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以城市为题材的文学作品的升温，对城市历史、风物、景观书写逐渐成为了许多作家在创作上的着力点，奚同发的都市类题材的小说创作就具有代表性。奚同发以细腻的笔触探寻城市人的心灵世界，擅长营造出“在场”的氛围，以现实生活中的细节来描写现代人的精神困境，在他的笔下呈现出了一幅城市人的心灵版图。在现实生活中，奚同发是一名记者，长期媒体一线的工作，使他对社会生活十分熟悉，在或真实或虚幻的故事中，他给我们描绘出了城市生活中的众生肖像，使在现代化进程中城市人的内心得到了安放。
巴什拉称内部空间和外部空间的区分是“人类界限的庄严地理学”。环境戏剧认为空间可以用无尽的方式改变、连接以及赋予生命。奚同发在小说《彼此》中通过人物内心空间的释放和本真书写，将其汇聚到一个公共空间，使得矛盾冲突加剧，并以戏剧性方式呈现出现实生活的荒诞。
在故事开篇中，每个人物都有着各式的无奈。邹晓亮是一名实习记者，努力工作三个月，却被总编室主任辞退。对他来说，记者工作实在是枯燥，“国庆时拍红旗，八月十五拍月饼，五月端午拍粽子。”“媒体人天天替别人维护合法权益，临到头，自己的权益被眼睁睁侵犯却无力维护。”董震欧是一名派出所民警，干警察已过半年，“派出所天天都那些破事，有时被借出勤，要么是领导来了在路上站班，要么是球赛或明星演唱会去当人墙。”这样的生活他觉得实在是浪费青春，却是开小卖铺的父母千辛万苦求来的职业。在一次被所长放开嗓门几世仇似的骂娘之后，“一摔警帽，老子不干了，不伺候了！”二黄在建筑工地打工，因为没多大力气，又是大专毕业，工友们照顾他，总觉得没干啥活，心里感激大家，就把年底找老板索要拖欠工资的重任揽在自己身上。冯俊是包工头，却没有显露出的那般光鲜。“平民百姓还有点积蓄存款搁银行里，我们哪有存款啊，都扔工地里了，而且还要找银行或投资公司拆借、贷款。总之，从成为有钱人开始，一下子变成了穷人。”对他来说，每天在高级酒店里山吃海喝，真是吃怕了，“满脑子有事，要说事，要谈事，要办事。”工程款被拖欠，甚至不敢像民工一样高喉咙大嗓门大吵大闹，只能躲起来，一边找工程方要钱，一边躲民工讨薪。经常半夜突然惊醒，一身虚汗。对于他的女儿冯晓霓来说，爸爸也是缺席者，每年生日总不在家。在八岁生日那天，爸爸终于带她来商场买礼物，于是遇到在这里蹲守的二黄。
小说中人物都走向了人生的极限困境，而在无所事事或阴差阳错中，他们来到了附近的商场：美美商厦。于是所有人、所有故事被聚焦到商场，二黄把小丫头捉住，试图以此要挟冯老板，在他看来，对付流氓，要比对方更流氓，这一幕被董震欧看到，本想离开的他，无意间身子倒翻，腾空砸向那青年，结果莫名成为解救人质的英雄。而正在闲逛用照相机拍照的记者也拍下了这一幕，第二天用两个整版以视觉新闻的专栏，以时间顺序报道了他解救人质的全过程。整个过程类似于一个荒诞剧，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生活里无力地打转转并陷入人生“绝境”，却因一次偶然的聚焦改变了命运。民警立功了，从昨天的被辞职，成为今天的英雄，即便他试图讲述故事的真相，但在集体利益面前真相是不足道的，也是必须被隐藏的。那悲惨的小人物二黄的命运可想而知，所有人的生活也在不经意间走入另一条轨道。
