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本书共分为化州、郁南、南海和方法论四个篇章，前三篇为实证案例，深入详尽地对化州、郁南和南海农业农村情况、金融现状与需求等研究，并对主要农业特色产业提出金融产品方案、实践方法和政策建议。方法论篇则是对金融支持乡村产业振兴实施路径的抽象总结，提出金融支持乡村振兴模式理论框架和实操路径。全书是具象化案例和抽象化总结的辩证统一，既有理论研究价值，又有实践指导意义。
新时代 新征程 新探索 新使命
(代序)
由南海农商银行研究撰写的《乡村振兴的南海探索—金融服务农业全产业链新模式》一书，在中国金融出版社正式出版之前，应南海农商银行邀请，约我为该书写一篇序言。为此，我还专门进行了为时一周的实践考察与研究。以此为基础，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考察、思考与研究之后，将该书放在中国式现代化伟业中的乡村振兴，以及我本人研究农村金融、政策性金融四十年的积累，在理论与实践的漫漫心路历程之中，加以总结、抽象与提升，试图作出尽可能客观理性的判断与评价。经过反复推敲，几易其稿，最终形成此文，是为序。
(一)
2021年10月初，在我高龄患多年基础性疾病、退休几年之后，应我在中山大学的弟子、兄弟朋友们的多次、多方真诚热情恳切邀请下，我终于选择在南国羊城定居养老。我这个八旬老翁终于像“国宝”大熊猫一样被保护起来，沉浸在温馨的关爱与呵护之中，除了深深的感谢与感动外，就是愧意与不安。闲居羊城一年多的实践表明，健康状况的好转与恢复是出乎预料的，于是休养之余，还可以思考研究一些问题，做些力所能及之事。这岂不令人乐哉、幸哉，欣也、慰也！
在羊城的一年里，陆续从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多市多城，论坛内外，闲聊闲谈之中，听到有关南海农商银行、郁南农商银行、化州农商银行与地方政府、财政及各专职部门努力为乡村振兴用心用力、多方尝试、有所贡献之事，引起了我的关注与兴趣。
恰在此时，南海农商银行的有关同志与朋友也提出希望我能为他们撰写的书籍写一篇序言。盛情下，欣然允诺。
为了写好这篇序言，以便不辱使命，就必须充分了解序论的对象本身，这就需要进一步对其学习研究。一个主要的途径就是“走出去”调查研究，可有利于弥补我自身以往相关知识储备与阅历的不足，开阔视野，发现新问题，加深研究与思考，广泛听取各方面相关人士的意见与建议。在南海农商银行领导的大力支持下，在南海、郁南、化州相关领导的陪同下，我的调研历时一周，行程二千余里，收获丰硕。
在尚未进入主题之前，首先需要向读者介绍广东佛山与南海之间的行政隶属关系，后者是前者的一个区。而郁南县隶属于云浮市；化州市是一个县级市，隶属于茂名市。由于南海农商银行对郁南农商银行和化州农商银行的持股，因而南海农商银行服务乡村振兴的改革试点就扩展至郁南县和化州市的县级农商银行。这既为南海农商银行的试点范围扩展到处于不同发展水平的地方，使试点有多样化的适应性，也为广东不同县市提供了一种发展的机会和服务，并且有力地促进了更多地区及南海农商银行自身的发展。而郁南的黄皮和砂糖橘、化州的化橘红和罗非鱼也都是此二地的特色产业及振兴选优产业。
南海、化州和郁南这一改革试点的选择，有此三地乡村振兴特色产业的“特色”鲜明、发展前景良好的优势。这三地的自然环境、资源禀赋、发展水平各异，有由高到中再到低的梯度性特征，符合便于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初衷。南海作为佛山的一个行政区，距广州市极近，又有上级佛山市的引领与带动，在此三地中属先行先发先兴，地方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高，市场繁荣，地市经济与市场发育水平高，财政实力强，各行政主管部门思想解放，公共性服务配套齐全，为乡村振兴奠定了强有力的基础。因此，南海是第一个改革试点。南海区农业创造的GDP如今仅占南海区GDP总量的百分之一二，但绝对量近百亿元。这是一个“排头兵”、活样板，可对其他相对后发、慢发地方形成强大的引领、吸引，使大家看到光明前景、奋斗目标。南海自2006年进入快速发展期，2006年GDP不足1000亿元，之后不断提升，16年翻了3番，现在将近3800亿元。南海区政府早在10年前就成立了旨在促进中小企业融资的专项基金，母基金规模达3亿元。10年来，南海农商银行累计发放专项贷款(育鹰宝)超200亿元，乘数效应超过50倍。
