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何宇鹏
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深入发展，农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传统的四大贡献，即产值贡献、要素贡献、市场贡献以及外汇贡献，在不断下降，所以就带来一个问题：在现代化过程中，农业和农村地区怎样和非农部门以及城市地区保持同步发展？实际上这也是一个全球性的难题。基本已经实现了农业现代化的欧美国家，也需要通过公共财政手段来缩小城乡差距。比如美国用收入支持政策很多，欧盟用区域发展政策很多。对于中国这样的国家来讲，到现在为止农业产业和就业的比重依然不对称，而且农业人口数量依然巨大，依靠单一的公共财政手段反哺实现富农强农是不现实的。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农业农村发展面临什么样的市场机遇？这对于中国农村未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我想跟大家分享以下三个观点。
第一，农业从提供产品的功能向提供服务的功能转变，为农村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机遇。
第二，信息化叠加到工业化、城市化，使得经济分散成为一种可能，为农村地区的再工业化和城市化提供了一种经验。
第三，农业经营方式从土地规模经营到服务规模经营的转变可能为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实现另辟蹊径。
下面我就这三点展开做一个简单的说明。
一、农业从提供产品向提供服务功能的转变为农村生产发展提供了空间
什么是产品功能向服务功能的转变呢？以油菜为例，以前我们种油菜是为了吃油，这是种油菜的产品功能。现在种油菜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看油菜花，这就是农业的服务功能。大家现在可以看到，随着花期的变化，从每年二月云南的罗平开始，到七八月份，一直到青海的门源，人们追随着花期不断去看油菜花。以门源为例，门源油菜油脂的产值收入大概是1.98亿元，它的旅游收入是多少？是3.13亿元。也就是说，它的油菜花的服务产值是油菜籽产品产值的1.58倍，这就大大拓展了农业发展的空间。
再举一个例子，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经常看到吃小龙虾。小龙虾当然是一个产品，但实际上小龙虾创造出来的是第四顿饭，也就是宵夜。最近网上老是说我们没有夜经济，大家今天晚上吃完晚饭后可以到合肥的夜市去看一看，吃小龙虾的生意非常火爆，这种火爆实际上是第四顿饭创造出来了社交服务的功能。小龙虾这种产品在长江中下游地区能够有一个蓬勃的发展，同样是农业服务功能产生的效应。类似的还体现在像徒步这样的新兴产业，服务功能能够创造出巨大的市场空间。
借用王安石的一句话，在收入低的年代我们旅游通常是“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也就是说在收入少的年代我们实际上很难到边远的地方去旅游，但随着收入的提高，现在是“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那些交通条件不好的地方反而往往成为人们旅游首选的目的地。比如云南雨崩村，这个地方是云南省最后通电的地区，2012年9月才通电，到现在还不通车。但因为深处梅里雪山这样一个自然文化遗产资源腹地，所以它的徒步旅游发展非常迅速，2005年农民人均收入就达到3451元。2010年当时定的贫困标准是2300元，它在2005年就已经超过了2010年的贫困标准，实现了脱贫。这 个案例生动地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它的市场基础，实际就是随着收入不断提高，农村的地理生态系统开始发挥越来越大的市场价值，所以从这一点看，农业的产品功能向服务功能的转变，为农村的生产发展提供了巨大空间。过去十年农村旅游业的收入增长每年是27%，旅游人数的增长是20%，也就是说每年是20%以上的复合增长率，从这可以清楚看出来市场空间在哪里。
二、“互联网 +”为农村的二代工业化提供了发展机遇
城市化是经济集聚的一个过程，它也是经济集聚的结果，但信息化既有集聚的功能，也有分散的功能。我们现在着重看的是分散的功能，它使得农村乡镇企业又回来了，使得农村的工业化又面临一次新的机遇。大家可以从淘宝村数量的不断增长发现这一点。
我主要讲自己的三点观察：
第一，一批在区位上很难受到传统的都市圈辐射的乡、镇，通过互联网平台的连接聚集了某类产品的生产，使得专业村大量涌现。比如河北青县马场镇的化妆纱，它占到了全国市场的50%。山东曹县大集镇的戏服，占到了全国市场的70%。浙江诸暨大唐街道的袜子，占到了全球市场的1/3。江苏灌云县东王集镇的情趣内衣，占到了全球市场的一半。这些专业村就像改革开放之初的苏南以及浙江柯桥、柳市等小城镇，专业集镇再度出现。我看了一下这些互联网上出现的所谓专业集镇，大概有这么几个特点：第一，需求极其分散。非常明显的就像山东曹县的戏服，如果在城市里开实体店成本会非常高，但集聚生产以后，使得曹县成为了专业生产演出服的城镇。第二，大城市里面劳动力成本比较高的产品。比较典型的像江苏睢宁沙集镇，它生产简易家具、电脑办公桌，这些产品在城市里面生产，成本已经比较高了，但是沙集镇这些地区恰恰是劳动力比较丰富的地方，所以它集聚了这样一些产品的生产。第三个就是具有某种地理标识或者地方特色的一些资源性产品，比较典型的像湖北的绿松石，还有新疆乌鲁木齐的黑蜂蜂蜜等等。互联网作为平台起到了关键的市场链接作用，使得乡镇企业重新回到农村。
