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秀的作家，必须是一个有故事会讲故事的人。张运涛无疑是一个善于讲故事的作家，他的中短篇小说多次被《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中篇小说月报》转载，更是作品品质的力证。或许因着对基层生活的谙熟，他的作品所关注的是那些极易被文学所忽视的凡人琐事，个体生命动影，并把他们提升到“个体心灵史诗”之境去探究，以此达成对时代光影的回照，有着时间坐标里为凡人立传的意蕴。
司马迁《史记》不以世俗成败论英雄，张运涛的作品亦然。张运涛注重从管涌暗伏的生活表层介入，剥茧抽丝，以超乎常人的叙事耐心，逐步呈现并进入人物不为人知的灵魂动影。作品的主人公，无论最终结局如何，他们曾经选择过奋斗过煎熬过并且无怨无悔，直面岁月的流逝，无论社会地位与身份如何，他们都是属于他们自己的英雄。张运涛作为作家的使命，就在于书写大时代光影下“自己的英雄”物语，更在于昭示他们的精神亮点，凸显出个体对时代的精神反射。事实上，张运涛出色地抵达了彼岸。他从容而善于蓄势，在貌似难以出奇的故事中淤积着精神的胶着，在沉寂不变的凝滞中暗自策动着突变与精神之门的到来，在扑朔迷离的僵局中最终完成了精神的洞穿。更重要的在于，张运涛完成了文学的高标——至真之境的抵达，让小人物在大时代了发出了属于自己的声音，他们的灵魂之声。这样的创作选择与抵达，无疑是忠诚于文学常识及本源性价值的坚守，区别于功利性的创作，亦是他作为生活炼金者夺目的成果。
中篇小说《门》（《啄木鸟》2019年2期），与其说是沿淮乡政府主要领导关于处理王二一家三口暴亡事件与迎接上级检查的过程关注，不如说是乡长陈克俭与乡土尴尬男人王二生前接触的追忆，民本情怀的反思与回归。王二葬礼上牧师给出的“窄门”，正是陈克俭内心一直在竭力寻找的——在官场失意中真正发现的心灵出口。或许，正是因着这种民本情怀的感性，陈克俭落入官场冷门职务亦是一种必然，这是小说文本内在逻辑的使然。而这种逸出官场行事套路的思维奔袭与震荡，正是张运涛“自己的英雄”物语所熔炼的核心所在。
从小说整体建构上来考量，文本似乎从开篇就竭力构建着陈克俭仕途的晋升，同时也在暗自积聚着摧毁仕途晋升的力量——正在向姚副书记汇报工作时，他所任职的乡里发生杀人放火之恶性事件。构建与摧毁，在陈克俭乡长关于王二的回忆追溯中相持共进，在微妙的此消彼长中，最终随着王二一家三口的安葬与人居环境检查的结束而尘埃落定。小说之摧毁推进，最终解构了文本之晋升构建，主人公陈克俭亦迎来了精神的新境界。失去王二呵护，无人照料的那只流浪狗小黑，被官场败落的陈克俭带走，它将会得到他很好地照顾。这既是陈克俭人生精神新境的开启，更是他对自己及曾经所代表的乡政府对王二问题公事公办处置行政性冷漠的救赎。小黑不再是一条狗的存在，它的存在更是曾经无助失望乃至绝望带走家人的决绝行为所遗留的永远警示，甚至小黑成为平常百姓的意象性指代。王二带走了他的爱与恨，沿淮乡副书记屈静的理性谈判，更是刺激并触发了陈克俭民本情怀的感性情感。如果说众人所做的只不过引导死亡的宽门，陈克俭内心则积聚着为他人开启永生窄门的冲动。事实上，他一直走在进入窄门的路上，直至从仕途竞争中被挤兑出来，当放下俗世种种欲望时，他就成了自己神——前提是首先成为有着人文情怀的完整的人，而不是为行政而行政的官员。
甚至可以说，随着王二杀人事件处置的展开，张运涛就将陈克俭置于两相抗衡的强力对峙中：一方面是基于执政立场，对恶性事件快速而理性处置的政治需要，他不得不谨慎应对；一方面是基于民本情怀立场，对曾经轻率、简单行政处置行为的深深追悔，他承受着无法承受的冲击。陈克俭的精神，从开篇始终纠缠、深陷于这两种在现实中以对立姿态存在深层矛盾交织中，亦为他最终的仕途溃败也埋下了种因：屈静的果敢、理性，无疑是从政的干将；田喜民的老谋深算、灵活应对，无疑是从政的待机而进者。相较之下，陈克俭的仕途目标似乎只是一种愿望而已，并未有实质性的明晰进路。事实上，屈静的成功晋升超出了陈克俭的期望，完全跨越了自己的预设，而他却从未把对方当作自己的竞争者，甚至还在向县上姚副书记汇报时大力为其表功。他更是对敷衍行事，并不尊重自己的田喜民多有包容。