第二个改革试点是化州，属于第二梯队，化州的化橘红和罗非鱼，特色与优势鲜明、规模大、配套设施与行政专业服务较好，仍在提高之中。
第三个改革试点是郁南，其特色产业为黄皮和砂糖橘，但整体而言，仍处在起步阶段，特色产业的农户处于自然与历史发展的简单传承，发展阶段起步较低，有待奋力拼搏，属于第三梯队。
(二)
综合观之，本书有以下三项创新亮点。
本书的研究与撰稿是以地方农商行如何服务于未来中国二十年、三十年全面实现现代化乡村振兴和全民共同富裕这一伟业为立脚点。课题组成员不忘初心，服务地方县市以下农业、农村、农民，扎扎实实调研，将视角集中于乡村振兴这一基本点。如此，既高瞻远瞩，又脚踏实地，将地方政府、地方财政的全力引导支持，以及政府为各级行政部门提供适时、高质、全面的行政公共服务作为基础与前提条件是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只能加强、不能削弱的。这一点尤以广东南海过去数十年的发展演变、翻天覆地的发展变化这一事例为典型案例。
以乡村全面振兴中的农业现代化、乡村城镇化、市场化以及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振兴为例，在新形势下，由一家一户、单打独斗的传统模式已然难以为继，必须改变。某一特色产品在从小作坊到大商超提升中的商标注册等各类费用超过千万元，这是任何一家农户或地方中小企业都做不到的。某一特色产品的大力发展、扩能、积聚是必不可免的。简言之，某一地方的某一产品各自为战、各搞一套既不可取，也不必要，且会自乱阵脚，高度重复浪费，产品销售、百姓消费也会眼花缭乱，莫衷一是。实践呼唤地方政府各部门提供全面、专业的公共性服务已不可或缺，政府服务以及职能部门转变也呼之欲出，时不我待。
南海农商银行多年来的特色服务形成的农业全产业链资金闭环运作模式，不失为服务与管理的一项创新，此为其创新亮点之一。
我在调查研究的过程中发现，我们如果转换一下研究观察视角与立脚点，将以地方农商银行为主体转换为以乡村振兴伟业本身为主体，将县市地方政府的政治引领、政策支持，地方财政的信贷担保或贴息、财力支持和各行政部门的配套性公共服务同地方农商银行的特色信贷服务视为一个主体、一个观察视角，我们就会立刻发现这就是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服务、结构、功能在地方延伸、发展的一种创新。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建立是以国家财政出资为资本，以提供国家信用为特色，是服务于“三农”，或者实现以中国乡村振兴为引领、为天职、为己任的公共政策性农业金融机构。广东南海地方政府的引领与支持，财政部门的信贷担保或贴息，地方政府各部门提供公共性服务，地方农商银行提供特色信贷服务，这种协调合作对接服务难道不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吗？这实际就是一种改变了表现形态的公共农业政策性金融！
以世界各国的公共政策性金融为例，一般都是以中央政府，以国家为主导主体建立，在省设立分支机构提供服务，地方政府不参与。除某些国土面积广大、人口众多，且是联邦制政体的少数国家外，一般没有省一级独立的公共政策性金融机构。
中国地域广阔、人口众多，各地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差异性巨大，我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积聚全国之力，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金融体系，所以没有建立地方独立的公共政策性金融机构。
南海农商银行这一非国有的地方农商银行本身，不是也不可能做到商业银行非商业化，转变为公共政策性金融。所以说南海的探索不失为国家农业政策性金融在地方的一种创新、延续、补充与发展，可借鉴、可推广。此为其创新亮点之二。
本项目成果的第三个贡献与创新就在于为地方政府与地方农商银行落实国家乡村振兴和实现全民振兴共同富裕伟业实践上提供了一种新的模式、一种可行的路径选择。
