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一教授研究老家农村老人的日常生活，写了硕士博士论文还觉得远远不够……
皖北农村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当初写博士论文时，一位学者跟仇凤仙说，“像你这样描述老年，我们都不敢老去了。”
安徽师范大学社会工作与社会学系副教授仇凤仙在皖北农村长大。去年出版了一本专著，书名叫《倾听暮年：李村老人日常生活实践研究》。书里的23万字，是仇凤仙对家乡李村的老人们的观察和记录，有70个家庭、100多位老人的生活痕迹，这也是她的博士论文。
为了多种一些地，一个儿子开拖拉机要从父亲身上轧过去；为了给儿子娶妻成家，一对老夫妻打下欠条，到城里捡垃圾10年。这些听起来有些荒谬又不可思议的故事，都曾经真实上演。即便有些困顿，在仇凤仙笔下，老人们依旧主动适应形势，积极融入变化。
从仇凤仙的观察视角，能看到很多大时代中的小人物故事。随着社会变迁和农村发展，农村老人的地位和角色发生着变化，她记录下了他们突然失去土地、又逐渐找回价值的过程。
皖北农村的女儿
这次采访差点没能成行。仇凤仙是低调的人，记者从跟她最初的邮件沟通阶段便能感受到。当记者提出想到芜湖拜访她，她一开始拒绝了。“真不知道还有什么可以再说的了，有点惶然。”
2022年，仇凤仙出版专著《倾听暮年：李村老人日常生活实践研究》。这本书原稿是她的博士论文，2014年完成；后来仇凤仙对内容进行调整，2018年形成书籍初稿。这本书本应更早面世，从成文到出版，差不多拖了8年。出版社编辑对书中关于老人们生活的描述比较谨慎，更重要的原因是，仇凤仙自己不积极。
出书前后的这几年，仇凤仙一直有些紧张。她担心自己写得不够好，某个观点或者某段素材经不起推敲，“不是我自己收藏，或者放在电脑里别人看不见，一旦出书了，大家都会阅读，并且交流。”著书立说，在她看来是最为严肃、严谨的事情。
仇凤仙近照。
学术领域，仇凤仙一直面临关于研究意义的拷问。仇凤仙出生在上世纪70年代末，从小生活在皖北农村，从硕士论文到博士论文，她的研究群体都是自己村里的老人们。“农村是中国变迁的实验田，它的内容太丰富，很多好的社会学研究成果都是在农村里面做。”不过，也正因如此，国内关于农村老人的研究多如牛毛。
仇凤仙最初在某门研究课上提出这个想法，任课老师说，写这个意义不大，农村老人一度生活困苦，这是谁都知道的事情，况且现在他们生活改善了很多，还有各种助老活动和帮助农村老人就业的政策。其实仇凤仙自己也没太想清楚。这种自我怀疑一直伴随她博士毕业，“论文送审出去，我都不知道能不能过。”甚至一直到书籍出版，她最大的惶恐仍是这个，“就怕别人问我，写这个有什么意义？”
更大的压力来自乡土人情。仇凤仙是李村的女儿，村里人对他们家的印象是，家教甚严，孩子都守规矩。“有一次我哥哥偷吃了邻居家刚种下的花生种子，后来邻居为了防止老鼠偷吃，给种子拌了农药，因此才特意告知家长，得知此事后，我母亲把哥哥打得很重，邻居家都跑去劝，说不要打了。”村里老人都是仇凤仙的长辈。上中学时，她从不敢在村子当中的大道上骑车飞奔，会被视为不礼貌，目无尊长，要从村口便下车，推着过去。现在回村里，仇凤仙开车，仍要把车窗摇下来，慢慢开，遇到人便头伸出窗外，招呼两声。
也正因为熟悉，仇凤仙回到村里做研究，从来就不是研究者姿态，几乎是个隐形人。她的父母仍在村里住，她回家探亲的时候，逢人便聊两句。不带纸笔，不开录音，“带那些东西你就不要聊了，都用脑子记。”村里的习惯是这样的，老人都愿意聊聊别人家的事，谁家娶媳妇，谁家嫁姑娘。以前这些农村的事情哪有一点风声都不透的，村里人吵架都站在门口，一个村子的人都赶来看热闹。村的院墙本来就矮，即便关起门来，站在院里聊天，隔壁都听得清楚。那个时候的农村，人与人之间日常生活的界限感不强。
如此研究得到的素材，真实，且有温度，但怎么呈现，仇凤仙很难办。村庄里面，熟人社会，不需要点名道姓，事情一说大家都知道。后来，仇凤仙删去3万字，对论文里的记叙做了案例化的处理，完全抹去个人信息，不会再被对号入座。曾有媒体采访时，想再翻出她被删掉的故事，她没给。在忠实记录和真实呈现之后，她最希望老人们依旧可以平静生活。
失去土地的老人