一切既是符合发展逻辑，却又在意料之外。这其中有着难以愈合的伤痛，人性本真与执政刚性的无法和解，难以体认的隐忍，所有一切，最终凝铸成时代的个体史诗——一个人文主义者淡出仕途的幽暗背影。正因着这种挟裹在故事里的幽深、迷离，张运涛在小说中深隐着一种天问：执政如何为民？理政之道究竟何谓？同时这也是被王二一家三口冰冷尸体所震撼的，陈克俭从联翩而至的政事应对中回归人之本真的意识觉醒，觉醒的他走进了人世“窄门”。他的觉醒，是直面民命如草芥的震撼性觉醒，是民本主义的复苏。他对王二生前的追溯，亦是一种深深的追悔与自责——如果乡政府能够及早、安妥地解决王二的人生困境，何以有王二绝杀式绝望的弃世？老婆有外遇，儿子遭遇飞来横祸导致重度残疾花了数十万元，王二的承受了一个男人难以承受的承受，他选择了带走老婆和儿子的绝望极致之举，震惊并唤醒了陈克俭几近麻木的灵魂。因此，陈克俭选择了行为语言式救赎——善待王二的狗小黑，选择了精神的出口——放下欲望，窄门而入。
张运涛专注于细密的叙事，直到结尾部分才点题，从容而不失自然。小说题目意蕴在陈克俭乘车进入县城看到教堂时适时托出，它启发着他的意识奔腾，更联结了王二的悲情人生，这段叙事凝重而富于深意。张运涛更是在随后的街景陈列中，完成了主人公人生境界的升华——赋予了陈克俭亲近人间烟火与迈过人生险境的契机，客观上使他的民本情怀得以落地常驻。在转瞬即逝的时间坐标里，张运涛萃取了陈克俭仕途晋升的变故与精神激荡的暗影，延宕出时代的景深，构建了几近真实的心灵轨迹，不断地淤积中，迎来了小说结尾精神出口的释放。就其仕途而言，陈克俭似乎是个失败者；但从人之本真考量，他无疑是“自己的英雄”——敢于从既定的惯性生命模式中剥离出来，唤醒悲悯与大爱情怀的英雄。
中篇小说《断流》（《啄木鸟》2020年第5期）核心故事是一个发生在淮河岸边刑事案件的侦破过程，其间密织着多重意义的精神断流。即便熟悉的面孔背后隐藏着令人发指的罪恶与戕害，亦不能罢黜人间真情的暗自涌动。在张运涛的笔下，刑侦过程既没有血雨腥风，也没有过多神勇智慧，似乎只是漫无边际的找寻，耐心的对抗及信息残片的艰难拼接，更是淮河断流暗暗撑起的城乡社会伦理断流的积聚。杀人案件的侦破挟裹着“我”的婚姻解体， 在有形无形的断流交错中案子终于破了， “我”亦从婚姻情感断流中走了出来，然而社会深层的伦理道德断流的酷烈存在，依旧令人触目惊心。一切不合理非正当意义的存正在侵入原本生活秩序的机体，文明演进所携带的恶果正在不同程度地演绎着。
无论是“我”和吴娜的婚姻，还是河滩腐尸案，故事的展开与深入，最终指向了此时代的人性及道德沦落。文本以家庭婚姻叙事开篇，陡转恶性案件叙事，随后两线自然交错彼此承接，在社会伦理断流与家庭婚姻断流的夹击中亦给予质朴的支脉暖流。“我”的婚姻因着彼此成长背景、利益及观念冲突最终走向了完结，一个持守着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的人是经不起现代社会颠覆性冲击的，“我”的父亲时时处处在强调着质朴的传统道德观念，而时代已变残。河滩腐尸案因时间过于久远，几乎没有获得什么价值线索。“我”一方面顶着查案破案和婚姻溃败的种种重压，一方面必须直面弟弟车祸而亡及累累负债的残酷现实，必须照顾无依靠弟妹和孩子的生活（不仅是作为长兄的担负，更是父亲的嘱托），“我”的精神如同案件侦破一样处于断流状态。没有价值线索的情况下只能加大排查力度，调整思路，查找有用线索。失踪者方大智浮出水面，他和刘明娥又曾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故事？恶性案件渐渐有了眉目。女儿静静打来的电话令人尴尬的问询，令“我”陷入悲哀之中，弟妹陈絮知道“我”已离婚，两个被生活抛弃者的拥抱无异于舔血取暖。迂回调查有了进展，刘明娥背后还有一个打工情人林立本。父亲以目前腿痛为由让“我”回家，询问离婚及“我”和陈絮的情况。旺头叔儿子大春得了胃病，他水滴筹款十几万，吓跑了儿媳妇。被害人林立本身份确定，寻找方大智揭开案发过程成为下一步的目标。吴娜告诉女儿“我”要和陈絮结婚，“我”无以应对女儿的当面质问。陈絮的孩子圆圆在城里上学，却不得不陷入老师经济产业的设计之中，教育失却原本内涵沦落为经济产业。