中国要实现全面现代化和共同富裕，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全面实现全国乡村振兴是核心之核心、关键之关键，地方政府，包括省市县级政府是责任主体与主导、核心与关键。这一使命是神圣而伟大的，但也是艰难与艰巨的。林毅夫等学者各自独立的研究表明，到2050年全面实现这一伟业任务，中国的GDP将是美国的2倍，只要平均年经济增长率保持4.7％以上即可实现，而人均GDP是美国的1／2(美国人均GDP为8万美元，中国人均GDP为4万美元)。前景广阔，前途光明，我等须前赴后继，殚精竭虑，拼力奋斗，方成正果。这是21世纪的新时代、新长征、新征程、新使命。冲出正阳门，奔向朝天门、德胜门、凯旋门。中华民族全面振兴，正可谓泱泱大国十四亿人口，文明古国煌煌伟业，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此为其创新亮点之三。
(三)
本书的读者肯定会注意到，本书所倡导、研究与赞赏的领域，以及此序言作者关注的核心点都离不开中央或地方的公共政策性金融这一中心议题。借此机会，我想同读者朋友再次讨论这一重要问题。
我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比较研究各国金融体制这一项目的同时，就开始了对本书政策性金融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研究。我首次发现，继而倡导研究，并持久不断，追踪且研究不辍，至今已有四十余年。2023年，也将迎来中国政策性金融体系建立三十周年纪念，抚今追昔，十分必要且十分有益。
我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持续10年研究“各国金融体制比较”这一课题，并在最终研究成果《各国政策性金融机构比较》的最后一章，“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理论与实践”专章中首次将政策性金融问题郑重提出，政策性金融客观存在，并将其提高到同商业性金融彼此对称平行并列的高度，进而将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二者在业务上分离、机构上分立列入推进与深化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八大战略选择之一。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以各国政策性金融为题，向国家申请立项并最终获选。在1993年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召开前夕，《各国政策性金融机构比较》由中国金融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1993年8月，以“充分借鉴各国成功经验，尽速构筑中国的政策性金融体系”为题，向中央有关部门提出这一相关建议。同年8—9月，国家教委在向中央有关领导汇报全国高校如何以科研成果为改革开放服务时，将我的项目研究及相应建议作为典型案例上呈。此后在1993年10月，中共中央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关于金融改革的八项决定，其中之一便是前述“分离分立”的建议。同时，我的项目最终成果《各国政策性金融机构比较》一书的适时相应出版发行，最大限度地满足与适应了中央改革的决定与进程。
时至今日，三十多年过去了，我想趁我还健在，将有关重点问题记录强调如下：其一，“政策性金融”这一概念的提出及其背景与含义。在人类漫漫长路中的科学史表明，提出一个新的基本概念是最难得的，也是异常困难的。在此之前，各国金融术语与机构名称中并无“政策性金融”这一概念，是我首次提出的。因为是首提、首倡、首创，但又无所借鉴，必须以一个全新的概念与早已长期存在的“商业性金融”这一概念“相对称、相平行”。当时很困惑，曾经想用“国家金融”一词，但又易于与“国有金融”相近相混，且一些国家的商业银行也是国有国立的，显然不可取。考虑到此类金融机构均以国拨资本确立，不以利润最大化为最高宗旨，专以贯彻执行国家的产业政策、社会政策、就业及外交政策或战略为最高宗旨，最终选择提出“政策性金融”这一新概念，但也不是很满意、很确切，不得已而命之、为之。又考虑到英文中的“policy”一词，首先是政治性，其次是政策性，也易于造成某种误会、误解，尤其是同政治或政策联系在一起，总觉得不确切，不很明晰。我期待假以时日，官方或民间逐渐理解、习惯认可了“公共政策性金融”这一概念，我以为这或许是最理想、最好、最可取的。
