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整理自2023年10月14日由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外国语学院和区域与国别研究院主办，外国语学院国别和区域研究专业承办，季风实验室策划的讲座“农业与现代化：印度的案例与历史的视角”。讲座由华侨大学华侨华人与区域国别研究院的冯立冰研究员主讲，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助理教授张忞煜主持，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谢侃侃助理教授与谈。
冯立冰博士毕业于北京大学世界史专业，主要从事南亚研究、印度历史与中印关系研究。本场讲座基于其博士论文及以此为基础出版的专著《基金会、冷战与现代化——福特基金会对印度农业发展援助之研究（1951—1971）》展开，面向有志于印度研究的同学，介绍开展研究的过程和经验教训。
《基金会、冷战与现代化——福特基金会对印度农业发展援助之研究（1951—1971）》书影
农业发展与现代化
之所以选定印度农业与现代化这一主题开展研究，首先源于北京大学历史系亚非拉教研室现代化研究的传统影响。三个关键问题的答案组成了冯立冰选择印度农业现代化作为研究案例的原因，这些问题分别是：“为什么要关注农业与现代化？”“为什么选择印度作为研究案例？”以及“历史研究提供了什么样的视角？”。
北大历史系教授、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任罗荣渠先生（1927-1996）是中国现代化研究的开拓者。北大历史系教授王红生教授（1951-2022）致力于印度现代化研究，并培养了一批印度史研究者。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行了长期的探索和实践，在现代化建设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中国学界也高度重视现代化理论的经验总结。现代化的实践和理论探索，均无法离开对农业问题的关注，尤其对中印这样的人口规模巨大的国家而言，农业不仅关乎人民的生存，也是国家工业化的重要基础和保障，也牵动国家乃至地区的安全。印度独立后的农业发展与现代化进程颇具特色，在如何养活庞大的人口、如何为工业化提供廉价的生产资料和生活物资方面，印度进行了大量的探索，既包括农业科学领域的研究，也有大量的政策与制度层面的尝试。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曾指出，在如今全球粮食相对过剩的情况下，世界上却仍然存在粮食短缺的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制度原因导致的。农业问题并非单靠农业科学能够解决，从中长期的视角考察印度在推动农业发展方面的制度探索是颇有意义的，对于理解当今印度现代化进程中的很多现象具有启示作用，对于我们观察和总结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经验而言，印度的案例也具有一定典型性和代表性。
印度农业发展的案例
印度现代化的道路问题受到多种思想的影响，包括德国的历史学派、苏联模式、美国的现代化理论以及甘地主义思想的影响，这使得印度一直存在工业立国与农业立国之争，农业发展的政策也几经调整。
开国总理尼赫鲁推崇工业化，但国大党的精神领袖圣雄甘地则从根本上批判工业化，坚持农业立国。尽管甘地在1948年遇刺身亡，但他根植于印度现实国情的理念依然深刻影响了一批国大党人和印度国家的经济政策。因此，印度形成了重视工业化，但兼顾农村农民利益的政策路线。在此之后印度许多农业方面的政策都可以溯源至此。印度独立初期相对重视农业，但由于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农业没有取得较大成果，第二个五年计划便转向重点发展工业。
尼赫鲁（左）重视发展工业，甘地（右）从根本上批判工业化，坚持农业立国。
在农业未能充分发展的背景下，印度选择集中国家资源发展工业，大量接受美国和苏联两国的援助。在这个时期，美国农产品极大富余，除了满足本国的需求之外，还有余力大量出口。在冷战背景下，美国不愿看到印度发生共产主义革命。美国在480公法下对印度提供了大量的粮食援助，并且在印度推广“农村社区发展计划”[1]，试图通过温和的、非革命形式的、综合性的社会改良性计划来提升粮食产量。这项计划在印度北方邦取得了一定的成功，进而在全世界推广开来，甚至有一些东南亚和非洲的国家组团奔赴印度学习。美国希望，这项计划能让亚非国家相信可以通过渐进式改革、文明的理念和基层民主的方式实现国家整体性的进步。