小汪调整思路的推测及对方大智姑父周力民怀疑虽然不符合逻辑，但是为案子侦破推进提供了新的方向，这个时代的逻辑似乎就是颠覆正常的逻辑。多方位出击，案情终于有了重大突破，周力民烧沙发，李泰山的两次火化，所有疑点共同指向阴阳师身份的周力民。死扛终于扛不住的周力民交代全部作案过程，方大智杀了妻子刘明娥的情人林立本，让周力民帮忙弃尸答应解除10万元债务，事后因没有兑现两人发生冲突，周力民失手杀死方大智，利用自己阴阳师身份销尸灭迹。案子破了，“我”带着女儿静静、陈絮、圆圆、多多乡下玩水，静静克服了对水的恐惧，迟迟不上岸。在罪案转述中，陈絮与“我”感慨人性的疯狂。张运涛的小说建构成功而撼动人心，叙事展开及深入可谓暗流涌动，恶性案件的真相可谓石破天惊，静静的水面下隐藏着多少颠覆性漩涡深洞。
整体审视小说，对传统伦理道德的颠覆排斥、吞噬着单纯质朴的人之本真情怀，但张运涛最终依旧给予质朴生命一隙之放空地带。婚姻的自私自利，城乡观念的外在性差别，妻子吴娜的咄咄逼人，让“我”对妻子从无力申辩到无话可说，婚姻走向了坟墓。更难以承受的是经济利益对伦理亲情的撕裂，在妻子极力的冷漠无情中，“我”与单纯的弟妹陈絮倒是互生情愫。乡土叙事中，正面是父亲所坚守所强调的传统道德观念，而乡间背面却已处于伦理失序之中：刘明娥打工中与林立本成为性伴侣，随后与方大智离婚不离屋，演绎着不为人知的荒诞。杀不了鸡的柔弱的方大智，却杀掉了高大威猛的林立本。请姑父周力民帮忙抛尸，后因勾销债务承诺兑现冲突被周力民杀掉，这是恶的隐性强势的存在，它淤积着冲突着爆发着，挤压着淳朴无华的正常生活。这种城乡伦理失序，让父亲、“我”及陈絮所思所想处于小说叙事的莫大寂寥之中，似乎不合理非正当的事体总是强大的存在。张运涛在小说结尾部分，消解了这种失重感的比对，以破案后人与自然的交融冰释了有形无形的断流，尽管它依旧是客观的存在。
对于世俗生活而言，或许“我”确乎为现实的一个失败者。种种失败，依然没有摧毁“我”对平凡平和生活的热爱，没有市场的经济角逐，亦不曾有过重大建功立业，“我”依旧是“自己的英雄”。
中篇小说《小警察》（2015年11月《啄木鸟》 ,在棘手的少女失踪案侦破的煎熬中贯穿了一个小警察虚荣生命到人生本真的心灵蜕变，随着棘手的案子在6.27专案组刚刚撤销后的告破，沉溺于工作而忘却家庭生活的现场沈队长终于重拾温情，从直面犯罪现场的冷漠回归了家庭生活阳光地带。在张运涛的小说建构中，沈现场沈队长重新获得家庭生活温馨的过程，伴随着案情的毫无头绪难突破的艰难，同时他更是以缺失家庭温暖成长环境的失踪少女惨遭中学食堂老贺惨无人道的杀害，强化了家庭温情的重要意义。张运涛成功地介入并凸显了小警察的真实生命与内心幽微，在极易失衡的工作与家庭之间完成了自然的共融，更为可贵的是，在逻辑与反逻辑叙事流中，积聚了情感的自然流之抵达。
对于执着于分析案情与犯罪的沈现场来说，他的精神几乎从自己的家庭生活完全剥离。在少女失踪案的侦办中，他虽然不像韩队韩文会做人，但心里也有自己的小算盘——破案立功，实现晋升。韩队从立案就立军令状式的表态，在案件的侦破中主动出击，几乎处处占尽先机，甚至不断带给沈现场种种恐慌。然而，案件依旧扑朔迷离而无头绪。韩队盯住傻子力民作为突破口，沈现场深知犯罪心理的逻辑性中反逻辑性，他的探案思路和调查不断地向真凶迈进。沈现场在案子调查中注意到从不关心案件侦办进展的中学食堂老贺的反常，在试探中老贺的慌乱加深了他身上的种种疑点。。韩队和沈现场的酒后交心后，沈现场明白韩队不是与他争功、竞争，而是有着属于小警察真正成熟的心态，不放弃职责的努力。他与助手小陈不断地推进工作，锲而不舍，终于在不断拓展的调查中印证了老贺嫌疑。即便是力民落网，确有埋藏李莉衣物的行为，案子告破6.27专案组撤离中学，沈现场以工作收尾为由与小陈留了下来与老贺短兵相接。正欲逃走的老贺终于崩溃了，他交待了令人毛骨悚然的犯罪过程。老贺的目光最后落在一张小照片上——那是他多年前就抛弃他的漂亮老婆，沈现场终于记起了明天是领证十周年纪念日。作为一个小警察，沈队长沈现场已经蜕尽个体式虚荣的迷失，对少女失踪案惟有尽心尽力，案子终于告破。被凶案击溃的沈现场，同时又被家庭亲情所唤醒，内心的莫大喜悦，化作领证十周年纪念日的献礼，以工作叙事为主体的小说文本，最终落脚于家庭。小说脉络主次清晰有序，相交相离，断续有致，揭示了生活的幽暗与明亮。
