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的发现事迹模板
在平平淡淡的学习、工作、生活中，大家或多或少都会接触到过事迹材料吧。下面是小编为你准备的科学家的发现事迹，快来借鉴一下并自己写一篇与我们分享吧！
科学家的发现事迹篇1
10月16日下午，一场郭永怀精神研讨会在荣成举行，郭永怀曾工作过的单位领导，郭永怀的部分学生、亲属，共同就郭永怀精神内涵进行交流研讨，更好发扬郭永怀的精神。
郭永怀，似他的名字般永远令人怀念。在列强对新中国进行露骨的核威胁之下，在国家三年自然灾害“一穷二白”的经济困难局面下，在新中国下决心研制原子弹的自力更生精神感召下，草原的每一棵草、每一朵云、每一片蓝天都见证了那段绝密且令中国人扬眉吐气的历史，见证了郭永怀以生命为代价投身祖国核事业的无悔追求。
在致力于我国核武器发展的8年多时间里，从原子弹到氢弹再到导弹核武器，郭永怀究竟倾注了多少心血和汗水，恐怕没人说得清楚。然而，郭永怀在生前谈及这些，经常挂在嘴边的却是这样的话：“作为新中国的一个普通科技工作者，特别是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只是希望自己的祖国早一天强大起来，永远不再受人欺侮。中国强大了，在世界事务中就会发挥更大作用……”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两弹一星”精神，已经被郭永怀等人铸就成一座历史丰碑。
缅怀，是为了更好地激励。斯人已去，精神永驻。
“叔父给我们留下了无限的精神财富，我们要继承他爱祖国、爱学习、爱科学的精神，为国家效劳，为人民作出贡献。”郭永怀侄女郭淑娥说。
王瑾是一名陈列馆的讲解员，看着修缮后的陈列馆，她感到自己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她说，作为郭永怀先进事迹讲解员，今后会挖掘更多素材、更加深入学习领会郭永怀的精神，通过富含情感的讲解，让更多人全方位认识郭永怀、学习郭永怀。
大无畏的精神，是宝贵的精神财富。对于当前正在加快建设创新型城市的荣成来说，汲取郭永怀身上的精神动力迫在眉睫。
战争年代，荣成走出了100多位将军，为全国革命作出了巨大牺牲。如今，这里已成为改革开放前沿阵地，前三季度，荣成全市预计完成生产总值840亿元，同比增长8%，主要经济指标在全市名列前茅，实现由“速度经济”向“素质经济”的蜕变，由“跟跑”到“并跑”“领跑”的跃升。
永怀精神，常学常新。郭永怀的精神，鼓舞和激励着67万荣成人民在扎实推进创新发展、努力争当走在前列排头兵的征程上不断超越。
1958年1月，郭永怀出任《力学学报》主编。1957年，钱伟长被打成右派。郭永怀了解钱伟长的学术功力，仍然请他任编委。一次，一位知名教授向学报投稿，钱伟长发现其论文中竟有51个基本错误，提出不宜发表。那位教授向编委会提出“左派教授的文章不许右派教授审查”，对此郭永怀不屑一顾，他说：“我们相信钱伟长的意见是正确的，这和左、右无关。”
1958年，教育界开展 “教育革命”，教学、科研和生产实践紧密结合，取得了显著成绩，但运动中也出现了“左”倾倾向。有些人通过向空中扔十字架用库达儒可夫斯基定理不好解释，就认为这个定理不对了;通过观察荷叶上的水滴可自由运动，就说NS方程的边界条件是不对的;通过当时设计部门说，飞机的阻力现在还不能用边界层理论算，就认为边界层理论没用。他们请来郭永怀，想让他赞同这些“新发现”，不料郭永怀说：“我常想，一个新发现，要推翻什么东西，应该有以下工作。第一，要经过慎重的思考，你们说的问题，没有经过慎重的思考，只看到了表皮现象，就做结论。第二，要有真正的胆识，敢于做研究。你们对荷叶是很有胆量，但不是科学的胆识。第三，要有毅力，可以提出问题，研究问题，要有非搞清楚不算完的毅力，你们不是这样，是凭一时的热情冲动。”
科学家的发现事迹篇2