关于城市书写，近年来有许多期待，有评论者认为“作家的写作止于现象，止于大众的悲欢离合，和大众贴得太紧，缺少一个波德莱尔式的游荡者，缺少对大众的震惊体验。在城市里，人群是风景之所在，要像浪漫派作家对待自然风景一般审视大众。要有一个波西米亚人的眼光，在大众之中又疏离大众，这样才有可能真正获得独特的都市体验，写出元气淋漓的城市文学经典之作。”本雅明说：“人们迷失在城市里，就像迷失在森林里。”在奚同发的小说中，会出现众多游荡者形象。他们在城市游走，却有着心理距离，因而对城市的观察也更为明晰和透彻，《彼此》就以多视角写出一幕幕观看城市青年生活的作品。
《彼此》整个故事构思精巧，城中人的话题，经常被物欲挤压到只有脸谱化。而这篇小说更多关注他们的心灵世界，每个人在城市生活、挣扎、沉沦、反抗，以及找不到出路的迷惘和无力，都被细致地道出。在作者看来，如今城市被物欲左右，人的轻松和笑脸并不多见，尤其在街头彼此陌生相向而行。笑，对许多人来说，并不意味着快乐、轻松和开心，只是一种表情，或者必要的脸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不得已的苦衷，在城市光鲜亮丽的外表下确是越来越逼仄的内心世界。小说通过戏剧性的故事，释放人物的心灵空间，写出城市背景下生存尴尬的众生相。
奚同发的小说《烟花》采用悬疑、侦探等多元素，书写一段无疾而终的爱情故事。这段被回忆建构的唯美的、不道德的爱情往事，却带有虚幻性，甚至连女主角都消失了。而正是那些静止凝定的瞬间，使时间之光烛照人生，也侧面写出城市化进程中婚恋观的变化，以及城市人生活和情感的不确定性。
《烟花》充满了对于城市浮华的批判，小说男主人公是一位画家，他所理解的女性应该是纯真、含羞的，触动他的《绯红》也得益于乡间偶遇的眼神清澈的女子。身处都市繁华的脂粉气息，他被这个乡间女子彻底征服，这或许是他见到的真正的美。在他看来，城市中的美女越来越多，原装的却越来越少，华丽的服饰、珠光宝气，却艳到批量出现而非独立的个体。因之，创作《绯红》，也是为了唤醒当代女性，不要被物欲横流淹没了真正的美，不要被外在的华丽包装换乱了本身的丽质。
画展上结识的女性梅雯，一起就餐的夜市、唤回的烟火气打动了他。毕竟大都市的红绿灯红外表很繁华，内心却凉冰而冷漠，就连人们的尊重、相敬、相处都显得那么假。二人迅速陷入激情热恋，在画家迫不及待准备婚娶时，梅雯却消失了。爱情转瞬即逝，虚幻地像如意湖上空绚烂的烟花。梅雯便是他生活中像烟花一样的女人，在他生活中那么张扬不羁地展现了一个女人应有的美丽、夸张、昂扬、激情，甚至淫荡，同时给他了一个美丽的转瞬即逝的承诺，然后烟消云散……
《烟花》中的爱情如此昙花一现，成为一种飘然怅惘的记忆。作品试图将二者的差异解读为“60后”对“80后”行事缺乏逻辑性的诸多不解，在差异化秩序中呈现出城市生活的多元性和不确定性。而在城市生活中，爱情越来越成为奢侈品。裴德认为唯有充实的激情发挥瞬息即逝的“瞬间”才是落实生命的途径。小说二人相处的瞬间做细节化处理，真实可感，而人物的消失却使得一切陷入虚幻。付晓海的孤独找寻，何尝不是一种个人化的认知，以及城市的差异化所带来的陌生化经验。《烟花》中多次写到男性对都市女子审美的不解：
如今大都市的女子，自小与男孩子在幼儿园里一起，对男性见怪不怪。加上超女类风尚中性的引领，更多人都弄不明白怎么做一个女孩。她们认为留短发洗起来方便，看上去精干，便放弃了如瀑布般让人心动的长发；她们认为跟男生相处很正常，哥儿们长哥们儿短的称呼很帅气，于是见了面，拍拍肩，捅一拳，击下双掌。一个丫头片子混迹于男孩子之间，穿短裤，蹬旅游鞋，没啥大的区别，甚至连穿的衣服都很男性化。如此培养的女子，哪还有什么优雅、温文，更别提含羞。