作为罪案小说，张运涛亦了无声息地揭示杀害两个少女的真凶中学食堂老贺深层畸形心理，这正是犯罪逻辑性中反逻辑存在。老贺早年因为好赌博，他年轻漂亮的妻子离他而去。因此年轻漂亮的女性成为他深隐心中的心结，他无疑是一个长久的病态者，一个隐疾在心者，他甚至放下生意去看艳舞表演，不为人知地藏下很多淫秽录像带。漂亮女生李莉因贪图便宜成为他的猎物，她的贪婪与贪念刺激了老贺，复苏了妻子抛弃他的复仇心理，他残忍的肢解了李莉，烹煮了她。如此残忍的杀害一个少女儿并没有逻辑性动机，在一个时段里审视，不仅是骇人听闻的，更是反逻辑的，然而对于老贺整个生命而言，它又是正常逻辑的连贯。老贺杀害朱文雯，则是兽性从与人性对抗中丧心病狂的胜出，人和兽的区别在于人能理性克制克服欲望之魔鬼。沈现场不大确信过于符合逻辑的推论，在反逻辑中找了蛛丝马迹，最后抵达了真相现场。老贺的畜生般暴虐行为在表达效果上亦有力地陪衬了家庭情感流的形成与自然流淌，从凶残之极到温馨家庭的极端性跨越与腾跃，既是给予读者理性缓冲空间，更是小说文本到艺术彼岸的抵达。
沈现场从在无头绪的少女失踪侦破中险胜与夺路而出，同时亦赢得了家庭与爱人的再次信任，放下了立功晋升之虚荣，可谓真正的“自己的英雄”，更是作为凡人平和心态的“英雄”。
非虚构作品《四十七个深圳》（《啄木鸟》2019年12期），分别以80年代、90年代与新世纪为时间坐标，简笔白描，勾勒四十七种与深圳这座中国改革开放前沿城市相关的人生，无异于述说了打工大潮的“前世今生”。张运涛这部长篇非虚构，对时代与个体给予了莫大的尊重，以众多的个体人生汇聚成了时代洪流，其中不乏个体的创造性与保守，辛酸与快乐，雄心与鄙陋，坚持与隐忍……，荡气回肠地迸发着民族追求富足生活的滚滚热望。
上世纪80年代，深圳正是一片正在开发的热土，淘金寻梦的外来者的人生，基本上处于传统模式，演绎着同样悲催与豪壮。嫁给深圳土著的枣花，没有名分，因生子而母贵，享尽人间繁华。手握重金投资大赚，老家亲人旧貌换新颜。与三个女共侍一夫，最终客死他乡，落了个不得入祖坟的下场；潘长金从在深圳工地干小工开始，完成到包工包活老板身份的转变，人生转运，事业做大，无奈儿子成人不成器，又不放心把自己开创的基业交给女儿，他不得不安排自己退休生活的同时还牢牢抓着公司的财务……
进入90年代，深圳的各种产业如雨后春笋，正是一个不断扩展与裂变的时代。逮住机遇的，成为财富的祝福，有远见的知识型青年更是深圳城市文明的中坚力量。不满足做兽医的蔡明书跑到深圳，应聘厨师却意外地做了业务员。后来跳槽，几经折腾，最后用打工的钱和借来的钱开一家小型油漆厂，进入新世纪后他把业务做到了国外，成为处于人上之人的财务自由者。大学毕业的常江，在爱情飞走于考研失败的打击下，一路南下到深圳寻求突破。首次开餐馆创业失败后，在频繁找工作中与人才中介机构多有联系，后在一家人才中介做业务主管，进而晋升。他在人才中介服务中发现了商机，注册开创了自己的人才机构，后来又考取了国家高级劳动关系协调师资格，被评为深圳市优秀异地务工者，成为真正的深圳人，做到了手下拥有员工5000多人，10多家公司的“话事人”，他的服务成为务工服务的著名品牌。这一切的起步，只是蹬着三轮送盒饭的过往。
新世纪的深圳，是一个成熟、理性的时代。盲目的打工者与有人生目标并不断付出努力的打工者，他们所获得的生活回报是截然不同的。贫穷与保守，限制了人的思想，也禁锢了人的发展，阻碍了更广阔生命空间的获得，导致了人生的一再错失。邓保光是最缺乏人脉资源的，因着几乎没有与有见识的人有过交集，他几十年的深圳打工生活只是生活在自己想象力极度有限的世界，如同把自己关在世界外边。他是把现在的自己与过去的自己比较，当然是满足的。打了几十年工的邓保光，从2017年深圳破旧的西站返回老家，依旧坐的是最便宜的那趟火车。思想自囚者的他，看到西站如同数十年前来时一样破败，竟然心中充满慰藉。高考落榜的余飞燕到深圳打工，她不同一般的打工者。她不重复他人没有质感没有提升的劳作，她知道不断地给自己充电。她有着自己的目标，她不断更换工作，不断地提升职位层次，不断深入、精深、发展着自己的兴趣。随着年龄的增长，她的生活品位亦超乎常人，她把自己淬炼成自己的主人，她最终赢得了美满的爱情与家庭生活。