其二，作为“公共政策性金融”这一第二代理论模型，在强调它的公共性要素的同时，又对它基本的本质性特征进行了重新界定和大幅度更新，即相关理论的第一代特征表述为“金融性、政策性、可得性、选择性”；第二代特征表述为“公共性、金融性、国家信用性、特定限定性与选择性”。这其中将公共性定义为本质性特征；金融性针对财政性而言，更强调财政是单方面转移，属无偿拨付，而金融则是有偿借贷，须还本付息，也包含融资性、有偿性；国家信用性针对国有金融而言，国有金融机构是企业，不是国家机构，强调了在国家金融中，国有金融是企业，不享有国家信用，凸显它不是一般性企业，只是实行企业化运营管理，是政府机构。我总觉得有点儿怪怪的，但又找不到理想的、更恰当的选择，姑且为之。
伴随这一理论研究的深化、实践的发展，以及视野的开阔，21世纪初又将康德的“公共性”概念引入其中。如果倒退到三十年前，在“政策性”和“公共性”二者之间权衡，我宁可用“公共性金融”一词，而不再用“政策性金融”，但要改变它并不容易。考虑到“政策性金融”这一概念已使用三四十年，官方文件、法律法规、理论术语、读者习惯等因素，非正式地采用了一种折中的方式，近几年逐渐采用了“公共政策性金融”一词，既凸显“公共性”这一特征，又冲淡或缓解了“政策性的、政治性的”理解或误解。但公共性概念理论的正定理，也并不反对或排斥“政治性”，反而强调任何一项公共性项目要想获得成功而不失败，就必须与政府紧密配合。特定限定性与选择性，则强调这不是一般的商业性金融，不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但也不是不讲收益、不可持续。信贷领域、项目性质、客户存贷业务的限定性、选择性，强调有所为和有所不为。一些国家相关机构强调优惠性，但在中国当时的环境下，只强调信贷短缺条件下的信贷可得性，将优惠性淡化，或许优惠或许可得，并非必然。
如今看来，此项提升或更新也未必是十全十美的，但与第一代理论模型相比要更好一些，可谓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理论本身也在变化，它不应该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时代的变迁、实践的需要、认识的深化，必然会有修改与补充，或有所弃取。自己否定自己也是理性的，是一种升华，能保持理性的定力，能开放性地对待别人，尤其对待自我，也是一种欣慰或非庸俗的高尚。
(四)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高瞻远瞩、高度概括地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划时代的伟业，是新征程、新长征，是全党全国、各行各业、全体人民的神圣历史使命。对本书的研究主题—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而言，更是切中要害、责无旁贷。从这一视角出发，集中讨论中国的公共政策性金融在实现这一伟业和新征程中的任务，可以高度概括地说，未来的二三十年，中国公共政策性金融将进入发展的新阶段、黄金期，既肩负神圣历史使命、责无旁贷，同时在实现这一伟大使命的进程中，公共政策性金融自身也将得到巨大发展与历史性提升。
邓小平同志曾指出，社会主义有市场，资本主义有计划。他既指出两种市场经济的共性，也以“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这一定语，规范和限制了二者差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为人民的经济，是全民共同富裕的经济，是以公有制为主导主体引领的经济，是与非公有制经济，即我们称为“民营经济”共生共同发展的经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谓的私有制经济，其实是资本被少数人高度垄断，投资收益为一小撮人独享的经济。明确这一点，切不可淡化或模糊这一巨大差异，至关重要。
