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乡村振兴并不是一个口号，要有个路径，有个方法论。有这么多的政策在，我们农村书记准备好了没有？”在宁波市象山县新桥镇东溪村，党支部书记钱勇臻谈到东溪村的治理建设情况时这样发问。
“励”姓大村选出一个姓“钱”的书记
有着悠久历史、曾历经繁荣岁月的古村东溪，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世事更迭中，昔日辉煌不再。曾经有一段时间，因为征地拆迁、人口流出等问题，致使乡村矛盾激化、上访群众数量激增。在这样的背景下，钱勇臻被村民们“喊”回村庄，竞选村书记。在97%的村民都姓“励”的东溪村，却选出一个姓“钱”的书记，背后是钱勇臻多年来对家乡发展建设的默默支持与投入。
钱勇臻在东溪村出生、长大，成年后离开家乡、参军入伍，后来创办企业还经营得有声有色，但他对东溪村的牵挂一直未变，曾多次自筹资金支持村庄建设。
自钱勇臻担任村书记至今的6年多以来，他带领班子成员一步一个脚印，化解群众矛盾、倾力投入，东溪村在近年接连获评市、县文明村、乡村振兴先进村等荣誉称号，村庄正重新恢复活力。
钱勇臻的系列举措中不乏颇有远见的举动，牵头成立东溪村退役军人志愿者服务队、新桥镇参战老兵慈善基金会便是一例。
“村里之前有8个越战老兵，整个新桥镇有36个。因为部分政策没有得到落实，他们也曾经是象山这边带头的上访人员。”据钱勇臻介绍，老兵的上访理由，表面上看只是政策落实问题，但更重要的是，很多老兵反映退役后再就业比较困难，心里难免有一些情绪。
上任村书记之后，钱勇臻自行出资成立了新桥镇参战老兵慈善基金会和退役军人志愿者服务队，为老兵提供生活上的帮助。服务队成立不到一年，国务院下属的退役军人事务部成立，钱勇臻的前述举动被证明颇具前瞻性。
在国家政策的指引下，东溪村退役军人服务站应运而生。为了化解矛盾，钱勇臻开启“老兵说事”活动，以自己多年成功经商的经验和军人独有的情感共通，敞开心扉与老兵谈话，帮助他们解开心结，鼓励他们与时俱进、主动融入，迎接人生新挑战。
就这样，不少老兵被钱勇臻的真诚打动，转变观念，成为志愿者队伍中的一员。
但钱勇臻深知农村情况的复杂性，做通思想工作只是第一步。他坦言：“我其实是把矛盾问题进行梳理后作分解处理，说白了，这些争议很多都是小事，当你生活好了，这些都不是事情了。”
因此，钱勇臻秉承“发展是硬道理”的理念，从一开始便没有忘记在村里发展产业的目标和规划。
在钱勇臻的规划中，村庄后山荒废的土地可以经过流转后被重新利用，是山地越野、自行车道、轮滑等各种活动场地的绝佳选择；经过现代眼光改造后的乡村自然风光将深受城市游客欢迎，作为拥有千年历史的古村落，一砖一瓦都有着无法被替代的故事感；村庄距离象山影视城较近，明星效应叠加体育产业有无限想象空间，一幅繁荣共富的乡村胜景正徐徐展开。
在谈起这些规划时，钱勇臻说：“这是我对自己的挑战。”
如何盘活闲置资源
“乡政村治”模式下，作为“中间人”的村一级组织、村干部是政府和民众之间的桥梁。除了情感上的联结之外，如何成为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成为乡村治理的重要命题。
钱勇臻在谈到发展村庄产业时就提及：“尽管很多山地现在都荒掉了，老房子也空着没有人住，但它都是乡村的资源。”围绕如何盘活闲置房屋和被荒废的土地，让资源变成资产，钱勇臻有自己的思考，他认为第一步是要清产核资，摸清家底；第二步进行股份改革，折股量化，确权到户；第三步再成立村集体资产管理公司及村级旅游发展公司，让村民作为股东，由资产管理公司负责将老百姓自愿投入的闲置资源如土地等进行评估，统一流转到旅游公司，通过引进第三方运营的模式，实现村企合作连片打造互利共赢。
“在党建引领下，实现集体经济企业化、规模化，带动老百姓共同富裕，老百姓才会信任我们村干部。”钱勇臻坦言。
乡村产业振兴，需要盘活资源。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吕德文介绍，目前我国的土地经营制度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家庭承包为基础，村集体拥有土地所有权。在三权分置的制度下，承包权和经营权可以分开，农户还是掌握承包权，但村集体可以把土地进行流转，让第三方经营，比如招商引资等。
但要实施起来，难免会遇到矛盾和问题。“土地经营的主体也就是承包权主要是家庭，如果一块待流转的地涉及10户人家，可能有8户人家同意，但是有两户人家不同意，就不好办。因为我们现在土地政策是非常清楚的，土地流转要建立在农户自愿的基础之上，所以村集体想要流转土地的话，就得做农户的工作，要有一个过程。”吕德文解释道。
类似的群众工作，考验的是村干部的工作水平。事实上，由于村庄情况迥异，不同的村干部风格可能也不尽相同。
乡村带头人成为关键
作为勤奋、务实的乡村建设带头人，钱勇臻怀有热忱、能看到村庄未来的美好图景，还有实干的能力与决心。在眼下的中国乡村，他那句“农村书记准备好了没有”，无意间指向我国乡村治理目前存在的一项重要问题。
实现乡村有效治理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而乡村振兴战略正给乡村治理提出新的要求。吕德文向银柿财经介绍，乡镇属于国家治理体系的最基层，村一级属于自治组织。一般认为，中国乡村治理主体包括村党支部和村委会，合称“村两委”，村书记和村主任分别为“村两委”的领导人，出于减少矛盾等考虑，在政策鼓励下，这两项职务由同一个人担任、也即“一肩挑”的村庄正在增加。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肖平和西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周明星在题为《新时代乡村社会治理创新：基础、困境与路向》的文章中指出，乡村振兴视域下，乡村社会关系发生转变，干部与群众之间的关系由过去的管理型变为现在的服务型。在这样的背景下，叠加社会流动日趋频繁导致乡村人口结构变迁等情况，乡村治理正面临诸多新的命难题，包括乡村精英流失引发的治理危机、现有社会治理方式不能有效驱动乡村社会内生发展动力等。
中央党校教授、“三农”问题专家张虎林告诉银柿财经，目前我国的乡村治理存在的最大问题是“村里的领导力量弱”，“缺乏比较正直的、有水平的、有能力的人来挑头”。
无论是以自身能力及情怀影响村民，还是通过各种办法调动村民集体的积极性，都只是乡村治理中的方法与路径，东溪村折射出的是中国广大农村干部在乡村治理工作中的一角。在基层，有更多村干部带领班子、村民，正在书写乡村振兴“答卷”。
来源：银柿财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