要营造的三角关系，那由女儿及离异多年的父母组成的关系。在这关系中，三人姿态各异地站在自我的一头，这是一个内部稳定的表现结构，也是当代家庭故事中不让人陌生的结构，但因为表姨热情洋溢的现身，这个被读者想象的结构解体了，而结构内部形成的天然冷色调也逐渐被另一种情绪引导。表姨与母亲形成了另一个气场，这气场是昂扬的、是相互激励的（至少有着相互激励的表征），它停留在当下及由当下所辐射出去的未来前景，它的出现与此前的家庭铺垫南辕北辙，形成两个方向，这是否是另一种被隐含的“最美丽的岁月”？耐人寻味。
在表姨出现时，我们才看到父亲这一角色被淡化，仿佛这个内敛的男人完成了阶段性的任务，随时可以撒手。此前，父女二人的交锋被女儿的回忆带出来，那是整个家庭的晦暗来路，是读者得以迅速理解当下状态的必然要素，由此，家庭内部的过往渐渐让渡于意外的发生：意外之一，表姨；意外之二，大雨。
但在这意外出现之前，我们也要看到女儿的存在。在母亲罹患癌症时，女儿的进场是见证，由她串联起了那个离开家庭的父亲，带出了蜂拥的回忆，女儿的存在亦被小说标题所明示——传声筒。这是个传达声音的媒介，是置于母亲和父亲的中间状态，小说对这一状态有着深入的描写，它呈现的是一种幽暗的心理特征，从最终的效果看来，女儿并不是一个简单机械的传声装置，而有着自我的强烈观念（包括对父母分手的果决意见），小说正是以她为隐含视角展开了观察，这其中又带着一种主观的因素，即埋伏在“她”的视域中的一个显在的第一人称“我”。小说读到最后，有心的读者或许会思考，这个“她”是否可以直接换作“我”，这样是否更有贴近感？但其中的情感力量确实需要考量，如果换作“我”，小说所要极力营造的客观，一种不让情感泛滥、保持对伤感这一情绪的克制，是否会得到保持？但另一方面，“我”带来的置换效果，也是明显的，这会瞬间拉近读者与人物间的距离，更方便地让读者进入小说，让情感与人物之间的张力得以迅速而又清晰地显现。
在女儿纤细的感受中，父亲的出场多少有些被动，这被动并不因母亲的病情，而是由多年前这个男人在家庭中所处的位置决定，这时的出场，仍带着早期的男人烙印，这烙印自然也被女儿所捕捉呈现。小说的一个特点在于对每个人物处境的表现，这是不易被察觉的坚实部分。父亲的现状被女儿勾勒出来，这是个即将退休的男人。“再过两年你就六十了，退休后怎么安排？”这是来自女儿的关心，男人回答：“有个化肥厂想让我去做财务。”当女儿询问能挣多少钱时，男人沉默了。这是一种况味，也是男人的姿态。对于父亲这个角色，小说的表现多少有些遮掩，这也是分别带来的现实情状，父女之间的交流总是这样简短而游离，这游离出去的部分，被母亲的存在所接替，对于母亲的现状及过往的表现，小说给予了不吝笔墨的刻画，这与父亲的形象形成鲜明对比。
母亲是一个怎样的人呢？在贯穿全篇的讲述中，一个有着高级职称的县城女性形象展露无遗，微微带着一种小地方的骄傲，注意，这里的骄傲太值得被关注，这几乎是坚硬现实带来的光芒，这光芒会赋予角色与众不同的特点，哪怕在更大的范围来看，这光彩都不可被遮蔽，这是属于个体的，同时也是环境影响的投射（区域越小越得以彰显）。在这一心理特征里，母亲拍抖音、写抗癌日记，更可以顺理成章。而母亲与表姨的对谈，也巩固了这一心理面貌的作用，因为表姨何尝不是这样的人？母亲对她的一次次附和（欣赏），“你表姨，说话有水平吧”，“你看你表姨，多么有哲理”，其实反过来看，读者可以从这里理解，原来，这也是母亲对自己的肯定，不过假手于他人。那么到这里，这个对女儿而言完全陌生的表姨的出现与否，就变得至关重要了。她和母亲几乎互为镜像，同样家庭破碎的女人（两人的女儿同样在上海），同样是一个小地方的职业人士，同样在面对人生变化时，保持了一种难得的昂扬与心气。