小说更为关注日常生活的世俗性和烟火气，这也是密集出现砂锅、串串、小酥肉、鱼丸等吃食，开封马道街、书店街等地理空间，在激情的爱情故事中植入俗世生活。世俗性是现代城市生活的重要特征，它强调城市生活与大众日常生活需求、大众娱乐形式、大众消费诉求紧密相关，因而城市世俗生活呈现出明显的商业化和物欲化倾向，物质功利主义逐渐取代历史意义、价值深度和理想诉求，成为城市世俗生活的典型精神面相。因之，绚烂的爱情或激情成为作者浓墨重彩所在。
不知道作者为何将故事结尾假定为“盗窃”，也许其侦探小说的元素迫切需要“破案”或者合理的解释，抑或作者普遍的戏剧化结尾更需要出其不意，无疑降低了读者对“瞬间美学”的留恋和期许。小说中的对立元素，城市多维空间、不同代际群体的呈现，也打开了城市的多面性，以及城市情感的空落虚无、城市人内心如何安放的问题。作品反复借女性审美认知、烟火气的城市角落书写传达出对于本真和美好的向往，然而城市人却只能退回到内心或无望的找寻，间或上演真真假假的爱情故事。
《日子还将GO ON》写一位都市大龄女青年的恋爱史，奚同发的这篇小说关注了也是一个普遍的社会化问题。小说的独到之处是通过女性的视角展现婚姻、年龄、性别对女性的桎梏，以及城市经济学对人文精神的压迫。在经济学的衡量下，一切感性色彩烟消云散了，丰盈可量化的物质催化了“单向度的人”。
姜小瑶是城市新女性，经济独立，追求人格平等与精神自由，却受到功利性和世俗化婚恋观的挤压。读大学的时候，父母担心她恋爱，临近毕业，又成了催婚一族。考研的时候，她也有一段美好的初恋，因男友处处谈钱，觉得很难走下去，提出分手。万万没想到的是，男友把一个小本子和一堆发票收据之类摆在她面前，在盛怒之下，她从包中掏出一叠钱看都没看摔着桌上。男生则飞快地点数起钱来，然后说，“不够，还差着呢！”这些让人瞠目结舌、啼笑皆非的场景在作者笔下却有很强的真实感，如两人的经济学背景，男生对她所提出的情感支出认为属于经济学理论上的“沉没性成本，无法计入……”等高屋建瓴的理论阐释，以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自圆其说。
之后，或是对爱情的失望，或是在竞争的生存压力，她选择倾情投入工作，几乎没有时间和精力来一场恋爱，乃至到了二十九岁已过半。“剩女”从概念到观念都是颇具歧视和压力的存在，姜小瑶亦受到父母和家族的高度关注，催婚、待嫁成为紧迫的事宜。在焦虑之下，她来到“婚姻工厂”。在熟悉流程之后，发现学经济的她，在一次次面对生活中的经济学时，竟然如此崩溃，如此毫无抵抗之力？在生活面前，爱情也成了奢侈品。或者是可以计算的投入、产出的回报，或者是流水线式的相亲、婚姻工厂。
经济学认为，“从找对象到结婚的过程，就是一个寻找目标市场、考察双方需求、认同商品交换条件，直到签订交换契约的过程”。这个过程越短，效率自然越高，大家的投入也就越少，婚姻的消费也就越划算。我们做的正是这么一种“降低婚姻交易成本，快速增加成功几率”的工作。
城市经济学的引入彻底瓦解了爱情的浪漫和非理性，婚恋观念的物化，技术征服了生活，也使人的生命情境也陷入商品化锁链中去。一切看似有序的、可控的，在核算的物质成本中，情感的力量却微乎其微，确实令人沮丧。
奚同发的另一篇小说《没时间，忙》写城市人的生活，以及他们如何在虚幻的网络空间里寻求满足。在人生的各种压力面前，人会变得孤独无援欲说无言，于是网络成为最好的言说空间。而网络最大的优点就在于两人都无法或不愿意真实地面对时，可以通过一个颇显生机的无所不能的电脑来实现沟通。城市人的生活现状，生活的压力、爱情的压力、做人的压力、亲情的压力、说话的压力、做事的压力、挣钱的压力、养家的压力、同事的压力、岗位的压力等诸多的社会压力和自身压力，一天天被压得疲惫不堪。而与压力伴随的则是每个人强烈的孤独感。孤独源自于社会价值观的断裂。毕竟在传统社会中，一切价值观都是有秩序的，善与恶的标准也是清晰的；然而在现代社会中，社会价值观却是无序、暧昧与断裂的。“为了逃避这种不确定性，人们一方面固执己见，企图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给他人，从而使社会呈现出自己所熟悉并接受的秩序；另一方面，人们又固执地排斥他人所强加的价值观，结果就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对立与隔阂，孤独由此产生。”