金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核心，必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核心，公有制或国有经济必然是中国经济金融的主导、主体与引领。国有或国家金融必然是中国金融的主导、主体和引领，而地方金融或者地方农商金融是全力服务于乡村振兴和全民共同富裕中占全民一大半的农民和地方乡镇县市职工的金融。可以说，乡村不振兴、农民不富裕，则中国振兴、共同富裕断无可能；农业不现代、农民不富、农村不稳，则中国现代化难以实现，全面难富，中国难稳。
公共政策性金融是国家金融、国有金融不可或缺的重要构成部分，是以贯彻执行国家产业战略与政策、社会发展战略与政策为己任，而不以利润最大化为最高宗旨的金融，在乡村振兴和全民共同富裕伟业中更是生力军、突击军。世界各国皆如此，毫无二致。
以日本的公共政策性金融为例，在日本战败投降、百废待举的战后半个多世纪中，日本建立了以“三行九库”(库即基金)为架构的政策性金融体系，号称日本的“第二财政”。它以日本邮政储蓄银行的储蓄为资金来源，形成日本的国家金融(日本的商业性金融，都是民间的、私人的)。“三行九库”的信贷量占日本全国信贷量的三分之一，异军突起，作用巨大，不可或缺，不可替代，可以借鉴。中国公共政策性金融的信贷量仅为全国信贷总量的10％，发展远不充分，发展空间巨大。因此，我称未来二三十年是中国公共政策性金融发展的新阶段、黄金期，也不是主观臆断、空穴来风，是言之有据，实打实着的。
人们也愿意看到，进入第二个百年征程的最后二三十年中，中国的公共政策性金融发展加速，资本与资金实力在不断增强，举措频频。可期可待、可圈可点；然任重道远，期盼奋发而更有大举措，作出更大贡献，同时自身也得到更大发展、更大提升！此为期盼。
前面说到，南海农商银行的探索研究、试点试验为弥补中国地域广阔、人口众多、自然环境与发展水平不均衡提供了某种可供选择的思路或模式。未来，比较理想的办法是研究改善环境与条件，逐步有条不紊地建立地方出资的国有地方性公共政策性银行。承认差别，发展有先有后，不“一刀切”，鼓励提倡，不禁止、不反对。另一种可供选择的、比较易行、富有各自特色的模式，便是地方政府财政出资担保贴息，政府各部门提供公共性服务，地方农商行提供信贷，共同协调合作，共同促进乡村振兴的，我称其为国家公共政策性金融的延伸、补充、发展的地方性准公共政策性金融。
(五)
这部分我们集中讨论公共政策性金融的神圣历史使命。地方政府主导的地方财政与地方性农商银行紧密合作，在乡村振兴伟业中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这种机制与模式的实质是地方公共政策性金融的一种创新，是国家公共政策性金融的某种延伸和有力甚至是强力补充，应予以肯定与鼓励，也值得在有条件的地方推广，群策群力，共谋乡村振兴发展。优化合作，共谋大业。南海农商银行和郁南农商银行、化州农商银行与当地政府合作，通过财政专项基金来撬动信贷资本，其对投资乘数效应可达十倍甚至数十倍。
党的二十大胜利闭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进入一个历史性转折节点，即中华民族复兴，最终实现和国家全面实现现代化伟业，实现乡村高水平振兴和全民族实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富裕水平，进入深度彰显中国式现代化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现代化，最终实现中国人民较高水平地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胜利实现国家经济金融强国战略，教育、科技、人才强国战略，强有力、有效地实现维护国家安全，稳定幸福安康的新时代。
处在这样一个深具深刻丰富内涵而又充满百年不遇之巨大挑战的历史性转折节点上，回顾历史，展望未来，满怀信心而又充满期待。我们从未来二十八年新征程中的一个特定视角、特定领域展开，讨论落实中国金融，尤其是公共政策性金融应承担的神圣历史使命，在完成这一神圣使命过程中，实践者、服务者自身也将得到巨大发展和历史性提升。