这心气的根源就在于人的处境，同时，时代的诸多因素在这里得到展现，即小地方人士对世界的琢磨与跟随，看上去有些亦步亦趋，但仍然努力，虽然这努力在生活在上海的女人看来（这里的上海已沦为符号般的存在，或者对于外人，上海一直是符号般的存在，反过来，也成立），多少有些勉强，这勉强里又有着顽强的与时俱进的部分。比如小说写到曾经作为护士的表姨会做LOGO设计，会炒股，而股票的选择又与时代同步，一个是保守的银行股，一个是狂飙突进的医疗股，表姨对后者的观望，带着鲜明的时代触感（甚至在这里，我们还有一个疑问，这样的表姨是如何逃脱金融爆雷的）。
最后要说到大雨及其带来的城市灾难，在小说里，大雨的存在是伴随的现象，它没有被突兀地处理，而是夹杂在人物的行迹之间，由小说情节渐次推动显现，它让我们想到了现实里的一场重大灾难，而这是小说所要轻描淡写的部分，它想由这“轻”最终导向它的现实之重。小说的力量也在这里发生了偏移，它由母亲可见的人生磨难，扩散到了一个更为广阔的隐含的灾难之中，女儿最终融入进去，“风把新的一片雨刮在她脸上，而她的步伐渐渐加速”，小说结束。
我们回头，甚至回到标题处，如何解读《传声筒》，几组意象就逐一显露：女儿在父母之间作为传声筒的作用，表姨与母亲互为传声筒的作用，母亲的灾难与城市灾难之间的传声筒作用。这三组关系的出现，如同环状结构，它将小说牢牢地置于一个连环之中，每一环都发挥着表现自我的作用，同时这作用也扣住了另一只环的内容，由此延伸。
如此，回到开头的疑问，小说采用的“上帝视角”，就显得格外重要，它达成了小说的平衡。如果把女儿换作“我”，环状的结构将被单方面破坏，“我”就成了唯一的主导，小说里出现的相互关联的“象”，将从主观上被消解，小说会立即陷入一个内在的狭小视野之中。
算起来，写作已经超过十年。站在现在的当口回望，已经忘记21岁那年的状态。于是，21岁只是一个虚指，指代所有被迅速过掉难以回望的时光。或许大部分写作者都是如此，除了最初燃起写作雄心和真正下笔之时，其后总有一段迅速被遗忘的写作时光。为何被遗忘？无非是那年的心境并未与起初写作时差别太多，或者说，在漫长的写作时光中，也许除了那最初的心志，就剩下写出代表作的那些光阴被记忆镌刻下来。也或者说，除了这两截刻骨铭心的写作记忆，大部分写作的生活，往往伴随着枯索、忧闷。有时候内心波澜万丈，大部分时候却像挤牙膏似的在写。每每遇到难题，还会质疑自己。尤其这个过程中，自身的生长又不断提醒着人，前面的写作必须被推翻了——这个过程，在年轻时总是经常发生。就好比此刻的我，回忆八九个月前的自己，就知道那已经和现在大有不同——也只有这样剧烈的转折能够被写作者深切记忆。而那些作为虚指的“21岁”们，因为附着在更平常的生长之日中，反复被遗忘，却又在某些剧烈变化的时刻，突然被忆起。恍然发现，也许并非是那么平淡的时光。这个过程，在写作的十多年来，反复在生活中交锋着，而精神世界更像溢出的一小块飞地。写不出来的暂时深埋心底，作为提醒；写得出来的，作为果实，择机在不同的阅读者面前摊开。这些过程，都是幸福的。
如今，再回到虚指的“21岁”，我能够想到的更多是物质层面——还在找工作，或刚刚走向社会，没有收入，投稿又总是被退。这样熟悉的经历，或许每个写作者都无比熟悉。现在看起来只是必经的一段路，当时却觉得举步维艰。仔细想想，人年轻时最亲密的朋友，有的往往因为互相借过钱产生了友情。但也就是那样一段看起来很普通的岁月，默默锻炼着最初的心智，起码在面对基本困难时不会觉得忧心。这些细节，也都为其后渡过写作难关积累了经验。因为写作面对的内心磋磨只会更多而不会少，因此这些生活的困难都作为辅料先于写作本身验证着自己的心，比如一个人是否有坚持做事的能量。因为写作就是一种“做事”。但创作又总是和别的事情不太一样，因为常常没有回报。不像大考，即使失败，再付出些努力，也很可能有机会。写作不同，这是一项常常没有回报的工作。技术的锻炼虽然可以通过日积月累的理解抵达一定的水平，面对不同的题材是不是能有深度的理解能力却非常难说。有时候头脑走在前面，笔却跟不上。有时候笔在前面，文字却像被力气连缀起来似的。这样或多或少失败的经验都渐渐影响着写作本身的实现。即使在进入创作成熟期后，这一现实仍旧频繁出现，阻碍着写作者作品成熟度的实现。