对于这四十七个人有关深圳的人生，张运涛摒弃了道德评判与认定，只是还原人物与他们身处的时代，这也体现着文学对人物与时代的一种尊重。无论他们是否取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无论他们走向辉煌还是堕落，无论他们历尽病痛生死，还是坠入空虚，对于他们所经历过的和付出的过往，从纯粹精神上考量，他们都是自己的英雄——为梦想勇于付出的英雄。
罗曼·罗兰说：“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张运涛的作品，不论小说还是非虚构，都传达类似的精神内质。关于“大时代小人物”题材的创作，张运涛不仅切入了生活，更是聚焦了现实生活与人物灵魂动影的那些闪光点。这或许是张运涛文学的“人本民本”主义情怀，这些凡人亦是时间坐标上的他们个体史诗的书写者。
魏华莹：张老师，您好！刚刚召开的河南省文学“八金刚”作品研讨会，您位列其中，这也是对您多年创作实绩的肯定，首先祝贺。想请您谈谈您的写作经历？
张运涛：会后回来，我在博客上这样写道：我一直在努力，正在路上，也相当虚心。可能缺少天赋，但还算勤奋。正如邵丽老师所言，“八金刚”这称谓，既是对我们的鼓励，期许，也是鞭策。
“八金刚”中，我算起步比较晚的，之前在时尚刊物练过手，写过一些风花雪月的小文。真正创作，开始于2008年。还算顺利，第一篇小说就在文学刊物上发表了——现在看来，这不是好事。后来有文友告诫说，你得写出发表不了的东西。我明白他的意思，我写得太规矩了，应该写出让编辑们拿不准的东西。
我在一个县城高中教英语，高级教师，工作很忙。2009年，有幸遇到一个热爱文学的县长，他要把我调到文联——我没有同意，只答应借调，直到2014年元旦回到学校。文联那几年是我精力最充足的时候，小说也写得多。第一部小说集《温暖的棉花》被北京新闻出版局的“原创推新工程”纳入出版计划，并于2011年10月出版，当时我正在鲁院学习。
感谢文学！它给了我很多在其他领域没有得到的东西。2011年，我被省作协推荐到鲁院学习了四个半月。2012年6月，我又被中国作协吸收为会员，10月底又作为中国作协代表团成员之一出访美国。有趣的是，我这个普通公职人员的因公出国难倒了市外事办的工作人员——他们从没办理过像我这样既不是党员又不是股长科长的人的出国手续。也是在同一年，我得以成为省文学院的签约作家。而在此之前，我甚至不知道文学院的院长是谁。我得承认，我在这里得到的，远比我付出的多。
魏华莹：能谈谈《温暖的棉花》的创作前前后后的故事吗？
张运涛：七八年前的一个作品了。
有一天在网上遇到一个网名叫大胖的网友，她说这是她生完孩子后老公对她的戏称——女儿叫小胖。这个称呼太生活了，我因此起意以大胖为主人公写一篇小说。碰巧，过年在老家听到一个回乡民工讲的“笑话”，说他们厂一位贵州籍老员工在火车站遇到一小老乡，小老乡的父亲顺便就把儿子托付给了他。老员工也不老，过罢年才22岁，叫他老员工是因为他已经进厂五年。到了广州，小老乡走散了。老员工急了，为了候小老乡，在火车站守了五天六夜。到底等着了，自己却因“无故”逾期不归被厂子除了名。之所以说是无故，是因为没有人会相信他的话。这个故事原本很温馨，夹杂着些许的辛酸，可是，见多识广的打工者讲述这个故事时却用了“傻B”这样不屑的字眼。
小说发表后，受到选刊的关注，还有人因此说，这是我的发轫之作。
魏华莹：作为60后作家，您觉得自己这一代写作的资源主要从哪里来？
张运涛：你们这代人，一下子把我们推远了，让我意识到自己确实老了。
写作资源应该与自己的经历有关。
我出生的那个年代，国家贫困，家庭也贫困，我的家庭尤甚。我父亲年轻时瘫痪，家里的重担全落在母亲一个女人身上。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没有人会关心你的内心，我因此也养成了不表达自己情感的坏习惯。人总得有个出口，我的出口就是读书。我不擅长与人沟通，而读书正好是一个不用与人接触的活动。初中，高中，包括工作后，我一直沉浸在那个虚幻的世界里，为其中的人物命运叹惜，被里面的故事感动，同时也渐渐掉了队。