总体来说，奚同发的小说通过朴素的人性视角写出了现代人的生存状态和心灵际遇，在城市经验、生存方式、价值观念的冲突中，以细腻的书写释放出情感化、心灵化的城市世界。马尔库塞在《审美之维》中提出：“艺术的真理，就是通过艺术自身与理性的和解，去解放感性。”③在城市化社会中，随着物质的挤压，感性逐渐被压抑，想象也被现实取代，人们看似自由却充满压抑。奚同发的小说在一个个看似荒诞的故事中展现出城市人的精神困境，并从人性、心灵的角度审视城市生活，以共情和理解丰富了城市书写的新面向。
初识奚同发是在一个笔会上，注意到奚同发语言幽默风趣，讲起故事来引人入胜，常常令人捧腹大笑。后来知道奚同发的官方身份是记者，在本职工作之余，奚同发倾心创作，近些年佳作不断，因为内容和结构的奇崛，一些篇什被作为研究生入学考试的阅读分析文章。《雀儿问答》是他近些年中短篇小说的合集，在这个集子中，奚同发以记者镜头聚焦的独特视角方式，再现了我们这个翻天覆地的社会转型时期的社会万象。
我们在奚同发小说集中读到记者身份的有《彼此》和《没时间，忙》，记者手中的相机成了某种意义上的认知装置，通过它，现实生活投射的生存空间的另一幅生活巨幕徐徐拉开。作为认知窗口的相机，让奚同发带领我们发现了生活的另一面。同时，因为作家的选择性聚焦，人们习焉不察的日常生活的风景被提炼，在作家的主观视焦中，世界似乎缩小了，但生命景观却变得更为浩大。多彩多姿的社会万象在作家的特殊视角中发生了耐人寻味的充满结构张力的艺术呈现。《雀儿问答》因为这种记者镜头聚焦的独特视角方式的写作让人读起来有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修辞可信感。这种修辞可信感不仅仅是缘自小说内容的传奇性和故事事件的轰动性，还是来自奚同发对普众熟知生活的戏剧化处理，来自隐藏在作家内心深处的空洞感，以及这种空洞感带来的残酷的诗意。日常生活的戏剧化处理使得奚同发的小说带有某种程度的先锋性。
独特视角呈现的社会万象之一首先是对社会底层民众生活的辛酸与苦痛的关切，这也是一个有责任心的记者社会责任担当之体现。《彼此》小说中的四个生活在都市里的主人公彼此并不相识，他们原本各自在自己的生命轨道中艰涩地滑行。工头冯峻却也正在发愁从地产商那里要不回工程款，小女生日才带孩子去商厦买礼物；在工程队干活的大学毕业生二黄，被委派去找工头冯峻讨要拖欠的工资，尾随冯峻到商厦；不想再过拧巴日子并对派出所所长摔了警帽的董震欧，自由散漫地逛到商厦带着耳机听着音乐摇头晃脑吃着爆米花；原本被总编辞退的实习记者邹晓亮，背着自配的单反也百无聊赖之中转到商厦无所确切对象地连拍。然而，意外事件的偶然发生，四个人的命运在此发生了交集，阴差阳错之间，四个人的命运就此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二黄——一个善良的只想讨要工资的打工者丢了性命，邹晓亮——碰巧拍到独家新闻的一炮走红成了都市报的首席记者，炒了派出所所长鱿鱼的董震欧一夜之间成了英雄。