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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的话
近年来，随着技术的快速迭代以及基础设施的逐步完善，金融服务覆盖范围更加广泛、金融产品类型丰富完善，区域间金融不均衡现象有所改善。普惠金融在推动市场主体共享发展成果、实现共同富裕方面作出贡献。目前，我国有效契合村镇发展特点的金融服务、金融产品依然较少，虽然国有大型银行逐渐下沉村镇，但产品多是被动设计且特色化服务较少，相较于农信机构而言发展缓慢。2022年初，《关于金融赋能山区26县跨越式高质量发展助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实施意见》出台，浙江省在支持乡村普惠金融发展方面助力颇多，大力支持微小主体创收，多地实践普惠金融。本期一线话题聚焦浙江农村金融普惠发展，采访了中国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副行长陆巍峰、浙江农商联合银行科技部副总经理徐永桂、浙江大学金融研究院研究员何嗣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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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中国金融》记者 张一帆
来源｜《中国金融》2023年第11期
记者：浙江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中取得了良好成效，中小微企业一直以来有着“五六七八九”的说法，在稳定就业、促进经济繁荣、助力普惠金融等方面释放了力量。浙江省在支持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等微小客户发展中有哪些优秀实践可以分享？
陆巍峰：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等微小客户是农村金融体系的主力军。加快小微企业建设，更好地发挥信用信息作用，支持有信用、有市场的小微企业、农户等经济主体融资发展，对于带动就业、扩大内需、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增强经济活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浙江是民营小微企业大省，占比超过九成的小微企业构成了浙江经济的“毛细血管”，也是浙江稳增长、保就业、促创新的基础。
何嗣江：共同富裕的实现离不开遍布城乡各地的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收入水平的有效提升。近年来，浙江省金融机构通过金融创新向微小客户提供高质量贷款服务，促进其通过就地、就近创业带动身边人员就业增收等方面实践经验丰富。
一是普惠金融与乡村治理互融互动激发微小客户发展潜力。浙江省农信机构长期坚守“姓农、姓小、姓土”市场定位，基层社会治理全面融入，成效显著。截至2022年底，浙江省农信机构的存、贷款余额分别达到37353亿元、28953亿元，拨备覆盖率与不良贷款率为546%以及0.78%，82家行社中无一家高风险机构；农户信息实现100%采集，授信率达到95%，用信率为37.98%，承担了全省一半的农户贷款。例如，2018年桐乡农商银行基于“三治（自治、德治、法治）融合”乡村治理模式先后创新推出“三治兴农贷”“四治（自治、德治、法治、智治）兴农贷”；2020年江山农商银行围绕“普惠、足额、便捷、便宜”理念，探索“政银联动、信息采集、无感授信、有感反馈、便捷增信、贷前签约、按需用款”工作体系。此外，2021年浙江银保监局要求全辖范围在整村授信基础上，实行“农户家庭资产负债表融资模式”，致力于盘活农村沉睡资产、解决农户融资难题。上述实践有效激活了农户基础信息、家庭资产负债信息、村规民约及绿色出行消费等行为信息、负面清单信息等资源，实现农户“金融契约信用、社区信用”的联结和“普惠金融、乡村治理”互融互动。二是线下、线上融合互补提高微小客户服务质量。数字经济的发展促使金融机构加快提高科技应用水平，浙江省农信机构利用数字化转型契机，探索“线上+线下”融合发展路径。
记者：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明确提出“发展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展现了国家大力推动数字农村建设的决心。农信机构是连接金融服务与乡村建设的重要桥梁，在赋能普惠金融方面应作出行动。农信机构在数字惠普金融发展过程中遇到了哪些堵点？在回归业务本源方面面临着何种难题？
徐永桂：党的二十大报告就加快建设数字中国作出了新部署。浙江省争做数字化改革先行区，将数字化贯穿于民生经济等方方面面。农信机构深耕县域乡镇，作为乡村振兴的主办金融机构，更应以数字化改革为契机，为地方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随着农信机构数字化改革的不断深入，不论是在科技赋能普惠金融、数字化人才的培养或是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问题等方面都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突出。小微企业资金匮乏，有效抵押担保物的缺失导致小微企业在授信用信等领域受到严重制约；在业务流程上小微企业“短小频急”的特点与银行较为冗长的融资流程也存在着一些冲突。二是县域农商行管理数据能力薄弱。当前，农信机构缺乏高效的融资服务平台与数据支持，数字化浪潮下智能技术应用带来的“数字鸿沟”问题日益凸显，导致地区机构间金融科技发展不均衡、数字化风控能力不足、应用水平参差不齐，“数据孤岛”普遍存在，数据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的作用没有得到有效发挥。三是县域农商行部分信息化建设存在“各自为政”现象。县域农商行信息系统低水平重复建设，严重依赖第三方，自主可控能力弱。从浙江省来看，同一信息系统投入成本过高，县域农商行虽建有综合性机房，但运营成本高，离更加先进的云计算中心还有较大距离。四是农信机构金融科技人才明显不足。由于历史原因，农信机构缺乏数字化转型人才，自主培养人才难度较大，科技赋能金融服务水平有限。
