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和光
“在家啃老，多一双筷子；出门奋斗，掏空6个口袋”，舆论讨论过多轮的“全职儿女”又有了新案例。
据上观新闻报道，40岁的李昊原本在上海有一份很好的工作，几年前辞职后成为“全职儿子”。日常就是给父母做饭、给家里大扫除，除此之外，他会炒股、锻炼、看书。他的父母退休工资加起来每个月有11000元左右，每个月会给他5500元的“补贴”。
此外，另一篇《36岁的她裸辞回家做全职儿女》的文章，也引发热议。文中一位36岁的女性，做全职女儿5年，主要帮父母网购、策划短途旅行、为酒后的父亲代驾等，称父母睡觉了，她的“工作”才算结束了。
说到“全职儿女”，不免让人想起在星巴克假装上班的中年人。同样是暂时失去了工作岗位，舆论喜欢批评前者，认为他们只是在逃避就业压力，啃老就是啃老，把新型不孝说得如此清纯脱俗，令人不齿；而对于独自在星巴克消化情绪的后者，舆论常常会报之以同情，希望他们早日能开启人生新版本。
不得不承认的是，比起后者，“全职儿女”要体面一些，手里至少还残存了一点对生活的掌控感。媒体曝光的他们，普遍有两个特征。
一是他们的家庭条件比较殷实，不用为了钱而工作。二是，他们不是完全找不到工作，而是找不到“合适的”工作。而一份工作合适不合适，更多要看是否满足他们的自我价值感，而非生存需求。
一些全职儿女很喜欢在短视频等社交媒体，分享自己一天的生活，三餐四季、陪伴家人，这样平淡琐碎却有规律的家庭生活，让很多人神往。“逃避可耻但有用”，全职儿女的生活可能就是在践行这样的价值观。
然而，尽管他们已经塑造起来了一种逻辑自洽的乐观氛围，也很难被主流价值观所肯定。
批评者常给的理由是，家庭所给予的避风港当然好，但人是社会性动物，出门工作赋予的人和社会的连接，终究是人生必不可少的。但说老实话，如果外面的选择足够多，有几个人愿意顶着社会压力，回家当“全职儿女”呢？
新闻报道中的全职儿女，很多都在家考公考编；有人觉得上一份工作活多钱少，只是在消耗自己；有人开过蛋糕店，但疫情一来，店铺倒闭。表面上看，他们在家“就业”，是不想卷、卷不动；但不想卷的背后，有多少是被动的成分，有多少是时代环境造成的，很难说得清。
换句话说，当事人的选择固然是直接原因，但全职儿女的出现，归根到底是社会就业面的收窄和机会的锐减。90后尤其是00后的成长环境，正是整个社会高速发展的时候，大多数父母为了培养孩子都付出了不小的教育成本。然而当他们从事的工作远低于预期，获得的收入与付出不匹配时，能够回归家庭寻找安慰，也是一种幸运。
问题是，能拥有这种幸运、从父母那拿工资的人，只是少数。而且，他们的安全感和幸福感，大部分建立在父母的退休工资上。但随着父母年老体衰，各项支出增多，以及社会少子化和老龄化程度加深，养老金渐渐入不敷出，他们日后能不能延续这一幸运，不好说。
日本有一部叫做《老后破产》的纪录片，对于成年人失业后带子女回家和父母同住的凄惨生活，有诸多描绘。纪录片里的老人，有着不菲的退休金，但要负担失业儿子一家的生活，养老金无法覆盖日常开支，存款日益缩减，拮据度日，面临老后破产的窘境。类似的情况，其他发达国家陷入经济衰退时也存在。
所以，全职儿女看似是一种就业，一种退路，但并不那么稳当和可靠，很多亲历者未必不知道这一点，只是暂时不愿面对罢了。在媒体报道里，一位全职女儿说，“可能有一天家里真的缺钱了，我也会出去打工，就是为了钱，为了生存打工”，足见她的清醒。
不管怎么说，一个社会很多年轻人待在家中，本身就是一个很不正常的现象，也是对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全职儿女看起来是“问题制造者”，但解决问题的答案却不在他们身上。让他们走出家门、走入社会，还是要靠经济的发展，就业市场的复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