奚同发的小说标题揭示了他在小说中反思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小说中的人与人充满了隔膜与疏离：郁闷无聊的董震欧被心怀苦闷的邹晓亮认为日子过得悠闲，讨债的二黄不知道冯峻正陷入财务的焦头烂额之中。《雀儿问答》中的杨小一是个幼年丧母、安分内向、聪明好学且成绩优异的来自农村的孩子，为了减轻残疾父亲的负担，初中毕业后选择了弃学。16岁的他带着那个爷爷的奖品——被他认为是雀儿问答的搪瓷缸子来到梦寐以求的城市打工，以寻找梦想与幸福，也为了能看看“自己的”大学。他在城市里不断变换工种，从事的都是一些卑微的苦力活计，诸如砸墙、扛麻包、拉垃圾、装车卸砂。在工友们闲聊时别人都在谈女人谈儿子的时候，沉默寡言的杨小一开口总是提起一所大学，这所大学就是自己向往的大学。为了去看一眼大学，杨小一预支了50块钱请了半天假计划去大学校园进行“杨小一半日游”，这个微不足道的梦想也让他遭受了无尽的屈辱，先是被拒绝进入校门，后来又被当作窃贼被呵斥恐吓，即使那个看上去和他同龄的大学门卫的口气也充满了轻蔑和厌恶。辛苦的劳作却讨不到工钱，也找不到包工头，只好贱卖了唯一的随身伙伴——“雀儿问答”。这个卑微的杨小一在城市里转了一圈，除了伤心失望，得到的是一无所有，最终只能再次回到家乡。杨小一，一个卑微的小人物，他的名字就已经喻示了他是千万个似他一样的农民工这些卑微人物的代表与化身。在小说中，奚同发提到一些时下敏感的社会问题，诸如：“拆迁民宅，里面尚有老人死扛着不愿搬迁，没人的房间早砸得墙倒屋坍。听说之前还砸死压伤了人。”128农民工讨不到回家过年的工资，也找不到四处躲藏的工头，以跳楼的方式讨债。奚同发看到了今日社会所面对的沉疴以及各种新的问题。生活，对于这些底层民众来说并不是同一个梦，每一个前行的身影背后都有荆芒。在社会的底层弥漫着生存的冷漠和较量，多少俗世的小人物挣扎于日常的无奈，多少庸常的悲欢如尘埃渐渐覆盖曾经单纯的心灵。爱与希望是支撑着人们生活下去的天使，人的悲伤无法用金钱来衡量，杨小一的悲伤如此地强烈，这悲伤缘自爱的破碎与希望的丧失。杨小一在这个疼痛的世界里孤独地呼吸。小说在平静的叙述中展示了一个小人物片段人生的“灰色图景”，这既是个人性的悲剧，也是广大现实中的社会性悲剧。文学的伟大之处就是在于它的同情和怜悯之心，并将这样的情感彻底地表达出来。这种同情与怜悯之心，便是人道主义关怀。奚同发以文学之笔讲述社会、人性、爱情、友谊和贪婪。小说中的很多人物在骨子里都是悲剧性的人物。他们在城市的偏见、傲慢和冷酷的“灰色图景”中或者麻木无望或者苦苦挣扎。在这无所不在的悲剧背后所呈现的是奚同发的人道主义关怀。
对万象社会的呈现除了奚同发对社会底层民众的关切，《雀儿问答》还有很多对喧嚣都市混乱无序生活的展示。“城里人多是猫在家里，宅着，电视、电脑、网络、手机，对外界的关注都是通过虚拟世界进行，所以网络大行其道，还带火了威胁到邮政业务的快递行业。QQ或微信炙手可热，甚至不少人因为不同的对象使用不同的号码，且加入多个这样的号码群。网络上每天要数十遍打招呼问候，现实中近在咫尺却心隔天涯。当时有幅画流行，两个肩并肩坐在一起的人，各自玩着手机……130“呵呵，这个手机时代！算是服了这个时代……这么前所未有乱到无头绪的科技介入生活，这么前所未有的人类情感生活的考验，这么前所未有的可能与不可能。” 96作家在《烟花》中感叹：“都市的酒绿灯红外表很繁华，内里却冰凉而冷默。就连人们的尊重、相敬、相处都显得那么假。”72这样的哲理思辨，实际上是奚同发对于现实生活中作为自我的个体的辩难、分析和确认，也是他及其创作与时代之间无以躲避、无从推拒的密切关系。如果说我们身处的时代是一个宏大叙事，奚同发的《雀儿问答》则是在对这个时代进行统合的认知与描述。