仇凤仙的外婆得了食道癌，即便孩子们也在村里，但都分了家。因为没钱到医院救治，整个家庭眼睁睁看着她病情一步一步恶化，直到逝世，人走的时候只有72岁。仇凤仙记得特别清楚，外婆病了之后，她买了两袋单价五六块的牛奶，外婆说，“哎呀，我以前就很想喝这个，但现在喝不下了。”
李村很多老人都是这样。有一个老人去世前的愿望是想吃一块牛肉。仇凤仙想，如果他的生活条件好一点，最后的愿望怎么能是想吃一块肉呢？
上世纪90年代，皖北农村普遍穷，一家人的生计都靠土地。仇凤仙1999年考上安徽师范大学，学校学费每年3800元，她爸妈都是很勤奋的农民，但家里没有积蓄，供她上大学，几乎要砸锅卖铁。
因为不富裕，初中时父亲跟仇凤仙提过几次，要不要不上学了？她不吱声，默默把学校发的奖状带回家，给父亲看。其实上学花不了多少钱，她一天三顿回家吃饭，连在学校睡觉的床都是从家里带去的，“主要还是家里需要劳动力，父母两个人要种将近20亩地，太累了。”仇凤仙想。后来，她二妹辍学，到南通一家纺织厂打工，小妹成绩还不错，本来能考上很好的初中，也没念下去。仇凤仙大学的学费是从信用社贷款来的，那时候信用社很少给农民放贷，她考上大学了，大学生的未来可以作为还款保障。
仇凤仙在美国访学。
“现在回想起来，那几年，可能是农村人最困苦的时候。”仇凤仙说。一些城市国企改革力度比较大，不少工人失业，劳动力富余，农村人又都想到城里打工挣钱。她父亲曾到北方某沿海城市务工，干了半年，只挑了几个锅碗回家，工资被拖欠了。土地上的收入又很微薄。小麦每斤3角钱，棉花卖8角钱一斤，一亩地每年赚100多元，每家十几亩地，一年收入不到2000元。然而涉农的工业产品，像化肥、农药、种子、拖拉机等，价格都不低。农民在土地上忙活一年，到头来只能糊口。
这也是村里大多数家庭的情况，一家几代人的生存都仰仗着土地。当时李村一个相对普遍的现象是，老人60岁之后就要把土地让出来，给已经自立门户的儿子，儿子回馈老人一些粮食和零花钱。在农村，没有退休这个概念。仇凤仙到村里访谈，听说村里有个老人，儿子想种他的地，被拒绝了，儿子就开着拖拉机，直接到他父亲的三亩承包田里去耕种。老人躺在拖拉机前面说，“你要想来耕，就先轧过去。”仇凤仙问那个老人，为什么这么激烈？老人说，那是他的生活来源。
被分配的不只有耕地，还有宅基地。农村里有宅基地才能建房，位置固定，数量有限，一个儿子结婚，就分一次家，分到最后，可能无地可供，一些老人就把仅有的宅基地留给小儿子，自己出去搭个房子住。
在李村，这样的房子被叫做老人房。在村庄边缘，庄头是老人房聚集点，零零散散的，几家老人聚集到一片田里，各自用砖头搭出一个20多平方米的小房子，用来睡觉，前面再垒一个低矮的小屋，算是厨房。房子不怎么遮风，可能也不通电，没什么家具，只能满足老人们的基本生存需求。
仇凤仙也问过他们，为什么不把房子盖得好一点？老人们回答，自己手里要留点钱，吃饭、看病、人情往来，都得花钱。“没了经济来源，他们找不到安全感。”仇凤仙说。失去土地之后，老人们随之逐渐失去权威、地位和价值，就像庄头的“老人房”一样，被边缘化了。
积极向上的自我
2003年，仇凤仙大学学的是社会工作专业，毕业后到家乡的县委党校教书。县委党校规模很小，十几年没进过新人，主要面向县里干部，一年两次集中培训。仇凤仙到那里教理论课和计算机，之前学校有机房，没人会用，当时电脑还没完全普及，乡镇干部主要来学习办公软件的使用。
不用回家种地，还端上了铁饭碗，这是份很不错的工作。但仇凤仙觉得，日子一眼望到头。她在学校经常到网站上听中央党校的讲座，刻录光盘，留作学习的资源。自学几年，她不满足，又考取安徽师范大学社会保障专业的硕士，一直念到博士毕业。
2000年之后，“三农”问题越来越受重视。仇凤仙家里，经济条件逐渐改善。大学时借信用社的钱，第二年收成下来，家里全部拿去还钱。她再去念书，已经是2008年以后，家里没为她上学的费用发愁，基本都由国家资助。这次，父亲说，读书是一件好事情，支持她的决定。
她读硕士时便关注农村老人的养老问题，在她熟悉的李村做研究，更易于入手。当时关于农村老人的研究，“学界基本都是一种悲观视角。”仇凤仙发现，学者们写代际剥削，老人被儿女压榨到一无所有，基本生存无法得到保障，对生活感到绝望，甚至出现了自杀现象。学者们呼吁，要关注这群可怜的被抛弃者，拯救农村老人。
仇凤仙隐约觉得，也许可以有另一种视角。在生活的压力下，老人的态度似乎并非完全被动。她的亲戚刘叔有三个儿子，给前两个儿子借钱盖好房子娶好媳妇，家里近乎山穷水尽，只好给未过门的三儿媳妇打了个欠条，保证在他们结婚5年内，盖好楼房，且不用偿还结婚时欠下的债务。欠条打好，刘叔夫妇到1000公里外的厦门捡垃圾，捡了10多年。等房子盖好，欠款还完，刘叔的任务结束，才回到李村。
