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徐媛
近日，陕西汉中一位村民的检讨书引发广泛关注。该村民在检讨书中称，5月15日在自家田里烧秸秆被发现，在村镇干部的批评下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自愿接受处罚。检讨书旁边还有一张2000元的罚款收据。
据报道，此事发生在陕西汉中西乡县杨河镇土地坪社区。镇政府工作人员曾回应称，焚烧秸秆是被禁止的，每天下午都会用喇叭通知村民，处罚数额是秸秆禁烧办的规定。
然而，这一回应没有平息舆论争议。最新的消息是，镇政府工作人员告诉媒体，目前当地已成立调查组，正在调查处理此事。
农民因为露天烧秸秆被罚，不是什么新鲜事了，但一次罚两千，还是让人吃惊。
要知道，根据《大气污染防治法》，在人口集中地区露天焚烧秸秆、落叶等产生烟尘污染的物质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确定的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并可以处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的罚款。也就是说，“两千元”是顶格处罚。
无论是村民的检讨书，还是新闻报道，都看不出该村民在自家油菜田里烧秸秆，造成了多大的负面影响，比如引发小范围的火灾，或烧了很长时间，造成大面积的烟尘污染等。如果仅仅因焚烧这个动作，就要顶格处罚，那未免罚得有点重。
要知道，农民种一亩地才挣多少钱？我家是种水稻的，上周打电话我爸才跟我算了笔账，如今种子、农药、化肥等都在涨，粮食价格却没涨多少，种一亩水稻，刨去成本，也就挣一千多元。
若按杨河镇这个罚法，烧秸秆一次罚两千，我爸种一年地不仅白干，还得倒贴一笔钱。
而除了罚款额度外，引发争议的还有罚款单位。新闻中的罚款收据凭证，盖的是土地坪社区的公章。但众所周知，居委会和村委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不属于行政机关，没有执法权。在其他地方的类似案例中，对露天焚烧秸秆的村民，一般是由县环境保护局进行罚款。
在面对记者询问时，汉中市生态环境局西乡分局工作人员称，作出处罚的单位要向被罚人员开具正式的罚没收据，收到罚款后也要上缴国库，“用土地坪社区这种一般的收据去罚款，是不合理的。”
问题来了，既然在法律上，土地坪社区没有罚款的权限，市环保局也说了，他们开具的罚款收据不正规。那么，社区对村民的罚款行为，是他们自发搞的罚款动作，自己定的罚款数额，收上来的钱流进了自己的“小金库”？
还是，如镇政府此前回应所说，“是秸秆禁烧办定的数额”，他们只是执行上面的要求？
或者如网友质疑的，他们是不是只要换个正式的罚款收据，在上面看来，一切就合规合理了？
以上这些问题，是调查组需要重点关切、并予以回应的内容。
如果是社区或镇政府自己搞的小动作，越权执法，甚至以此讹村民的钱，来充实自己的腰包，那这种行径，跟巧取豪夺没什么区别，需要严肃追责。
但如果社区和镇政府得到了上面的“授权”，是按照上面的规定执行，罚款也没有中饱私囊，那么地方就要反思，如此“授权”和“重罚”村民是不是合适，村民焚烧秸秆造成的影响，是不是到了要不惜破坏规则、动辄顶格处罚的地步。
关于要不要禁止露天焚烧秸秆，这个讨论已经持续很久了。前一阵子引发争议的，是“黑龙江185人焚烧秸秆扣拨1.78亿”，虽然1.78亿，扣拨的是地方财政资金，但这个数字还是让人震惊。这说明，地方禁烧的决心虽然很大，奖惩高悬，但依然有不少农民铤而走险，地方干部全力以赴，恐怕也难以阻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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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新闻，杨河镇政府工作人员也提到，他们每天下午都会用喇叭通知村民，喊话不要露天焚烧，证明自己的宣传工作已经做到位，罚款不是搞突然袭击。但政府部门有没有想过，为何村民明知有被高额罚款的风险，还要“顶风作案”？
应该不是村民不怕罚。前面说过，种一亩水稻，一年净收入也就千把元钱，该村民种的是油菜，收入不会高出多少。
更大的可能，他焚烧秸秆是抱着侥幸心理，以为自己能逃过一劫。毕竟，对农民来说，焚烧是最容易最经济的办法，否则，他们要么得把地里的秸秆捞上岸，挪到另一个地方——别说这需要很大的人力投入，能否找到一个合适的去处，也是个问号。要么就得请专业的公司来就地处理或进行回收，但这笔处理费用并不便宜，不是每个农村家庭都能承担的。
这也是禁烧秸秆难以达成共识的原因。且不说焚烧秸秆能对空气造成多大的污染，需不需要付出现在这样的代价，地方这种以罚代管、一刀切地禁止，相当于把维护空气的成本转嫁到农民身上，让他们自行承担秸秆再利用的高昂成本。
所以，当地要调查的，不仅是社区罚款两千的举措，是不是合规；更要反思，高额罚款都难以阻止村民焚烧冲动的背后，有哪些需要改进的东西。农民挣点钱不容易，除了罚款外，应该有更能体恤人情的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