经验表达几乎是每个作家的必经之路。作家的视野不断拓展，想象由此及彼。但有人说，作家一辈子都在写童年。我相信。童年的生活，童年看世界的视角，童年的心……，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
魏华莹：您是一位注重写现实的作家，写作中如何来把握当下社会？
张运涛：前几天看了一部电影，《房间》，很受触动。这是一部与性奴有关的故事——我们中国也不乏这样的案例，但编剧却另辟蹊径，在恶中绽开善之花。当然，我不是说作家们都要少一些批判，多一些发现。我是说，重要的是，写作者如何看这个世界。
魏华莹：您的散文《一个人的县城》刚刚入选散文选刊，写母亲的《代元美》也刊登在《天涯》杂志。您觉得写小说和写散文的不同之处在哪里？
张运涛：如果说小说是作家的影子，那么散文就是作家的肉身。
我的主业是小说，小说能让我自由自在地朝着我的既定方向奔跑。写小说的另一个美妙之处是，我就像一个导演，或者说课堂上的老师，人物，语言，细节，都由我牢牢地操控着——也有由不得我的时候，人物被我写“飞”了，偏了航向。但无论如何，我还是导演，还是老师。
我起初不喜欢散文，尤其不喜欢那些到此一游，或者廉价的亲情类散文。优美的，被太多的形容词堆砌成的主体，往往是一种假象。后来读到周晓枫的散文，才知道散文还可以这样写，挖自己，也挖社会，直到痛。处女作《黑暗中的告别》因此诞生。幸运的是，这篇一万两千字的散文竟然顺利地得以发表，并且获得了《广西文学》当年度的散文奖——我后来才知道，这个奖由八个广西著名作家投票产生，与我竞争的是散文名家王开岭。第二年，《黑暗中的告别》又获得了首届林语堂散文奖。这篇散文让我获得了比小说更多的荣誉，也让我对散文这种体裁信心大增。
《一个人的县城》恐怕是我的作品传播最广的一篇，在它被《散文选刊》转载之前，微信上的阅读量已经接近13000。近一段时间，无论我去哪儿，都会有人说读过我的《一个人的县城》，突然有一种聚光灯下的光亮感。这其实是一篇很个人化的东西，个体经验，试图映射大千世界。相对于《一个人的县城》，我更喜欢《天涯》上的《代元美》。正如文章第一节所述，生活中的小细节牵出了那一代女性的身份认同问题。
魏华莹：底层文学、基层文学在文坛一直呼声较高，但作品偏寡。作为一位在基层工作、写作的从业者，您觉得基层生活在您的作品中如何呈现？
张运涛：我明白您的意思，关于底层的好作品太少。
现实主义作品要超越现实，是当代作家们亟需解决的问题——大多数现实主义作品仅仅是在记录当下的中国，想象力匮乏。在这个最应该出好作品的时代，在这个生活比文学更戏剧化的时代，文学并没有在场，着实悲哀。
我是最基层的写作者之一，我觉得自己还是熟悉底层的，比如那些乡村的打工者，小县城的公务员……毕竟，我也是其中一员，他们就生活在我的周围，我每天都要与他们打交道。但反映到文学作品中，应该是一个实然世界向应然世界转变的问题。我们经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要高于生活，让作品轻盈地飞起来。飞多高才能不至于失控，这个课题正召唤着有野心的作家们。
魏华莹：在您塑造的底层人物中，您似乎总想设计出一些不苟且的人，如好人欧阳，任雷诺等等，这些人物有原型吗？
张运涛：好人欧阳和任雷诺都是同一个原型，包括我的另一个短篇《大卫》中的大卫，也是。
我敬重这样的人，纯粹，简单，他们要是生活在魏晋时代，肯定会比肩竹林七贤。说实话，现实中这种人不容易相处，我们经常会把他们定义为神经病。但他们也不是那种容易让人心里记恨的人，相反，我们静下来时会拿他们作参照，反观自己。
事实上，欧阳和任雷诺都是我的愿望，是我仰望的对象。我在《好人欧阳》的最后借欧阳之口警示众人：“你们才神经哩！你们这些人，病得还轻吗？”
魏华莹：作为一名高中老师，您很少写自己的教师经历或者个体生活，原因是什么？
张运涛：我是很少写教师经历，但我一直在写我自己的生活啊。
教师这个群体，我浸淫其中过久，有些麻木。试图写过，但只开了个头，就难以为继。以后肯定会写的，可能需要隔开一段时间或距离来回望吧，现在还不是时候。
魏华莹：您曾有过美国之行，也参加过各类文学活动，您觉得外界的这些事物对您的触动是什么？
