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令狐卿
吉林白城洮南市村民黄德义因私自搭桥收费而被判刑，近日持续发酵。
7月8日，白城市中级法院发布公告，对于黄德义的再审申诉，已经立案，目前正在审查中。洮南市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表示：“这次事件中我们做了深刻的反思，认识到了工作中一些不足，目前正在积极改进。”
洮南市副市长刘洋向媒体表示，有在振林村修桥计划，但该村“只是为了去白城方便，农耕需求不强烈，近年常住人口又不是很多，所以我们就往后排”。但他也提到，针对黄德义案反映出来的问题，洮南市进行了专题调查研究决定，近期将在振林村附近建设一座便民桥，力争在秋收前建设完成。
上述洮南及白城市各方的反应，涉及到司法进度和行政安排，整体来看，黄德义私搭浮桥收费被判有罪一事，在情、理、法三个层面，都产生了回响。
黄德义兄弟五人，祖上以摆渡为业。2014年黄德义焊了13条铁皮船，搭建了一座固定浮桥，2018年当地水利局以非法建桥为由罚款，并强制黄德义拆除浮桥。
浮桥拆除后，2019年2月，黄德义被当地公安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拘，此后其多位家人也被采取刑事措施。同年12月31日，当地法院判决黄德义等18人构成寻衅滋事罪，分处有期徒刑两年至拘役三个月不等，18人均适用缓刑，该判决已经生效。今年6月份舆情汹涌后，黄德义提出了申诉请求。
舆论十分同情黄德义的遭遇，对他负罪感到惊讶和气愤，这是可以理解的。自古以来，修路建桥都是积功德的好事，黄德义不该承担刑罚，这是人们的朴素认识。同时，“杀人放火金腰带，修路建桥无尸骸”的古训，似乎又在黄德义身上重现，他获得广泛的道义支持，并不意外。
资料图，图文无关
在这种情况下，民意与行政、司法的对立就很明显。洮南市水利部门确有阻止黄德义私搭浮桥的法定职责，但年年罚款，却无视建桥的需求，缺乏建设性的行政处罚，很难不被人诟病。
当黄德义搭桥收费被当作扫黑除恶线索交办后，他被推向另一个严厉的司法进程。能否柔化甚至纠偏这个进程，寻求法理与人心的平衡，这是眼下所有各方都在试图求解的棘手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关于私搭浮桥一事，目前舆论场上有两种说法。一种是黄德义为了村民便利而建桥行善，另一种则是从根本上否定建桥方便村民种地一说，理由是河对岸的土地，不是同村的土地。河流平时断流，车辆也能过。但黄德义“恶意修桥”，把本来能走的路挖断，让来往车辆只能走他修的桥，是典型的村霸行径。
这些说法都有待确认。但这座桥有没有必要修，行政是否缺位，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黄德义私搭浮桥行为的正当性，也是划定他罪与非罪的关键点。
对市一级行政部门来说，如果承认洮儿河沿岸居民有过河的需求，其实就等于变相承认自身工作不力，建桥计划不周，也就等于黄德义私搭浮桥的道德立场与实际考量是站得住脚的。如此一来，黄德义他们的“寻衅滋事罪”，在主观和客观上就难以成立。
有意思的是，不同于副市长“建桥需求不强”的含糊表态，黄德义所在的瓦房镇镇政府的表态直接了当，工作人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村民在此处建桥需求强烈，未见强制收费”，同时否认黄德义在搭桥时故意挖烂道路的传闻。
镇政府委婉地认同黄德义搭桥的道德基础，用公开表态为他正名，客观上也等于支持黄德义向法院申诉。可见，上下级行政单位对建桥的必要性与紧迫性，存在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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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么样，有桥总比没桥好。如果由政府出资新建一座桥能解决所有问题，帮助到两岸居民，那为什么不呢？虽然当地也曾表态，桥是可以造的，有这个计划。但对于村民来说，重要的不是会不会修桥，而是在什么时间建造。黄德义案某种程度上加速了这一进程。
在诸如罗翔等法学界人士阐述的法理中，认为黄德义私搭浮桥最多属于行政处罚范畴，不构成刑事犯罪，此案中寻衅滋事罪罪名有扩大使用的嫌疑。这些直截了当的法律意见，想必也能促使中院法院以新的角度重新审视此案。
但法官不是活在纯粹的法理真空，在审查此案时，不光要审查黄德义申诉的理由是否成立，最终也涉及到审视行政单位在这一风波中的角色。
对于一个已经生效的缓刑判决，如何兼顾行政角色与民间义举的冲突，在舆论强烈质疑下基于司法程序安排出恰当的回转余地，绝对是个考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