在瞬息万变的都市生活中，充斥着无数喧嚣浮躁的人与事，其中充满的则是无数碎片化、片断式的小叙事。人们在都市里不断被外界干扰挤压，虽然也在不断进行自我调适，内心还是充满了各种焦虑、困惑、痛苦和矛盾。奚同发把我们身处的时代切开一个个口子，深挖下去，观察到生活的毛细血管，然后撕开伦理的面纱，打破各种幻觉，不断用故事碰触情感的极限，把都市里七零八落的日常生活聚焦给人看。《烟花》中，“我”与一个烟花一样的女子谈了一场如烟花般灿烂却又转瞬即逝的恋爱，这场恋爱掩盖了一场借精生子的阴谋。《没时间，忙》“我”在茫茫人海与一个散发梅香的所爱女子擦肩而过，这篇小说同样也是对无序都市的“烟花”感觉的叙写。“我”作为省城晚报的记者，深知这个光怪陆离城市背后的混乱，以及那些实为精神浪子的红男绿女的伤感与自怜。这是两部个体经验与时代经验交会处诞生的作品。
奚同发的万象社会写作还体现在他对都市大龄女性爱情婚姻问题的聚焦性关注。在《日子还将GO ON》中，在事业上小有所成的姜小瑶，她的爱情幻想在现实中处处碰壁。在这个经济社会里，她忍受不了与她恋爱时做什么都显得经济得不得了的生活方式的“经济”男，而最终落入大龄剩女的行列。姜小瑶在“婚姻工厂”里被当成一名普通客户，让工作人员核算她的婚姻状况。“婚姻工厂”——相亲工厂采用经济学的模式，从寻找目标市场、考察双方需求、认同商品交换条件，直到签订交换契约，他们认为这个过程越短，效率自然越高，大家的投入也就越少，婚姻的消费也就越划算。他们所做的就是把男男女女聚合在一起，教给他们快速选择对象的技巧与办法，以最低的成本进入婚姻终端。国人赋予浪漫唯美的恋爱、婚姻问题被与经济学绑架到一起，难怪姜小瑶剩下的只有失望与沮丧，只能安慰自己“日子还将go on”。 奚同发关注平凡人的爱情梦想究竟是如何被生活一点点击垮，乃至零落成泥、碎至齑粉。
奚同发独特视角决定了他的写作视野是宽广的。当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他的笔下都有展示。记者的社会敏感性决定了《秦权有铭》的防腐题材写作，《女法官的泪水》与《谈个条件》是对公平正义的赞扬与呼唤，《贾教授听戏》中平素不苟言笑的贾教授以一种不动声色的方式去帮助一对残疾夫妇完成自己的梦想，是对理解与仁义的喝彩与肯定，《等我一步，就一步》《当我想你的时候》是对纯真爱情与婚姻的呼唤，这些作品使得奚同发的创作既有凛冽的刀锋也有清澈的温暖。
生活是一地鸡毛，越是这种鸡毛纷飞的生活，越需要一些能滋养心灵的东西。《长坂坡》里，在戏台上一身雪白的行头，手握银枪，杀得长坂坡风起云涌，饰演过单骑救主的常山赵子龙、威震天下的楚霸王项羽、满门英烈独掌补天裂的杨延昭、气壮山河要“直捣黄龙府”的岳飞，在舞台上英姿飒爽、豪迈铿锵、气宇轩昂的他，在现实生活中常常不辨东西南北、盐或味精，一只小壁虎曾惊得他彻夜无眠。在遇到七八个劫匪抢劫，其他人都恐惧无边不敢反抗的时刻，他——舞台上的一个盖世英雄，在经历了最初的惊吓颤抖，看到劫匪伤人的时候，毅然站了出来，似神话般蛟龙出海，移步换形，打得众匪不能近身，即使后背被扎了一把短刀鲜血直流，他依然右手五指揸开上举、左手握拳前伸，雕塑般立于空地中央，一副威武不可侵犯的气概，他最终终止了众匪徒的侵害。人们认为他是深藏不露的武林高手，他总是说：“我不会武功，我是唱戏的。”现实版的长坂坡，这真是戏如人生、人生如戏。奚同发塑造的这个舞台形象，实际上是庸常生活时代对英雄豪侠行为的赞叹与呼唤。平易的文字编织了一个与艺术与现实互为镜像的世界，刻画了这个时代的一幅生动图景。小说的阅读张力也因此产生。