张运涛：在芝加哥一家博物观，我被二楼入口处的那幅欧洲农民的画像震到了。一个农民在劳作的间隙中抬起头。他的神态让你强烈感受到那个时代农民的纯净，质朴。我不懂画，但我似乎从没在国内的画纸上见过几百年前的农民。中国古代的绘画，大多寄情于山水，偶有人物，都是帝王将相，且修饰严密，像工笔画，极少有普通人的画像。这种鲜明的特点，可能正是东西方艺术理念的差别。
我生活在一个小县城，很偏远的一个小县城，远离铁路，县域内没有高速公路，这在平原地区很少见。有一段时间，因为修路，县城几成孤岛，出去一趟特别难。但小县城很安逸，是适宜生活的地方。这其实也是缺点，小县城太安逸了，缺少大城市居民的那种积极向上的精神气儿。尤其是中年人，大家津津乐道的不是工作和追求，而是头天在哪儿和谁一起喝酒了，出席的都是什么级别的领导，谁喝了多少，谁喝高了……他们不厌其烦地谈论那些细节，直到又有了一次可以谈论的酒局。
没有人谈论文学，我指的是严肃地谈论文学。所以我特别珍惜外面的一些文学性的会议，哪怕是作家们的聚会。前辈们的讲座自不必说，文友们的聊天也一样让我多了一次学习的机会。我喜欢听他们讲自己的构思，他们读过的好书，以及他们喜欢的作家的做派。这样的文学活动于我，就像一个长年不得不素食的人，突然有了一次吃大餐的机会。
魏华莹：在漫长写作经历中，对您影响较大的作家作品是哪些？
张运涛：我喜欢读小县城作者的作品，还有熟悉的人的作品，希望能从中悟到他们是如何处理与我有同样经验的素材的。
我不知道哪些作家影响了我，我喜欢契诃夫，沈从文，厄普代克……我喜欢短篇小说。张爱玲也算一个吧，我喜欢她的语言，她应该是师承了曹雪芹。门罗也应该算一个，我最近又在读她的书，第三遍。我们的生活背景相似，门罗也生活在一个小地方，小说里也都是些小人物。阅读的过程，你很难判断她小说的着力点，她的人物似乎都闪着幽微的光芒。关键处，她总是惜墨如金，让你回味无穷。
刘庆邦早期的短篇小说也好，很有灵性，很美。
魏华莹：如何书写中国故事，我想您用您的县城为我们勾画了很好的文学地图，请问您最想写的是哪一类题材？
张运涛：农民，以及小县城。作家都要有自己的领地，在其中翻找，以期回答自己内心里的疑问。这片领地是一个作家认知世界的入口或推动。
我和安庆多次聊过我们一直着力的乡土文学。我们共同的认识是，乡土是中国文明的根，乡土文学没有式微，相反，因为城市化的加快和扩大，反而有了更大更为深刻的表现意义和目标。这其实是乡土文学的再生。农民进城后，乡土文学抒写的内容变了，作家们不能一味地停留在对乡土的吟唱上、对城市的隔膜与竞争的批判上。
魏华莹：您觉得自己写作面临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张运涛：如何冲破禁锢，创新。
创新当然不仅仅是文本意义上的，题材上的，文学创新的目标更应该是发现人身上新的东西。艺术标准的变化就是个明证，从建国初期的高大全式人物形象，到文革期间政治主导下的人物形象，以及现在立体化的人物形象。
我承认，当我开始用键盘堆砌文字时我是有野心的，我企图以小博大，企图让读者从小北身上发现自我，让王畈映射一个世界……八年过去了，我不承认我是失败的，我还在努力，还在构筑……
我的创作背景很狭隘，就是淮河边上的一个小村庄。淮河一路上拐了很多弯，这些弯冲积出肥沃的耕地，形成了一些叫湾的村庄。我就在这样的一个湾里生活了十多年。我的出生地却是淮河南岸的一条叫狮河的支流边上，畈是那儿的人对田的指称，也用来借指村庄，东畈西畈，李畈王畈……我长到十岁，一家人又搬回到父母的故乡——淮河北岸。忘了哪个作家说的了，说是童年生活是一个作家一辈子取之不竭的创作源泉。我理解的童年生活应该有两层意思，一是字面上的，另一个就是作家童年时代看世界的视角。像所有农村孩子一样，我们都是被放养，没人关心我们的情感，甚至情绪，大人们关心的是你的饱暖，你的成绩，不可能细腻到情感这一块。我又是个男孩子，这种漠视好象更加理所当然了。于是就有了王畈的小北，他懵懂，畈暗自怀春，落寞开花，欣喜结果……小北最初只是作家对乡村的一种留恋，多少带有理想化的影子。