然而，印度的发展建立在美国的粮食援助之上，一旦援助减少，这种发展计划也只是空中楼阁。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的粮食产量出现减少趋势，因此减少了对第三世界国家的粮食援助。同时育种学领域出现了重要突破，高产种子研发成功，美国督促第三世界国家再次将重点放在农业发展上，通过播种高产种子、辅以化肥和杀虫剂，来提升粮食产量，这也就是后来的“绿色革命”[2]。
美国经济学家诺曼·布劳格（Norman Borlaug，1914-2009）在田间与印度农民交流。
“绿色革命”的名称与“红色革命”（共产主义革命）和“白色革命”（伊朗巴列维发动的不流血革命）相对应，其核心思想是在避免流血冲突的前提下，通过科技手段提高农业产量，防止新兴国家加入社会主义国家的阵营。因此，“绿色革命”带有非常明显的意识形态特征。印度的“绿色革命”的推广离不开美国的大型慈善基金会的影响，洛克菲勒基金会、福特基金会一方面大力资助高产良种的研发，另一方面在印度等第三世界国家资助科技农业、推广高产种子。
未竟的“革命”
“绿色革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粮食产量，但也存在很多问题。首先，国家的资源大规模流向少数农耕条件较好的地区，导致了区域发展的不平等；其次， “绿色革命”让大量中上层农民受益的同时，并没能改变小农和贫农群体的经济处境，这加剧了贫富差距；再次，随着现代农业科技手段如化肥、拖拉机在印度推行，自然环境、地下水等受到破坏，生态环境受到威胁；最后，国家资源大规模流向农业，却未能促进农业产量实现根本上的飞跃，大量资源向农业倾斜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工业的发展，工农业未能实现良性互动，成为印度现代化动力不足的重要阻碍因素。这些问题又引发了其他一系列问题，比如良种一直被种子公司垄断，农民只能在每次播种前向种子公司购买良种。没有储蓄的农民借款购种，小额信贷随之兴起。无法偿还债务的农民别无他法，甚至选择自杀的方式来免除债务。印度的化工产业相对较弱，国产化肥和杀虫剂无法自给，只能大量进口外国化工产品。这使得源源不断的外汇流出印度，加剧了外汇短缺。“绿色革命”的推行需要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这需要国家维持高粮价并给予农民补贴。在美国减少援助后，印度政府花费超过国民经济总值的40%以补贴农业生产，这极大地加重国家财政负担。
“绿色革命”在印度没有实现预期的目标，相反造成了一系列问题，包括工农业发展不协调、加大印度的外汇和财政压力，小农被迫卷入国际市场等。它的消极影响在很多印度电影中也有所反映，比如上映于2010年的《自杀现场直播》（Peepli Live），讲述了无法偿还贷款的兄弟两人，决定一人自杀来免除借贷的故事。
电影《自杀现场直播》揭露了农民问题并讽刺了选举政治下的政客与媒体。
20世纪90年代，在外汇危机的影响下，印度开始了“四化改革”，即自由化、全球化、国际化和市场化改革。印度开始在“新自由主义”政策下试图推动工业化的进程，农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忽视，在印度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农业成为“大放光芒”的印度经济的阴暗面。直至今日，农业问题仍然是印度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挑战。
评议与讨论
在自由讨论环节，冯立冰、谢侃侃、张忞煜三位老师以印度农业发展与农村问题为主题，围绕印度未发生土地革命和暴力革命的核心原因、印度城乡二元结构、破产农民的去向、印度产业困境等一系列问题展开讨论。
比较视野下的“绿色革命”
“绿色革命”不是印度独有，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也推行过“绿色革命”。美国在世界范围推广“绿色革命”的目的是防止刚刚独立的亚非国家加入社会主义阵营，从这个角度来看，印度的“绿色革命”一定程度上是“成功”的，因为印度确实没有发生激进的农民革命。在印度尼西亚，社会主义运动一直十分活跃，西方在印尼推行“绿色革命”时引起了许多反抗，造成了近百万人的牺牲和流血。所以“绿色革命”在印尼是以“红色革命”为基础进而推行的。从这个角度看，“绿色革命”表面上是以一种和平的、温和的方式促进第三世界国家的农业发展，但实际上却附加了“意识形态”的选择和站队。在英帝国殖民地，很多国家是先出现反共的政策，而后共产主义运动才缓缓兴起。例如马来亚从20世纪20年代殖民地政府就开始反共，但直到1930年代才有一些零星的共运。印尼在推翻殖民统治方面更加彻底，反观印度的改变则相对温和缓慢。
