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令狐卿
编辑| 王蕊
近日，自媒体引述原中新网的一个报道在网络流传，称“黑龙江185人因违规焚烧秸秆被处罚1.782亿元，人均罚款96.3万元”。 4月19日，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局局长王凤华接受采访时澄清：“1.782亿是直接扣拨地方财政资金，跟焚烧秸秆的农民本人无关，此次对农民并无实际处罚。”
省里扣罚地方财政拨付款的依据，是2018年印发的《黑龙江省禁止秸秆露天焚烧工作奖惩暂行规定》。该文件规定：9月15日-12月10日或翌年3月10日-5月15日期间内，出现第一个火点的，省财政将直接扣拨相关县（市、区）50万元，再出现火点，按每个火点30万元扣拨资金。
在省有关部门出面澄清之前，秸秆焚烧扣罚近两亿元的事广泛传播。它之所以形成很高的关注度，是因为新旧两个原因：新的原因是舆论将它理解为农业综合执法队在行动，为了增加非税收入开具大额罚单；旧的原因是社会大众对秸秆焚烧的处理有不同意见，认为还有更经济的利用方式，而不是以罚代管。
来源：视觉中国
现在看来，将这件事与传说中的“农管队”联系在一起，尽管这属于广义上的农业执法范畴，但和网传的不是一回事。这是澄清的好处，可以防止传言进一步扩散。但这个回应没有回答外界的另一质疑。尽管依规依纪问责了414名党政干部，可人们还是疑惑：秸秆焚烧是不是一定要一禁了之？
从黑龙江出台的禁烧文件看，这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问题，为了防范火灾和空气污染，禁烧势在必行。但能不能禁得住，恐怕要打问号。要知道，即使明文在前，奖惩规定高悬，可仍然出现了594处焚烧火点。这背后，要么是总有农民不服从禁烧规定，要么是地方干部难以阻止焚烧点的出现，理解它们背后的逻辑，恐怕比单纯的鼓励地方内卷要强。
理论上讲，秸秆除了焚烧后，有其他干净、安全的应用。比如“秸秆还田”，将秸秆就地用机器粉碎，实现“从田里来，到田里去”。但这样做的成本比较高。还有一种方式是将秸秆打包上岸，运到别处。但这需要很大的人力投入。收上来的秸秆送去哪，也是个问题。何况现在农村年轻人普遍外出打工，留下来的大都是老人，他们就算愿意操劳，也恐怕力不从心。
农民明知道官方禁烧，可仍然要烧，佐证以现行的秸秆再利用办法，无法处理完秸秆，焚烧秸秆依旧是最迅速、最有效的处理方式。换言之，这些因秸秆焚烧而被扣罚财政拨款的地方，其实更需要资金来处理秸秆问题，帮助农民有效处理地里的秸秆，研发规模化的秸秆综合利用项目。如果财政越是没钱，秸秆问题就越难解决。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区伟光村、果园村附近，大型农机正在对玉米秸秆进行还田作业。 来源：视觉中国
焚烧秸秆屡禁不止，提出了更值得思考和应对的问题，但现在的解决思路是什么？是明知难以根除农民的焚烧冲动，仍将基层的三级责任干部往田间地头压。在这种与地方财政直接挂钩的压力下，地方只能使用更多的执法人员，雇佣更多的临时管理员，想必这也是一项耗资巨大的财政支出。
这次沸沸扬扬的传闻，虽然是一场乌龙，但也是一次提醒。黑龙江省可以好好地回头看，评估禁烧奖惩政策的合理性，将焦点从督促干部，转移到研发秸秆更有效的利用上，让澄清更服众。甚至可以实事求是地想想，农民焚烧秸秆是否就是“十恶不赦”的处理方式？禁不住焚烧的背后，到底有哪些可以改进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