于我而言，转折点在2015年写短篇小说《白夜照相馆》的时刻。着手书写一个个人经验之外的故事，对我来说挑战很大。依凭着一种叙事直觉，进入以虚构家族历史为己任的照相馆。在作为背景的凶案中截取内心的波段，在故乡和异乡之间，呈现一种告别和选择。这对当时的自己来说，是有一点点挑战性的。如何把自己远离故乡求学和工作的私人情感，汇入社会本身的迁徙浪潮，又渐渐拂去一些幽暗的内心褶皱，抵达较为明朗的叙事——这些，都是难度。但对我来说，更难的还是写完这篇小说后，突然觉得自己有一种枯竭感。仿佛依凭叙事直觉建构故事的自己正在逐渐消失，而新的自我似乎还没有被我再次发掘。于是，2016年3月，我开始着手书写另一个对我来说十分重要的中篇小说《在平原》。
小说只有4万多字，却足足写了一年。女美术教师与男高中生之间从备考到更深入的交谈，混入7天的高山写生之旅。小说虽使用了大量我自己学画画的经历，实则每一次对话的跃迁，对我来说都是不小的挑战。很多次都觉得自己要放弃了，却又凭着书写的渴望，一次次逼着自己把最稳健最明亮的感受从内心激活出来。如今想来，当时几近痛苦的经历，却全是后来的幸福来源。
《在平原》完成后，同名小说集和另一本全新小说集《象人渡》相继出版。在中短篇小说中，自己觉得游刃有余地度过了一段不短的时日。中篇小说《东国境线》和短篇小说《接下来去荒岛》《雍和宫》等，都是一定程度上自己这一阶段较为满意的作品。直到2020年初，疫情开始。我突然发现，自己看世界的眼光一下子跟着环境发生了变化。内心的剧变和生活上的改变同时出现，我感到不知所措，甚至不知道如何面对写作。这个状况持续了很久，我开始断断续续写长篇小说，一直没有完全写完。这期间，又写了一些中短篇小说。感受着自己写作的微妙变化，一点点摸索，试图重新打开一些东西。
2021年秋到2022年春，我完成了一篇较为满意的中篇小说《远大前程》。小说以一名法律工作者和一位油气勘探员各自长达十多年的职场生活与情感交汇，试图还原两个青年从大学毕业到疫情开始这期间的成长变化。对我自己来说，这是一次非常独特的写作经历。把一些较为迫近的认知也带入小说中进行了一番思辨性质的探索。而在这个过程中，更特别的是，我居然在2022年元旦开始正式写诗。这让我发现在小说之外，居然还有一块飞地可以供我探索，并且它的挑战性和可能性并不亚于小说，甚至有时候更具活力。这个过程中，我重新感受到在那个虚指的21岁，我所感受过的一些体验。当年未被发现和认识的，突然都清晰起来。以至于有时候我会想，也许一个写作者最重要的时光，是他完全不知道如何做如何写的那段时光，正是那些沉默、激烈、难以清晰触摸的言辞，日日敲击过内心，待有一天有机会掏出来，才发现自己也有能把一些所感安放的能力。
尽管，在理论架构的强悍力量下，文学表达有时候显得如此不堪一击。甚至我都不知道在更深层次的思考竞争中，小说写作在我这样的人身上，是否还有新的机会。可更重要的是，这是我唯一能做的事情。所以我决定不再想了。只在接下来的生活中好好把这件事做好，成为一个真正优秀、合格的文学写作者。
原载《快乐阅读》2023年第三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