何嗣江：现实中，遍布城乡的微型企业主、个体工商户、农户等客户需求强劲，农信机构作为县域普惠金融主力军在回归业务本源方面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较严重。一方面，普与惠、线上与线下、信贷权利与信贷能力等协同推进问题亟待化解；另一方面，农信机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中碎片化信息获取成本高与依赖外部技术支持、“数字鸿沟”的存在与线上线下融合创新服务不足、金融能力欠缺与消费者权益保护不足等风险也亟待关注。
所谓农信机构回归业务本源，即应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农户、个体工商户以及小微企业等面临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一直困扰其发展，农信机构加大对其贷款力度则是对实体经济最直接的支持。现阶段，农信机构对微小企业贷款的“普”绝非全覆盖，而是应贷尽贷；“惠”绝非仅是利率的优惠，而应是可持续发展利率基础上信贷服务的规范、可得、便捷及供求双方尊严的统一。农信机构重线上、轻线下的理念亟须作出改变。事实上，线上客户的品德、行为、社会声誉等难以量化和传递的、具有强烈人格化特征的“软信息”已具有一定的“硬度”，是商业银行热衷服务的对象，竞争激烈、因过度授信引致的风险也时有发生。在此基础上，农信机构应彰显网点遍及每个乡镇、员工遍及每个乡村、服务遍及每家农户的优势，着力发掘原生态客户并做实线下服务，促进双方良性互动成长，实现“线下—线下线上融合—线上”的协同发展；同时，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将极大提升微小客户信贷权利，但贷款仅是促发因子，还需提升客户的金融能力，否则其或将陷入过度负债等更为糟糕的境地。
记者：践行“支付为民”理念，构建适应农村发展的支付体系是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也是支持普惠金融的有效手段。移动支付环境的建设是农村金融数字化基础设施铺设的起始。数字化时代背景下，杭州中支如何借助金融科技力量助力农村支付更好发展？
陆巍峰：数字化时代背景下，金融科技的应用发展应进一步推动支付服务创新，使支付服务不受时空限制，实现更高效率、更低成本。有效运用金融科技手段支持农村支付的关键点在于主动适应数字化发展趋势，基于此，杭州中支启动建设“数字支付之省”，推动包括移动支付、数字人民币和生物识别支付等数字支付创新应用，发挥金融科技的优势，助力农村支付环境建设。
记者：农村金融机构自身风险较大，且信用环境不容乐观，缺乏有效信贷抵押物，融资难已成为农村金融健康发展的主要阻碍之一。如何解决农村融资难题，请简单介绍下浙江农村融资体系建设的优秀实践。
陆巍峰：融资体系建设聚焦农业“双强”、乡村建设、农民共富等重点领域，通过用好货币政策工具，指导金融机构加快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积极盘活农业农村各类资源资产，持续提升金融服务乡村振兴能力和水平。近年来，杭州中支引导金融机构聚焦乡村振兴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持续加大金融资源投入，积极满足涉农主体融资需求。截至2022年末，全省涉农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9.6%，高于各项贷款增速5.1个百分点。
一是扩大乡村振兴领域金融支持。杭州中支每年出台全省货币信贷工作指导意见，会同农业农村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提升金融服务乡村振兴质效 加快建设农业农村现代化先行省的指导意见》等文件，开展乡村全面振兴金融服务提升专项行动，引导金融机构将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乡村振兴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会同浙江银保监局对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工作开展考核评估，强化激励约束。二是加强人民银行政策资金激励。杭州中支用活用好支农支小再贷款、再贴现等人民银行政策工具，增强金融机构支持乡村振兴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引导降低涉农主体融资成本。浙江省投放的人民银行再贷款、再贴现资金居全国前列。充分运用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强化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金融支持，2022年末，全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贷款余额同比增长33.7%，高于各项贷款增速19.2个百分点。