钱三强，原名钱秉穹，1913年出生于浙江绍兴，父亲钱玄同是中国近代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他少年时代即随父在北京生活，曾就读于蔡元培任校长的孔德中学，16岁便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32年，又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1936年，钱三强毕业后，担任了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严济慈所长的助理。翌年，他经过公费留学考试，在卢沟桥的炮声响起之际，以报国之志赴欧洲，进入巴黎大学居里试验室做研究生，导师是居里的女儿、诺贝尔奖获得者伊莱娜·居里及其丈夫约里奥·居里。
1940年，钱三强取得了法国国家博士学位，又继续跟随第二代居里夫妇当助手。1946年，他与同一学科的才女何泽慧结婚。夫妻二人在研究铀核三裂变中取得了突破性成果，被导师约里奥向世界科学界推荐。不少西方国家的报纸刊物刊登了此事，并称赞“中国的居里夫妇发现了原子核新分裂法”。同年，法国科学院还向钱三强颁发了物理学奖。
1948年夏天，钱三强怀着迎接解放的心境，回到战乱中的祖国。他回国不久就遇到1949年1月的北平和平解放，他在兴奋中骑着自行车赶到长安街汇入欢庆的人群。随后，北平军管会主任叶剑英派人找到他，期望他随解放区的代表团赴法国出席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中共中央还在极其困难的情景下拨出5万美元，要他帮忙订购有关原子能方面的仪器和资料。
从新中国建立起，钱三强便全身心地投入了原子能事业的开创。他在中国科学院担任了近代物理研究所(后改名原子能研究所)的副所长、所长，并于1954年加入了.....。1955年，中央决定发展本国核力量后，他又成为规划的制定人。1958年，他参加了苏联援助的原子反应堆的建设，并汇聚了一大批核科学家(包括他的夫人)，他还将邓稼先等优秀人才推荐到研制核武器的队伍中。
1960年，中央决定完全靠自力更生发展原子弹后，已兼任二机部副部长的钱三强担任了技术上的总负责人、总设计师。他像当年居里夫妇培养自我那样，倾注全部心血培养新一代学科带头人，在“两弹一星”的攻坚战中，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核专家，并在这一领域创造了世界上最快的发展速度。人们之后不仅仅称颂钱三强对极为复杂的各个科技领域和人才使用协调有方，也认为他领导的原子能研究所是“满门忠烈”的科技大本营。
晚年的钱三强身体日衰，仍担任了中国科协副主席、中国物理学会理事长、中国核学会名誉理事长等职务。他一向关心中国核事业的发展，强调不仅仅要服务于军用还要供民用。1992年，他因病去世，终年79岁。国庆50周年前夕，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向钱三强追授了由515克纯金铸成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表彰了这位科学泰斗的巨大贡献。
科学家的发现事迹篇3
在东汉时期，中国出现了一位创制天球仪、候风仪、地震仪的天文学家张衡。
张衡于公元78年出生在河南南阳，家境贫苦。但他自幼喜欢读书，成年后曾在南阳郡做了几年文官，之后辞职回乡，潜心天文研究。中国汉朝先后出现了三种关于天体运动和宇宙结构的学说，这就是“盖天说”、“浑天说”和“宣夜说”。“盖天说”认为天在上，地在下，天像一个半圆形的罩子，大地像一个倒着的盘子。”“浑天说”主张天是浑圆的，日月星辰会转入地下，早期的浑天说认为大地是平的，改善的浑天说认为大地是球形的。“宣夜说”认为天没有必须形状，而是无边无际的充满气体的空间，日、月、星辰都飘浮在气体中。张衡根据自我对天体运行的认识和实际观察，认为“浑天说”比较贴合观测实际。他还制作了一个能够精确演示浑天思想的“浑天仪”。
张衡的另一发明是制作了水运浑象，它是世界上第一架用水力发动的天文仪器。水运浑象实际上是个天文钟，经过它的等速旋转，能够报告时刻。世界上第一个能够测定地震方位的地动仪，也是这位古代科学家发明的。张衡还在《灵宪》等天文著作中，阐述了无限宇宙的思想，解释了月亮反射阳光和月食发生的原因。他对2500颗恒星的观测记录和“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又四分之一度”的计算结果，和近代天文学十分接近。