我写过一篇一万多字的散文，《向城市》，城市应该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每一个农村孩子的理想——可能现在也是这样。我们对城市的艳羡可以说毫无遮掩。上世纪七十年末八十年代初，我还没有见过任何城市。在我的想象中，哪还有比陡沟镇更大更好的“城市”？到镇上，我们得翻过一个大坝。那大坝，高三米左右，生生把去镇上的路给截断了。坝顶上是水渠，淮河水被排灌站抽上来，送往各村。我们那个村是菜园，一年四季都得赶集卖菜。除了应季蔬菜，井窖里还储藏了大量的红薯、冬萝卜、生姜等，留着十冬腊月换钱。冬天挑一担菜翻大坝去赶集特别难，不仅是体力活，也是技术活。我对大坝却从没有生过恨意，心底里早已经认同了一个概念，即所有通向美好的地方都应该有这样一个大坝，或类似的阻隔物。镇上的人不种任何庄稼，不起早贪黑，却过得比我们好百倍千倍。他们即便偶有残疾，也风吹不着雨晒不着，人人都有个小本本，每月去粮站领粮领油，生活无忧——那其实已经很接近我们政治书上说的共产主义了。
现代化的社会，人们免不了要拿城市和乡村对比。比如两者都是馍馅的话，那么，乡村就是素馅的，城市则是肉馅的。城市里满是欲望，乡村里都是朴素的过程。炊烟，牧童，还有节日一般的乡村电影……在乡村，一切都是慢腾腾的，甚至春天赊了小鸡可以等来年用鸡蛋偿还……
但是，那都是过去的状况了。如今的乡村呢？炊烟不见了，牧童成了城里的童工，农舍一心长成城里的高楼。大山成了采石场、水泥厂，林场成了板材厂，河岸排开了造纸厂……乡村的资源，被城市充分利用。在城市化的浪潮下，乡土已经成为各级政府提高GDP的法宝。换来的代价是，田园诗一般的乡村不见了。乡村向城市趋近，无限趋近。
真正的乡村，要么被彻底遗忘，只剩下老人和孩子，要么被过度开发，沦为金钱的奴隶。这是城市和乡村互相打量的结果。越来越小的乡村盼着自己不断涨大，“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城市一直是乡村的理想。反过来，乡下人拚命逃离的乡村又成了城里人向往的休闲之地。如果你看到有一条公路曲曲幽幽通向山村，别高兴得太早，那里面肯定暗藏着商人的商机。
乡村原有的道德价值体系因此被城市化革了命。为什么现在的乡村再没有赊账这种现象？现代人急功切利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诚信的缺失。小北就是这个背景下走出王畈的，他去城市当了农民工。我没有打工的经历，但我在县城已经生活了将近30年，老实说，我其实还是不太明白城市。2011年，我甚至有机会在大城市北京学习了四个半月。头两个星期，我还有兴致去看一些早就心仪的名胜。后来就淡了，到处都是人，挤得你干什么都没兴致。地铁走一辆满满的，再来一辆又是满满的。挤上之后，我下意识地朝四周瞅瞅，乘客们都忙着低头摆弄自己的手机，面对面也绝不说话。怪不得城里人都显得高不可攀，人家随时随地都在思考，每个人都像成熟稳重的思想家。说实话，我不喜欢这样的城市。那地铁要搁我们老家，车厢里早笑翻了天。反正他们都是农民，不知道高贵，不知道矜持，就知道老是闷着不说话不好。
我让小北走得很远，广州，北京，青岛，上海，无论他走到哪儿，我都会用我的精气神去滋养他，他身上始终都流淌着我对生活的理解。我一篇一篇地书写这个人物，某种程度上他身上也有我的影子。现在差不多有十几二十篇了吧？
这还应该算乡土文学吧——新乡土文学——农民进城打工了，乡村城市化了，乡土文学的定义拓宽了。小北这个人物离作家自己的肉身越来越远，更多地代表了一个写作者对世界的认知。乡村与城市借由小北这个人物相互打量，或者叫对峙。他经常探头打量王畈以外的世界——当然是城市，心里既有对抗也有留恋。
不是想倒退，我只是觉得乡村更适合我，就像王安忆所说，乡村的一土一木都有人情味，都渗进了历史。可能这就是我坚守乡土文学的原因吧。我试图把小北的每一段生活都当作是对故乡和自我的一次重新抵达。通过这样的抵达，不断地修正自己对自我、对世界的认知。抵达当然也是无限的，没有终点。我想一直写到这个男人老死，这可能会耗尽我一生的精力，但我愿意与他一起体验并享受这个过程。
不敢说一定要为我的乡村建构一套新的价值体系，但我有决心在文字中建构自己的乡村，与当下的城市，还有当下的乡村，对峙。
（原载2023年第6期《快乐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