三是创新涉农金融产品及服务。杭州中支大力推广农机具、大棚设施、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林权等抵质押贷款，稳妥推进闲置农房财产权抵押贷款，充分盘活农业农村各类资源资产，截至2022年末，全省“三权”（农村承保土地经营权、农房财产权、林权）抵押贷款余额达291亿元；大力推动农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信用建档，指导金融机构依托信用建档发放信用贷款，截至2022年末，累计为已建立信用档案的1218万农户发放贷款4.37万亿元。四是拓宽乡村振兴领域融资渠道。支持符合条件的优质农业企业、农村项目在银行间市场发债融资，乡村振兴票据推出以来，累计推动15家企业发行乡村振兴票据79亿元。
徐永桂：长期以来，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等面临“金融排斥”现象严重，农信机构以服务“三农”为市场定位，寻求与其他类型银行差异化的发展道路，在提升乡村融资效率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以浙江农商联合银行为例，浙江农商联合银行作为全国深化农信社改革“第一单”，持续深化数字化转型，创新推动“数字普惠大脑”项目建设，支持村镇融资体系发展，助力浙江省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数字普惠大脑”融合多源、多模态数据，运用知识图谱、隐私计算、机器学习等金融科技技术，应用专家规则、逻辑回归、随机森林、集成学习等模型算法，形成大脑信息中枢、分析中枢和决策中枢，全面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和低收入农户等提供普惠金融授信。
记者：缓解融资约束问题是农信机构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中的关键，打破“数据孤岛”、实现数据共享是农信机构数字化转型的重点。《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指出, 要“培育数据要素流通和交易服务生态，构建数据安全合规有序跨境流通机制”。基于此，如何驱动数据有效流通与共享以支持村镇数字普惠金融发展？
徐永桂：数据是数字经济时代关键的基础性要素，各大商业银行积极主动作为，加强数据联系，提升数据质量。虽然各大商业银行内部已基本实现了数据共享，省份内部也进行了信息融合，但是数据种类繁多、数量庞大，如何整合数据资源，破解“数据孤岛”问题亟待解决。
记者：金融机构的成长离不开人员发展，金融推进乡村发展过程中也应注重人才培养。在此背景下，农信机构在发展数字普惠过程中人才培养方面遇到了什么困境？如何提高人才建设能力以适应数字化发展，有哪些优秀经验可以借鉴？
徐永桂：农信机构下沉乡村的属性，造就其天然具有服务“三农”、助力小微企业的优势。相比于其他类型的银行而言，农信机构的数字化转型更具挑战性，人才匮乏是当前农信机构普遍存在的问题。具体而言，一是复合型金融科技人才培养机制不够完善。农信机构缺乏培养复合型人才的体系机制，导致既懂金融又懂科技的复合型人才稀缺，农信机构对兼具科技发展理论以及精通银行业务的人才需求十分迫切；同时，复合型金融科技人才的培养需要一定周期，长培养周期和短平快发挥人才作用之间存在矛盾。二是年轻员工对农村金融业务认识不足。大多数“90后”年轻员工教育学习经历相对单一，导致其步入工作岗位后对农村金融市场业务和流程不熟悉，农信机构需要一定时间积淀培养熟悉“三农”业务的人才。三是招聘优秀金融科技人才遇到壁垒。农商行以县域为主，各种客观原因造成农信金融科技人才成长机会有限，与其他金融机构相比，金融科技人才吸引力缺失，招聘优秀金融科技人才受到各种因素制约。随着农信机构数字化改革力度加大，金融科技人才缺口放大，特别是在网络与信息安全、人工智能与大数据等方面的人才严重不足。
基于以上三方面困境，浙江农商联合银行制定了三项应对措施以适应数字化转型发展。一是打造金融科技人才职业生涯规划。加强对金融科技人才发展规划体系的建立，引导金融科技人才向规划的方向发展。二是完善金融科技人才考核与激励机制。完善考核与激励制度，提高考核与激励制度的可行性，在内部形成良性竞争氛围，通过完善考核与激励制度强化员工的归属感与责任意识，做到招得进、留得住。三是搭建省级人才培养平台。浙江农商联合银行通过搭建“丰收数据云”平台，构建新一代科技技术生态体系，推动辖内农商行信息科技管理机制改革，在省行组织下，开展体系性、针对性的金融科技人才培训，通过认证、考核等机制培养一批农商行急需的金融科技人才。
何嗣江：浙江农商联合银行董事长王小龙曾指出，“我们的数字普惠金融遥遥领先绝非技术多么先进，而在于扎实的线下基础和人。”小法人行社运行中人才建设比资本更重要，浙江农商联合银行长期坚持抓好行社班子这一关键少数，完善并从严执行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的机制；县域行社层面，应做实内训以提升一线员工尤其是年轻员工服务微小客户的金融能力，进而带动客户能力的提升，形成“好借好还、好还好借”的良性互动成长机制。农信机构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一些优质行社在科技项目开发时依靠但不依赖外部金融科技公司，让行内员工积极主动融入到项目研发的各环节中，在项目实践中锻炼成长，逐步培养内部复合型人才队伍，从而更好地实现“线上、线下”融合互补发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