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龙之朱
近日，华中师范大学副教授王超群的一篇文章引发关注。
文章披露的国家医保局最新数据显示，截止2022年底，与上年相比，居民医保下降了2517万人。其中有自然减少的原因，但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保费持续上涨，部分低收入居民医保主动退保。
文章例举了他在多地调研所得的信息，不少农村家庭收入不高、负担沉重，加上很难切身感受参保的好处，导致参保意愿不高。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地方为提高居民参保率，把征缴工作压给村干部，使得一些村干部怨声载道，认为医保保费比农业税时期“三提五统”还要高。
一年退保2500万人，这个事确实有点大。该如何提高医保参保率？文章开出的药方是，“最好是实行强制参保”。
随后还列举了强制参保的诸多便利，如所有居民家庭都有银行账号，强制有技术保障；加强学校在学生参保中的作用；提高基层干部征缴能力和积极性等等。
如果说，作者前边的调研文字展示了一副民众的医保百态图，后边给出的解决办法，就有点过于简单粗暴了。
医保的本质是共济互助，我们能够列举出无数个积极、有效的例证，证明实现医保全覆盖以后，带给普通民众的巨大利好。
然而，面对2500多万人退保，轻飘飘地说一句“强制参保”，并不能解决问题。何况，他居然把居民家庭都有银行账号，作为强制参保的便利条件，未免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
一者，有银行账号就能保证有可以划走的个人保费吗？应该看到，受三年疫情影响，老百姓的收入并没有明显提高。尽管从统计数据看，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呈上涨态势，但考虑到平均的因素，部分低收入人群不堪保费压力，参保意愿不高，并非矫情。
再者，技术上可行，也不意味着合法合理。全民医保固然是医保制度的发展方向，也确实对参保人有益，但目前的法律，只是硬性规定职工应当参加职工医保，并未强制规定其他人员必须参加医保。
还有，把参保任务交给学校、基层干部，也有摊派之嫌，一旦操作不当，反而会扭曲政策，损害政府形象。
就像前文所述，村干部将一项惠泽民生的制度，比作当年弄得乡村鸡飞狗跳的“三提五统”，尽管有点牛头不对马嘴，但却让人触目惊心，从侧面暴露出这些制度在基层的粗略印象。
老百姓纷纷退保，或者虽然没有退保也半信半疑、将就凑合，不排除对政策理解不够的因素，但也提醒有关各方，应该正视现象背后的原因，而不是简单“强制”。
比如，保费年年上涨，让民众感到压力巨大。数据显示，2003年新农合建立时，个人缴费标准仅为10元。此后阶段性上涨，2015年为120元，2018年为220元，2022年为350元，2023年为380元。
20年时间，个人保费增长了37倍，年均增长19.78%。按照这个趋势，2024年保费很可能超过400元。这样的年年涨，让人看不到尽头。
可能在有的人看来，相比医保报销的力度，一年三四百元的保费，实在不高，但一个农村家庭三四口人，加起来达一千多块，有些家庭一年到头的种地收入，也就这点钱。
所以，与提振内需一样，支撑参保意愿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居民收入的增长。也因此，当下之计，要紧的还是想法设法拓展增收渠道，只有民众收入持续增长，包括保费在内的诸般支出，才不会被省略掉。
此外，还需不断完善医保尤其是农保制度。当下的新农合制度是救助农民的疾病医疗费用，而门诊、跌打损伤等不在保险范围内，使得农民实际受益没有预想那么大。
无论如何，作为一种基本的互助共济制度，全面医保利国利民，我们付出了巨大努力才取得当下95%以上的覆盖率，这一成绩来之不易，不能再退回去。
而要保住这一成果，则需要综合施策，标本兼治，绝不能一味依赖强制。
任何好的制度、政策、措施，一旦只能通过强制征缴的办法推进，而且强制的对象还是一个个自然人，必然会极大减损其本身的正当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