科学家的发现事迹篇4
Seminar是西方各大学、学术机关开展的在导师指导下就某问题进行研讨的一种常用方式。Seminar的基本精神是知识互补，互相启发、共同提高的群体效应，在今天大科学时代更是需要推广的。郭永怀在加拿大、美国学习研究16年之久，当然熟悉Seminar的妙用。回国后，他仍坚持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运用这一行之有效的方法。郭永怀像园丁一样辛勤培育电磁流体力学这株新苗。他的方法就是指定参考书大家分头研读，等有初步了解之后，他便组织学术讨论会，自己也以平等身份参加讨论，让大家轮流报告学习所得，基本上是每星期一次，会上争论热烈各有收获。“这种讨论会对大家帮助很大。他们一方面从郭永怀的发言中，领悟到研究工作的方法，一方面又从别人的研究中吸取经验教训。同时每个人通过讨论还可以检验自己掌握基本概念和研究方法的情况。
和大家一样，郭永怀也多次谈到，这种讨论会也使他学到了不少东西。”当年的电磁流体力学研究组经过艰难曲折发展为研究室、研究所，不仅出了一批论文、专著等成果，更重要的是培育出一批该领域的骨干力量，其中有的成为国际知名专家，他们认为：“郭永怀先生不愧是电磁流体力学的奠基者，力学、物理学领域的一代宗师。”
郭永怀不仅是大科学家，而且是科技战略家、组织家，他善于把不同学科、不同专业背景的人员组织在一起共同攻关，以便参与者相互影响，相互启发，了解掌握新东西，达到新的高度。这也是大科学的特征之一。所以郭永怀反对过分强调“专业对口”，而提倡不同专业背景的人共同攻关。因为不同学术观点的相互激发、争论是科学发展的内在动力。这类事例在科学史上是常见的。
科学家的发现事迹篇5
近一个世纪以来，积贫积弱的中华民族连遭西方列强侵略、压榨，思变兴邦的中华志士前赴后继奋斗不已。20世纪上半叶，负笈远行的中华儿女，大都抱定学成报国、振兴中华、为民造福之目的，郭永怀便是其中之一。
1933年暑期后，郭永怀来到“五四运动”发源地的北大，师从光学大家饶毓泰先生读书。1937年在北大读研究生的郭永怀被7月7日的日军炮声中断了学业，不得不回到家乡威海谋生。1938年3月威海被日军侵占，他又被迫辗转来到西南联大。联大师生绝大多数来自沦陷区，对日本侵略者的烧杀抢掠无不仇恨满腔，因此奋发学习，科学救国的激情高涨。于此，郭永怀放弃了他心爱的光学专业改学航空工程以为国防出力。当年自感无力救国，带着惭愧的心情跑到国外，在美期间他致力于空气动力学的理论研究，并做出重大贡献而受到优厚待遇，他对申请接触机密资料、加入美国国籍一概不理，因为他始终准备在适当的时候回到祖国，完成科学救国梦。
1950年代，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急需恢复经济，建设国防，迫切需要的是工程技术人才，为此郭永怀在回国前夕便从他心爱并擅长的理论研究移到最实际的技术工程方向来，为发展中国的高速流动试验作准备。1956年回国后，他以主人翁的态度全力以赴组织领导有关科研、培养人才，几乎完全没有时间从事他心爱的理论研究。当年为了国家需要而放弃原来卓有成就的事业者大有人在，如“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王淦昌院士等。郭永怀先生的话也代表了他们的心声，他说：“我作为一个中国人，特别是作为革命队伍中的一员，衷心希望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早日实现现代化，早日建成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了祖国的科技事业，他多次说自己甘愿作“铺路石子”，并提醒他的学生和助手：“我们这一代，你们及以后二三代，要成为祖国力学事业的铺路石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