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柳宇霆
最不愿意发生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从10月4日起，上海4岁女童在浦东海滩走失一事，一直牵动人心。10月18日上午，上海警方接宁波警方通报，在该市镇海区某滩涂发现一具女童遗体，后确认为失踪女童。
曾经，人们还心存一念，独自留在海滩上的女童，会不会被某个好心的人带走，或许在看到媒体的报道后，神奇地出现在大家面前。这个希望的气球，现在已经彻底被刺破。
那么可爱的孩子，像花朵一样的生命，就这样夭折在一个秋日的下午，就这样消逝在浑浊而冰冷的浪涛中，这是何等的人间悲剧。人们在痛心疾首之余，也在回顾事件的脉络，谴责造成女童溺亡的推手——孩子的父亲。
的确，如果不是看新闻报道，很多人难以置信，天底下竟然还有这样的“马大哈”父亲。
众所周知，海滩虽然美丽，却也是充满危险的地域。一个成年人在海滩游玩，尚且需要谨慎小心，一个四岁半的孩子，缺乏应对风险的基本能力，更是需要父母等监护人寸步不离、伴随身边，紧紧保护她的安全。
把孩子独自扔在沙滩，自己跑回去取手机，留出十来分钟的“空档期”，让孩子处于高度的危险之中，做父母的“心”得有多大，简直难以想象。
在网上，对这个“马大哈”父亲的谴责之声，如同怒号席卷的海浪一般。既然女童现在被确认溺亡，很多人认为，警方也是时候追究父亲的法律责任，让他为自己的疏忽大意，担负刑责。
这种充满愤怒的大众表达，既在情理之中，也有一定的法律依据。
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监护人应当“为未成年人提供生活、健康、安全等方面的保障”。从事件发生的经过看，作为监护人的溺亡女童父亲，在提供应有的安全保障方面，很明显未尽到法律义务。
将孩子置于无人看护的高度危险状态，主观上明显存在疏忽大意的过失，客观方面也造成了幼童致死的严重后果。严格来说，溺亡女童的父亲，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对应的量刑有两档，“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以及“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当然，就本案来说，是否追究刑事责任、定罪量刑，还需要综合考量、多方权衡，包括当事人平时是否悉心照顾子女等，由司法机关一锤定音。
但不管怎样，不能因为孩子父亲的“天然”身份，就让他轻松挣脱于法律的制裁。
这是因为，在一个现代法治社会，父亲的身份，从来就不是违法犯罪的挡箭牌。根据刑法规定，亲属之间发生的人身伤害犯罪，大多没有宽容的空间。只有近亲属间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才可视情况免于刑事处罚。
反观西方国家，对监护人的法律责任，到了几乎苛刻的地步。在美国所有的司法管辖区里，如果监护人对儿童的身体受伤，或是身体疼痛，没有采取必要的照顾或治疗，就有可能受到刑事处罚，遑论照料不周导致儿童伤亡。
在国内的司法实践中，如果家长涉嫌虐待，构成触犯刑法的，都将被追究刑责。但对于这种孩子溺亡的情况，“马大哈”父母最多承受道德谴责，很少有被追究刑事责任的。
究其原因，背后既有“父为子纲”等传统思维的影响，也有孩子伤亡，父母如刺锥心，刑罚没有多大意义的同情，也有追究父母等监护人法律责任，不利于其他被监护人成长等实际考虑。
平心而论，这样的“宽容”，既不利于保护孩子，也不利于对其他为人父母者形成震慑和教育。从新闻报道的情况看，近年来，多有“马大哈”父母导致儿童伤亡的案例，可谓不绝如缕，甚至还有在泳池玩手机，孩子在身边溺亡的奇葩父母。
保护未成年人，法律不能“挂空挡”。就算传统观念一时难以扭转，也不代表法律不能作为。曾有负责未成年人案件的检察官提议——
“追究刑事责任并不等于判处特别严厉的刑罚，对于主观恶性轻微、社会危害有限的监护失职行为，可以在量刑上予以从宽评价，甚至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对其判处缓刑，或适用相对不起诉，从而给普通民众起到更好的警示教育意义。”
这一提议值得考虑。总之，浦东海滩失踪女童确认溺亡，是否追究“马大哈”父亲刑事责任，是一个严肃而必要的法律问题。有关部门应当给出一个说法，也期望以此作为警钟，避免类似悲剧重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