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选择了一个精心策划的营销策略，悄悄地少量预售Mate 60 Pro，引发中国消费者一片惊喜的欢呼，华为用自主研发生产的7纳米芯片，造出了效果相当于5G的手机。
更加官方的参数，需要到北京时间12日的华为正式发布活动上揭晓，在时间上正好卡了苹果发布iPhone15和新款Apple Watch的时间 （北京时间13日凌晨一点钟）。苹果还有可能再次秀一把混合现实头显Vision Pro。
华为跟随挑战苹果的营销策略，客观上碾压了国内友商；在中国做科技产品，其核心技术和关键部件是不是中国的，将影响中国很多消费者的偏好。芯片就是最显著的标签。
我们在上一篇文章中谈到，美国及西方智库，近年来一直在捧杀和轻视中国创新力之间摇摆，而华为的7纳米芯片冲击，又给了捧杀中国创新力一个极好的借口，让美国和西方的鹰派加大力度扎紧对中国尖端技术封锁的篱笆。
华为的7纳米麒麟9000s令人振奋，中国突破美国的芯片封锁，撕开了一个口子。而且，华为手机翻身，会刺激中国消费市场的复苏。与此同时，我们需要平复一下情绪，全面准确地认识中国企业的整体创新力。中国只有一个华为。
中国企业的创新，在过去的几十年时间里，享受着全球化技术转移的红利，在跟随中的应用性创新，具有较高的研发性价比，可以在国内市场中赢得竞争优势 ，也可以进入世界的“农村市场”。
当中国的创新开始“包围城市”，叫板美国时，我们需要先定义好什么是创新，尤其是定义好企业的创新。
企业对创新的投入，主要是研发投入，而产出主要是经济成果，并非主要是论文和专利。企业的创新用好技术研发出差异化的产品，通过商业模式和营销的创新，在市场上获取溢价，因而那些真正创新的科技企业，应该能产生比较高的收益。而创新的企业，往往能在品牌化的产品和多样化的产品组合中获取规模优势，因此也会带来较高的收入。
比较一下全球主要的创新经济体，那些典型的科技创新企业，一般都具备了高研发投入、高收入和高利润的特征，即企业能建立起创新的高投入和高产出的正向循环。
所以，用企业的研发投入、收入规模和利润水平这三个关键指标，才能衡量出企业真正的创新力。
当前，全球研发密集型的行业，主要是汽车及零部件、生物医药、软件与计算机服务、科技硬件及设备，它们的研发支出在所有行业中最高，占了全部的3/4以上。
如果在中国与美国各自选取这四大行业研发支出最高的前15家企业，会发现盘踞在右上角的高投入高收入的创新企业，多数来自美国的软件、硬件与医药行业，它们利润丰厚；居于低投入低收入区间的主要来自中国。处于中间位置的，也以美国企业为主。
与其他三大研发密集型行业相比，中国在生物医药领域与美国的差距最大。中国领先的生物医药企业的研发支出基本上没有迈出10亿欧元的门槛，多数在2-5亿欧元左右。美国则基本在20亿-100亿欧元左右，最低的也能在中国排第二，仅次于百济神州。即使与本国其他行业同等研发投入的创新企业相比，中国领先的医药企业的营收还要更低一些；美国则基本处于同一水平。它的创新价值被压低了。
汽车及零部件行业是两国研发支出相对接近的领域。无论是传统燃油车还是电动汽车，中国车企与美国的通用汽车或特斯拉，仍有不小差距。但两国不少企业处于相邻位置。不过，中国很多高研发投入的车企，仍处于亏损（图上的空心圆）之中。汽车行业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它们需要时间去证明自己，但留给它们的时间不会太多。
在软件领域，中国拥有体量巨大的互联网平台企业。它们一度接近美国水平，是中国最赚钱的企业，也是最舍得投入的企业。但这样的平台企业，数量仍不及美国，近几年没有跻身高收入高投入阵营的新面孔；即使腾讯、阿里巴巴与百度每年的研发支出相加，也不及美国的谷歌、meta与微软其中的任意一家。平台意味着扩张，是“范围经济”天然的代表，意味着承载更大的产业与市场，尤其是全球市场，中国企业需要更开放更明确的创新环境。
尽管是世界工厂，但在硬件领域，中国企业的创新地位仍然不及美国。苹果、英特尔、高通、英伟达等高科技硬件与设备厂商，仍然统治着市场。中国企业的营业利润率普遍低于10%，而美国的则普遍高于20%。以半导体为典型的硬件行业，需要同时兼具高资本强度与高研发强度的投入；但不少中国制造企业的优势在于“规模经济”带来的成本优势，难以迅速创造足够丰厚利润回报，它们对创新的坚持会更“脆弱”。这也是Oppo们的“创新陷阱”之一。
低投入、低收入与低利润的怪圈，是中国企业亟待跳出的“创新陷阱”。它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简单问题。中国企业正在突破这个陷阱，但它们的创新的节奏被打乱了。
在全球研发投入最高的2500家企业中，中国企业的研发投入总额越来越高，差不多达到了美国企业总和的一半。但如果将这2500家企业，按500家一组分为5组，只有2000-2500位次的那组，中国企业的研发投入总额超过了美国。
它们多为这些研发密集型行业的民营企业。它们围绕平台企业或链主企业创新，定价权低；它们的产品线相对单一，“范围经济”效应不明显。如果要跳出“跟随式创新”与“规模经济”束缚，它们需要时间与空间。
如果站在五年前，或者更早，对它们创新转型的预期会更乐观一点。地缘竞争等非市场因素，已经成为它们得不得面对的挑战。
国家是企业创新的受益者，也是企业创新的支持者。国家创新的产出，体现在出口贸易额与经济增加值。它在教育与研发领域的经费投入，为企业创新提供了研发人才与基础研究的“战略储备”。产业政策力度也是国家支持的体现，它可以扭转既得利益者阻碍新企业进入或新事物涌现的局面。
去年这个时候，中国公布的《2021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显示，中国的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增长14.6%，高于美国，但总量仍仅为美国的49%。
按照国家统计局解读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指数”，2022年全年，中国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了10.4%，低于上一年。不过，这已是中国研发经费投入连续第7年两位数增长，也是首次突破3万亿元人民币。同时，有着“原始创新”意义的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占比略有下降，但仍处于历史第二高位。
总的来看，我们需要对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有比较准确和清醒的认识。我们为自己突破的每一步喝彩，也要看到前路漫长险阻，需要迈出更多、更扎实的步伐。
本文转载自未尽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