展望未来二三十年，前程似锦，迈入新时代、新征程、新探索、新使命的历史性决胜期。
第二个百年，全面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乡村振兴、全民共同富裕，中华民族傲然挺立在世界民族之林，实现高水平复兴。我们仅以本书乡村振兴为视角，高度概括地讨论全面振兴这一伟业中的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试想中国的乡村振兴涵盖农业、农村、农民，八亿民众，以全国两千多个县为核心展开，以县域核心县城这一大中城市之尾，众乡镇之头为轴，全面建设现代化，全面形成新中国现代化的坚固基础，县域县城几十万人口的新增长点，城镇基础设施全面配套，庞大的中小企业群，经济与社会、工业、新农业、科技、文化、教育、科研高水平发展。这一过程伴随农业的现代化集中与积聚，带来漂移于大中城市几十年的几亿个“农民工”中相当部分的人口流动方向逆转，回乡就近就地创业、就业，他们会带着大中城市的新思想、新观念、新视野、新技能、新文化，优化与强化提升中国的广大农村。
在今后二三十年中，伴随这一历史性进程的推进，将会逐步实现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收入二级分化状况会逐步缩小，实现纵向发展的协调均衡，与此同时，也会逐步实现全国不同区域由于历史、自然、环境、后期发展中的马太效应的弱化，促进全国东西南北中横向发展中的两极分化的弱化与缩小，实现全国发展的可持续协调均衡发展，从而切实实现全民振兴与共同富裕这一历史伟业、神圣使命。
今以相对狭义的乡村振兴中的全国两千多个县域的振兴来看，七八亿人口的强大消费与就业需求，他们的吃穿用、住与行、医疗与健康、公共卫生与防疫、文化与教育、环境与生态、基础设施建设、商务与服务，生产性服务的扩大、改造、再造与优化所带来的新就业、新消费，形成以万马奔腾、浩浩荡荡的世界第一大消费市场为背景、为依托。由此可知，此言不虚不假不空，言之凿凿，实实在在，可期待、可向往、可实现！着实令人神往。
(六)
在即将要结束本序言的时候，我想强调处在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在思想的开放、良好的氛围与发生的经济金融社会环境下，地方金融有了长足的发展，因此，才会有地方政府的政治引领、财政的支持以及政府各相关当局配套的公共性服务，才会有同金融界的有效合作。不忘初心，乡村振兴有声有色，有所作为，有所实践，有所探索与创造，令人欣慰与鼓舞。
本书的出版，缘于南海农商银行领导的高瞻远瞩与真抓实干的家国情怀，也有本项目课题组全体成员的辛勤劳动和富于探索研究与实践的无私奉献，令人感慨。
我以为，本项目的立项与研究富于时代感，颇有敢为天下先的情怀与脚踏实地的实干精神，立项遵循问题导向，相对超前，成果富于开拓创新，方向正确，成果丰硕，有启迪、可借鉴，期盼产生良好的社会影响，为乡村振兴作出更大的贡献。
本书的研究探索和最终成果，高等院校师生和理论工作者、国家各级党政机关、金融界管理层与员工，以及金融监管部门，可以借鉴参考。
期待金融服务乡村振兴这一事业，中国式现代化全面实现、发扬光大，将会大大促进共同富裕与民族复兴的最终实现。
本项目有待继续深化与提升，美中不足的是思想性与理论性有待进一步提高，若行文语言更为流畅，感染力会更强。当然，这对于地方基层从事具体实际服务工作的同志们来讲可能是苛求了、难为了，然而，瑕不掩瑜，尽管它并不完美，但它是一块璞玉，难能而可贵。它来自基层而不是上层，它不是天，而是地。我以为，全体国人应牢记“农业是人类生存延续发展的基础，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是全国依托于它的几十个大产业发展与优化的基础，是经济与社会的基层、下层，它有时看起来粗犷、粗放、粗俗，但它是国家发展、富裕、稳定、安全的基础，因而是基础的基础。
积八十多年之经验，方知凡一切必做而又不可避免之事，不要犹豫，莫要徘徊，一跺脚动起来，须知早动早主动，晚动晚主动，不动更被动，迟早总得动！愿与诸君分享、共享，愿万事乃成。
教授、博士生导师
辽宁大学国际金融研究所所长
“中国金融学科终身成就奖”获得者
八十五岁翁白钦先
2023年2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