第二，淘宝村的集聚，在空间上由村而镇而县，推动了那些非都市圈辐射范围内农村地区的城市化。比较典型的像淘宝村、镇数量分别排名第一位、第二位的山东的菏泽和浙江的金华，都不是这两个省传统意义上的老牌经济强市，它们也不在大都市圈的辐射范围之内。再比如苏北的淘宝镇已经超过了苏南，城市化的辐射影响从苏南扩散到了苏北。还有像广东的潮汕地区，它的淘宝村镇的数量跟珠三角地区已经差不多了。这样来看，淘宝村镇实际上有不断扩散的特征，有可能形成传统都市圈辐射以外的新一轮工业化城市化的地区。
第三，这些农村电商产业集群的形成，再加上相关产业的区域转移，农民工的流动就发生了一些转折性的变化，从跨省转移转变为就地就近转移为主。大体在1998年以前，中国的劳动力转移主要是在乡镇内转移，也就是传统意义上说的离土不离乡这样的形式。1997年乡镇内转移还占53.2%，离土不离乡是主要形式。1998年是一个转折点，乡镇内的转移开始下降到 48.3%，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尤其是2001年以后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劳动力的流动从乡镇内转移变为以跨省转移为主。一直到2010年，异地转移特别是跨省转移是这个时期劳动力转移的主要特征。
2011年开始情况又发生了变化，省内转移取代了跨省转移，成为这个时期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主要形式。2011年的省内流动由49.7%上升到52.9%，2022年上升到58.9%。从2012年起乡镇内的就地转移再次成为农民工增量的主要贡献者，它的比例从2012年的37.8%上升到2022年的41.9%。同时在东部地区务工农民工的数量，从2012年的峰值1.7亿，下降到2022年的1.5亿，下降了接近2000万，中西部地区成为农民工增量的主要贡献者。我们讲市场是一只看不见的手，但同时市场也是看得见的脚，中西部的产业转移是实实在在通过农民工的脚走出来的。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互联网 +”使得一些传统的、三大都市圈之外的地区尤其是中西部地区，面临着再度工业化的可能。如果说前一个时期的工业化是通过由乡到城的人口流动实现的，到了城市化后期，有可能通过农村地区自身的城镇化来实现。
三、服务外包有可能为农业现代化开辟新道路
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经济体，其农业现代化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土地经营规模过小。但通过土地流转实现土地的规模经营，对大国小农国家来说并不现实，即使放开了土地市场的交易，土地规模增加的过程也是非常缓慢的。比如日本和韩国分别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放开了土地市场交易，也不过就是由20亩增加到现在的40亩左右。40亩左右的规模相较欧美的大农场，依然是没有办法相比的，因此通过土地规模化经营来实现农业现代化，对于东亚国家来讲不太现实。但是，我觉得中国农民也在创造另外一种方式的农业现代化。实际上从1983年开始的一号文件，比土地经营规模化更早提出了社会化服务，通过社会化服务来发展农业，解决小农生产中面临的问题。后来农民把它叫托管经营，把农业生产中的某个过程交给服务组织来进行，通常是把耕、种、收三个环节交给服务组织来实现机械化。到2015年，农业植保中出现了无人机技术，出现了烘干技术的更新，使得农业全程的服务化成为可能。借用一个管理学的概念，无论是社会化服务业也好，还是托管也好，实际上是农业服务外包的过程。
农业服务外包以前是某些环节外包，现在拓展到了全程外包，而一旦实现了全程外包，对提高农业效率是非常有帮助的。现在一般家庭农场的规模是100多亩，如果实现全程服务外包，能够达到1000多亩，这样就大大突破了土地经营规模的限制，通过服务的规模化经营来实现农业技术方面的突破。1000多亩是个什么概念？美国农场面积平均大约是2500亩，我们现在就能达到它的40%。当然必须承认，我们现在实现全程服务外包的农户比例还不是很多，但它显示了一个方向。以前因为规模限制不能用的那些技术，现在都可以在农业领域通过全程服务外包来应用，比如大马力的拖拉机、收割机、播种机以及无人机等。
我们通过调研发现，实现全程服务外包以后，玉米每亩基本增效将近400元。现在我国玉米单位面积的生产成本比美国平均高40%，而通过全程服务外包降低40%的生产成本，就使得我们的玉米生产有可能具有国际竞争力，所以，全程服务外包有可能开辟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另一条道路。更加重要的是，我们以前在保粮食产量和调农业种植结构之间面临一个矛盾，粮食产量多的时候就调农业种植结构，农业种植结构调整过来了以后发现粮食又少了，又要回过头来抓粮食生产。而全程服务外包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趋粮化比较明显。我们发现，服务外包的土地有77%是用于粮食生产，实现全程服务外包的土地几乎99%用于粮食生产，在流转经营土地当中大概只有55%是用于粮食生产。所以，土地经营的规模化和服务经营的规模化，实际上是在调结构和保产量之间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可供选择的备选方案，使得两者能够兼容，我想这一点对中国农 业现代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作者系正大集团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副院长何宇鹏；本文系根据作者在2023（第七届）粮食与食品安全战略峰会上的演讲整理
文章来源：《中国经济报告》202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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