当然，印度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农民革命，这是多重因素导致的，不仅是“绿色革命”，还有基于种姓制度之上的社会结构，与印度的政党政治也有密切联系。“绿色革命”是否“成功”也是相对意义上的概念。与非洲相比，印度的农业现代化水平是相对较高的，但是与中国和日本相比，印度的农业现代化就相对落后。印度“绿色革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粮食产量的提升，但印度的农业仍然存在很多问题。虽然印度现在是粮食出口国，但饥饿和半饥饿的问题仍然存在。国家农业现代化程度与土地制度也紧密相关，印度没有经历过彻底的土地改革，印度农民对土地改革也没有必然的追求，甚至在地主与农民之间存在一种保护关系。
印度农业机械化以后许多小农“破产”，成为城市移民。然而印度没有完善的城乡过渡机制，乡村和城市之间没有类似中国“城镇”的存在作为过渡。这种机制上的弊端在农村表现为非农产业发展落后，城乡二元结构固化。在城市则表现为收入不稳定的外来小农只能栖身基础设施落后的贫民窟，成为城市治理的难题。在农村，农业机械化后土地集中在小部分农户手中，这使规模化经营成为可能。在农忙时节，农场主对于劳动力的需求更大。因此，农村的破产农民除少数进入城市务工外，更多人不得不留在乡村成为无地雇工，许多底层雇农同时也是处于种姓制度底层的达利特。但也正是这种叠加了阶级和种姓双重结构的人力资源榨取机制为印度部门提供了异常廉价的劳动力，帮助印度成为粮食出口大国。
印度的发展困境
印度三大产业发展并不协调，工农业始终没有实现有序发展。即便政府近年来以各种方式力推工业发展，但目前工业占GDP比例依然没有超过30%，相较之下占比超过50%的第三产业依然“一枝独秀”。印度以发达的第三产业特别是IT业闻名，但是第三产业无法实现大规模雇佣，印度的人口红利无法被充分释放。不同于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也无法实现反哺农业并带动国家的发展。尽管被誉为“世界办公室”，但印度的第三产业在世界产业链中仍然处于较低的位置。
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印度青年劳动力丰富。一般认为，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可以促进大型工厂的建造以及大规模的就业，进而以轻工业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然而印度却尚未能实现这样的产业发展。
人类学家项飙的民族志研究《全球“猎身”》和印地语作家加西纳特·辛格的长篇小说《被抵押的罗库》的书写方式和观察对象并不相同，却都以各自的方式揭示出了后冷战时代以来印度乡村不断向西方IT产业输送人力物力的“产业链条”。
事实上，无论是人类学家项飚的《全球“猎身”：世界信息产业和印度的技术劳工》，还是其他关注相似问题的文学作品、社会调查等也可以看到，印度人口产生的剩余价值没有在本国得到充分利用，而以一种畸形而隐秘的价值链条传到了发达国家。比如印度大量农民被盘剥的剩余价值成为富农家庭的积蓄，这些积蓄通过家庭中的女儿的嫁妆成为在美国工作的丈夫的房租中的一部分。通过这样的价值链条，印度农业社区事实上已经被层层剥削，其向城市工业输送人力物力的能力与处在产业化相似阶段的东亚国家和地区相比，情况如何仍有待考察。
更重要的是，如果1991年自由化改革以来印度致力于推进的工业化所要求的市场化、私有化和全球化意味着必须打破支撑独立以来印度经济、政治、社会的农业部门和农村社区结构，印度社会各界是否已经准备好迎接随之而来的冲击亦有待观察。2020-2021年，尽管政府再三向农民解释政府推动的市场化改革有利于农民，但印度多地的农会组织依然协调组织了持续一年多的全国性抗议活动，迫使印度政府撤回农业法改革。
注释：
[1] 农村社区发展计划：在联合国的文件中，社区发展是指“人民的力量团结在政府权威的周围，改善社区经济、社会、文化条件，将社区纳入到国家的生活中，让社区为全国的发展做贡献。在印度，农村社区发展计划是通过社区发展将村民从愚昧无知中唤醒，帮助他们实现“自促发展”，最终实现经济水平的提高、自由以及社会公正。本质上说，社区发展是全面提升欠发达地区的社会改造过程。
[2] 绿色革命：指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以来，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实现的小麦、水稻、玉米等作物产量的迅速提高，以及人与粮食作物之间的巨大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