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杜虎
近日，广州地铁八号线上，一名女子认为遭到一位大叔偷拍，在后者主动让女子检查相册自证清白，且警察介入当时已和解的情况下，该女子仍然在自己短视频账号上曝光，引流声讨谴责这位大叔。
6月11日，大叔的儿子邓先生无法忍受父亲遭受网暴，到地铁派出所报警，要求女子公开道歉，否则要追究其法律责任。
当天下午，涉事女子赶到派出所，与邓先生一家沟通协商。她情绪激动，哭着道歉表示：“对不起，请你再给我一个机会。” 邓先生表示，“她还是名学生，公开道歉就好，不想影响她太多。”随后，女子在社交平台发文道歉。
这件事在网上发酵了两天，大叔终于等来了道歉，若无意外，事情可以告一段落。但梳理整个过程，能看到其背后，有两股熟悉的思潮在交锋，这样的交锋，恐怕不会随着涉事女子的道歉而结束。
此事，从一开始就是女子不顾事实，主动攻击导致一连串后续反应。她对曝光无辜人的动机是可笑的，称“难道我的权益没有受到侵害我就不用去维权了吗？”，直观地证明当前的网络空间中，性别对立阴影下的部分女权主义者，愈发激进地声张性别权益，习惯于制造热点传播，以受害者形象，往网络女性主义思潮上添加不理智的案例，最终导致被动。
在大叔儿子报警之前，女子曝光无辜大叔的举动，引发了两种相反的论点之争。一种是支持女子的，就是抛开事实不谈，女性在商场、地铁、街上都容易成为男性骚扰和攻击目标。为此，女性提高警惕，对周围陌生男子保持压迫状态，是女性自保的正确姿势。即使有误伤，也属于无心之过。相较于男性对女性的伤害，男性应当容忍，舆论为此宽容对待。
而相反的论点和立场是，女子错误的曝光举动证明，一些女权主义者已经走得太远，以至于无法区分现实与网络世界的区别。她们对男性抱着天然不信任的态度，将所有男性视作潜在加害者的视角，已经将正当的女权主义带入歧途。基于如此激进又盲目的立场，她们一边声称受到社会不公平对待，另一边却制造不公平的个案，将无辜人牵扯进来，以服务于她们激进的女权传播意图。
像这次地铁风波一样，但凡涉及到网络性别议题，舆论争锋总是发生在这两种立场之间，鼓噪激荡，难分高下。事实上，这样的思潮之争，确实提高了全社会的性别警觉性，对于家暴事件、女性受害等话题拓宽了女性视角，对人们理解女性处境是有帮助的，这是网络女性主义传播的正面价值。
但也不可避免的是，网络传播对事实核查的轻视，部分女性博主对流量的追求，一些女性主义的行动派，在宣扬女性理论上有剑走偏锋的倾向。她们解释说这是“重症用猛药”，不是她们想要疯，而是网络环境、社会氛围甚至男性反扑状态下，不得不采取的“正常反应”。
女子此前在地铁上怀疑自己被偷拍，请对方出示手机相册。
所以，女性主义思潮在网络空间的快速扩张，与它遇到的反感是成正比的。随着女性主义传播逐渐窄化为性别对立的单一认知，女性主义的追随者面临着困境：激进传播已经成为她们传播观点的路径依赖，男性或社会越是抗拒她们如此行事，她们就越有焦虑，最后就是，激进似乎成为宣示女权的唯一方式。
尽管女权主义内部分化严重，不是所有的人都认同曝光的行为，但越是极端的声音越容易传播，不免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女权主义者铁板一块，在激进传播的模式下，她们一致对外，宁可错杀一百，不可放过一人。哪怕人们实事求是地指出女子的虚假维权和过度反应，也很难让争论回到事实层面，回到法律轨道——性别对立成了网络激进女权的“庇护所”，这是令中间立场的人感到沮丧的地方。
此事的转折点是，大叔的儿子出面让女子道歉，并声称要采取法律动作，等于要将激进女权置于法律的衡量之下。这当然是值得赞赏的，毕竟涉及到具体个人的声誉问题，仅仅激辩思潮，并不能让清者自清，法律介入，有助于撇清激进女权加诸此事的含糊性。
得知邓先生报警后，涉事女子从东莞赶到广州协商。不管她的道歉，是迫于舆论压力和法律风险，还是真心认识到自己的错误，都不能否认，哪怕法律在个案中不能完全为思潮纠偏，但法律作为激进女权的尺度，仍是有意义的。
其实，人心都是肉长的，很多人都有老实巴交的父亲，都不愿自己的父亲遭受不白之冤。只要稍有同理心，只要愿意代入农民工大叔的处境，坚持曝光没错的立场很难不动摇。乐观点想，这一闹剧，或可以让参与论争的人反思：如果女权主义的目的，是促进女性权益，让更多人看见女性的处境，那就要将心比心，先看见他人的处境，放下以单一标准评估的傲慢，这样才能与其他人形成联结，形成社会合力，实现自己的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