阅读奚同发的小说集《雀儿问答》，是一种让人百感交集的既熟悉又陌生的人生旅程。这种既熟悉又陌生正如小说集的底页上人民文学奖得主张宇的评论：“同发的小说从生活出发，常常结构出令人意外的故事和人物，好读、好看、有味道。其篇幅往往见小，但能够小中见大，字里行间蕴含着丰富而独特的生活感受。其作品感情真挚，不经意间就能让读者怦然心动。”“好读、好看、有味道”并不仅仅来自于故事事件的传奇性乃至轰动性，更来自于作家对庸常生活的传奇性处理。谢有顺认为：“今天的文学，已经很难高于生活了，它甚至常常低于生活，因为生活本身的传奇性，大大超过了一个作家的想象。”《斗鱼》是用传奇笔法创作的一部小说。秦楚鱼馆老板司马东瑞以一道名菜“荷花深处”而“一招鲜吃遍天”。食客说：哥吃的不是鱼，是传说。《皇甫口的劫数》采用传奇的写作手法讲述了一段民族、家国与个人的爱恨情仇相交织的通俗武侠故事。《对手》同样是以传奇笔法写就的一篇猎人与猎物斗智斗勇的惨烈厮杀。“由平庸到奇崛，化腐朽为神奇，这是同发小说的最不凡之处。作家正是抓住了‘平庸中的传奇，传奇中的日常’这一点，让自己的笔在传奇和日常中自由穿梭，游走来往。他的每一篇小说，看故事，充满着意外；看细节，满纸都是现实的日常……能在庸常中发现传奇，在传奇中抒写庸常，这不仅是奚同发成功的秘诀，而且是他对文学的一种独有的思考。”卡夫卡文学奖得主阎连科的评价很是切中要点。看似平常的生活点滴故事，通过奚同发的传奇笔法写作，读者的阅读快感不期而至。这是作为一个作家的素养，更是一个作家的写作能力的体现。
记者的职业素养决定了奚同发物质、精神生活版图的宽广。对于一个写作者而言，精神的、艺术的、生活的宽广壮阔，是必须的素养。作为一个有着媒体身份背景的写作者，奚同发是幸运的，他在小说中带领我们观察世界的全貌，除了多声部的和声，更多的时候，他带领我们看到的是一丝丝浅笑，听到的是细碎的独白甚或这世界巨大的沉默。在《雀儿问答》集子中，既有时代大潮的轰鸣，也有支离琐碎的生活。奚同发以时代的纷乱世象折射出当代社会的人心、民风、时尚乃至道德价值观的变迁历程，这也表明了他是一个出色的小说家。从广阔的社会生活中汲取营养，用文学的手段拓展对社会现实的认知，小说集子浸染了奚同发对于社会、历史、文明的感悟和对人类本身的关怀。从这个角度来看，《雀儿问答》不只有文学的价值，也有社会学、历史学、档案学的价值。
我之所以喜欢写小说，就是觉得写起来可以任由思维飞扬。现实中顾忌太多的事，在小说中可以忽略。而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谈写作也是一个不好表达的问题，这牵扯到技术层面、生活积累、思想认知，等等吧！文学写作，不是一个可以用量化来解决的科学问题，虽然也存在着各种可以抽象出来的规律与逻辑。但我们在写作的实践中，往往又是反规律和逻辑的。由一个写作者来谈写作，总有“只缘身在此山中”之感，不仅难以谈个“旁观者清”的明白，甚至谈着常常走神。
我之前曾写过一篇创作随笔，核心是一个写作的模糊写作经验之谈。也就是说，写作本身是需要有一种感觉的。而这种感觉，就有些天分在里面。人类作为一种族群生活在大地上，即使双胞胎、三胞胎，也是存着差异的。这种差异是不是上天有意地把人以群而分呢？也就是说，你适合写小说，他适合弹钢琴，她则适合拉小提琴，或生就一个可以发出天籁之音的金嗓子，三年不鸣，一鸣惊人呢？呵呵，有点越说越远的感觉。那就回到我的一个中篇小说《烟花》的写作来谈写作，或许就简单多了。
这个小说最初表于《延河》，而后《中篇小说选刊》转载。因为两刊的助力，或许读者会多一点。