可能，这类故事超出了很多人的认知，但在农村，父母若没能给儿子娶妻盖房，村里人会用谴责的眼光看他们。跟亲戚们聊起来，刘叔夫妇总说，“在外面日子过得很好。”仇凤仙想，他们背井离乡，日子应该不会太好，但挣到钱更重要，比在家闲着更让他们感到满足。
仇凤仙（左一）和进城务工的农村老人们聊天。
后来，仇凤仙在芜湖居住的小区里，某天一下冒出来很多老人，在打理小区绿化。仇凤仙跟他们聊天，这些老人来自附近皖南地区的农村，土地收入不足以支撑生活，便出来到城里找活干，工作日结，每天报酬80元。他们跟劳务公司对接，每天早上8点把他们一车带到城市小区里，晚上再统一开车把他们送回村里各自的家。
“放在10多年前，即便农闲时节，哪有老人愿意这么出来干活？环卫工给人家扫地，他们觉得丢人。”仇凤仙很明显感受到老人们的变化，主动适应时代的发展，起码现在都觉得这是一份工作而已，不涉及到面子。
仇凤仙看到了一种主动性，看到了农村老人积极的自我，他们身上有强韧的生命力，也有逐渐适应的能力，只不过蒙了一层悲凉的色彩——无论是在家种地，还是外出务工，他们所能做的工作都太辛苦。
逐渐找回的价值
2013年开始，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村里老人房逐渐没人住了，荒废在一边。
这跟村里年轻人出去务工有很大关系。那段时间，城里劳务市场对农民工需求特别大，出去基本上就能找到收入不错的工作。年轻人在外务工所得远远多于土地上的产出，农村老人的角色随之改变。
仇凤仙有个在李村的远亲，为了给儿子结婚盖房子，常年去捡别人庄稼地里没人要的小麦、红薯，后来儿子结了婚，和儿媳总因为生活琐事争吵，常吵到邻居看不过去了，上门来劝，她自己搬去了“老人房”。几年后，儿子儿媳要进城打工，婆婆儿媳之间的矛盾反而缓和了——儿子的空房子要看，孙女也留守在村里，交给她接送上学。老人的价值重新凸显。
农村老人缺少稳定经济来源的问题仍没有解决。仇凤仙很熟悉的一位木匠，家里父母75岁了，还在种地和打零工，坚决不要儿子一分钱。木匠的妻子在家里照看小孩，他们有2个孩子，大儿子上高一，小女儿才5岁。木匠每个月能挣8000元，收入很不错，但除了日常开销，还要供市区一套房子的房贷，如果哪个月挣得少了，日常生活都无以为继。这样的情况，即便想拿钱出来供养老人，怕也无能为力。
仇凤仙一直在想，与其让这些老人经济困顿，与其单纯给予基本救助，不如给他们提供一些更好的工作机会，给他们发挥价值创造条件。她曾在一篇学术文章中这样呼吁过，但被一位同行批评没有人文情怀，说老人们需要休息，让他们安享晚年更好。
仇凤仙（右四）带学生们外出调研。
2015年前后，学界风向有所改变。有位农村领域的知名学者提出“老人农业”的概念，“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农村的田地谁来管？就得靠农村老人。”仇凤仙说，“与此相适应，我们农村现有的生产体系、知识体系等，都要调整，重新建构，去适合老人进行农业生产。”这一观点更重要的意义是，老人不再被规定为一个“无用”的角色、被淘汰的对象，价值和作用都被重新肯定。
2017年，仇凤仙带自己父亲第一次去北京，这是他长久以来的心愿。他们爬了长城，看了毛主席纪念堂，父亲有感而发，还写了一首诗。那时候他已经快70岁了，走几步就喘，虽然很累，但走得比其他人都带劲。这对他来说是最大的人生满足。仇凤仙突然意识到，农村老人也有更丰富的、更高层次的需求，也许是到一个地方，看一场风景。
这几年，随着党和政府各项强村富民政策的推进落实，农村老人的生活渐渐变好。无论是在李村，还是在其他农村，60岁以上的老人都能或多或少领到一些现金补贴。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各村特色产业不断发展，特色活动不断增多，老人们能从土地上获得的经济收入也在增多。仇凤仙回李村后再看，老人们正在重新找回价值感。
“曾经那个时代就这样过去，老人已经都走了。”说完，仇凤仙沉默了好一会，“我们得抓紧时间，继续改善农村老人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