写《烟花》的机缘是因为我打别人手机，常出现那种空号的现象。昨天还在联系，今天怎么可能空号？后来有人告诉我，这种现象是有的人换个号码可以有送话费或其它优惠，而有些人是为了另一些人找不到他（她），还有另些原因，比如一个朋友突然以这种空号消失，过些天又来电话，原来他通过电信部门做了这样的接听设置——他心情不好，躲起来了，谁的电话也不想接……
城市人们的交往竟然这样吗？突然就可能让对方在你的视线或视野范畴消失？那么，这样的消失，是否影响交往中的信任？如果你刚说完一句话，就消失了，人家到哪儿去找你兑现？消失与信任度成为我近些年写作的一种陷落。比如另一个中篇小说《没时间，忙》如此，《那一夜，睡得香》《日子还将GO ON》等亦如此。当城市让更多人集中在一起，彼此陌生的面对，其文明到底作如何呈现？难道就是几栋摩天大厦和恣意纵横的道路？难道就是我现在住宅的对面邻人也不知姓氏，我可以在这个新小区里走来走去，没有谁知道我是哪个，不像原来那个小区要不时在散步中与这个或那个打招呼，更不像我童年的平房简居，一栋房几十户，甚至前后几栋家家相熟。如今的小区常常让我陷入一种不知是何年、何地的梦觉。
于是，我躲在屋里写小说，《烟花》就是这样彷徨的一种文字流动。
我的写作大多如此，就是有一个导火索，然后就等着那个炸药包慢慢地组装成功，再于某一刻引燃，等着那个“炸”的效果上演，小说就完成了。当然，这其中还会有许多问题。
比如，你的炸药包是用的什么原料？组装成简易的背包形，还是核弹头？这里就可能出现一些区别。像农民种庄稼。你能否拥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土地，并在这片土地上好好深耕，长年经月，既熟悉它，又找到了合适的庄稼，甚至种出来别人没有种的东西来。写作的个性化与此类似。一个作家找到他要写的人物，也就找到了最有个性化的表达。准确地说，也就是找到了自己的写作领地。像莫言笔下的“高密”，孙方友的“陈州”，墨白的“颖河”，这些地域上的各类人物，就在他们的笔下生花结果……
再比如说“写得太顺手了是好事还是差事”，是否有必要挑战写作难度？对于我来说，如果什么时间写作太顺手了，就会停下来。否则，可能在重复走着比较熟悉的老路了。写作，其实也是一种向极限的挑战。不仅是挑战别人，更多时间是你自己独自面对自己的内心。
再比如我们总要面对写作的“质与量”问题，这就会让我想到西医的血清化验。抽一管子血，然后分析里面的白细胞和红细胞的多少，再做出你的血液中的细胞红多白多的结论。这是否像判断一个公园里的男女比例，你把公园西角五十人进行性别计量，公园东角的五十人会与此一样吗？肯定不一样。或许西角的都是男性在甩霸王鞭、打门球，东角的都是大妈在跳广场舞。由此来确定公园的男女比例显然不准确，甚至大错特错。写作初期，肯定要不停地练笔。但写作达到一定的数量，是否能引起质的变化，这不好说。我个人认为，写作的提升来自于思考，来自于对创作的体悟，而不是一篇接一篇的创作。正像往一个盒子里放西红柿，放得数量再多，也不可能变成黄瓜。如果不能在写作本身上完成质的改变，数量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这样我们就很容易理解，有些作家写的虽然少，但影响却很大，有些作家发表的作品成堆，却让读者难以记起一篇。显然，质量与数量有多大的关系，这不是一个数学问题。
瞧瞧写作者的毛病，一遇到放马文字就没完没了。好了，赶紧就此打住！其实，写作就是你自己去写，凭感觉写，或许就找到那种写的感觉了。呵呵！要不，就试试！
（原载《快乐阅读》2023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