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一家主流媒体日前刊文,指出“渴望制造业繁荣”的印度正在面临大批劳动力从城市涌回农村的窘境。文中援引的数据显示,过去四年印度的农村劳动力数量增加大约6000万,但同时印度全国范围内的制造业工作岗位却没什么变化,工厂很难招到人。对印度经济而言,如此大规模的劳动力宁守农村不进城市显然不是积极信号,一些印度学者甚至认为“这是灾难性的”。究其原因,固然有印度政府在农村地区实施粮食福利计划的作用,但更关键的因素是主要集中在印度城市的制造业目前难以为大量劳动力提供就业,导致低收入人群不得不返回农村以解决温饱问题,印度积极发展制造业的成效由此引发质疑。
长期以来,人口红利被视为印度经济潜力的一个重要来源。理论上,由于尚未达到劳动力由过剩转向短缺的“刘易斯拐点”,印度的工业部门可以从农业部门获得充足的廉价劳动力,而在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转移的过程中,整个社会的劳动生产率和收入水平都将得到提升。但目前的实际情况是,由于印度工业部门尤其制造业不够发达,印度农村劳动力难以进行大规模转移。
印度过去并未将工业化作为发展重点,而是形成了以服务业为主要增长动力的经济发展模式,面向海外市场的软件服务出口和外包成为支柱产业。这导致印度的就业创造能力有限,发展成果主要由精英阶层享受,贫富差距拉大。目前,印度前10%的人口拥有逾七成财富,超四成人口从事劳动效率低下、收入不高的农业,贫困人口众多。尽管印度GDP已位居世界第五,但人均GDP仅为2388.6美元,低于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和越南等国家。印度已经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这进一步提高了治理难度并有可能加剧资源短缺。国际知名咨询公司麦肯锡报告称,为了应对人口增长,印度到2030年需要创造9000万个非农工业岗位。
为了促进就业并拉动经济增长,印度2014年以来积极推进“印度制造”,希望提高制造业占GDP的比重并增加出口。除了多措并举降低对外“经济依赖”,印度还通过“生产关联刺激计划”和增大基础设施投资等扶持国内制造业发展。尽管如此,劳动力仍然大规模地由城市涌回农村,这表明印度政府发展制造业的努力道阻且长。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22年印度制造业增长率仅为1.3%,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仅为13%,这个数字甚至明显低于2010年时的17%。美国彭博社一篇专栏文章中测算,印度政府根据“生产关联刺激计划”批准的350亿美元投资中,仅15%取得成果。印度央行前行长拉詹进一步分析说,政府根据手机销售额增量提供4%—6%的补贴,导致外国企业因一时有利可图而在印生产,但这实际上属于临时性的“购买就业”;而“生产关联刺激计划”拟议投资的15%虽然已经到位,但却仅创造了预计就业的3%。
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发展被广泛认为是印度创造就业的关键,但其这方面的发展目前仍受制于基础设施状况、土地获得障碍、不稳定的政策环境、过度保护的劳动法以及中小企业生态系统不够发达等因素,同时还面临着贸易保护主义上升和孟加拉国、越南、泰国等其他国家的竞争。随着制造业的数字化升级加速,印度发展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窗口期有限。
即使在当前阶段,印度国内的大财团也更倾向于发展利润率更可观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而非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作为这几年莫迪政府的宣传重点,印度的手机组装产业等确实发展迅速,但其所能提供的就业岗位与庞大的适龄劳动力人口总数相比依然杯水车薪。目前,印度制造业就业人数约为6500万,2014年以来仅增加了500万人。即使这种“微不足道”的增长,也主要来自中小型企业,大公司的贡献比例很小。根据印度国家统计局的调查,2021—2022财年制造业工人数量占所有行业工人数量的比重约为11.6%,低于2011—2012财年的12.6%。
另外,印度政府增大基建投入虽然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建筑业等行业就业,但也令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压力居高不下。再加上这两年来,印度政府一直在与高通胀做斗争,数据显示印度月度通胀率一度高达7.44%,其中的食品价格涨幅尤其明显。正是在种种因素综合影响下,印度劳动力市场才呈现出从城市往农村大规模流动的现象。原本,印度的务农人数2005年左右开始下降,到2019年初跌至略低于2亿的低点,这原本是一个开始着力走工业化道路的发展中国家应该经历的劳动力流动曲线。但接下来就出现了引发印度内外关注的变化,即从事农业的劳动力飙升至逾2.6亿人,接近20年前印度农业就业高峰期的农场工人人数。
这种趋势显然已经引起印度学界乃至政界的注意和反思。虽然在今年大选的压力下,莫迪政府或许难以及时采取措施加以应对,但未来这也必将成为印度执政者不得不下大力气解决的发展难题。无论如何,一些基本事实都显而易见,即如果不能阶段性地有效促进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发展,不能令大量人口摆脱在贫困线下挣扎的处境,印度成为真正有竞争力的经济大国之路就不会平坦。正所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仅靠政府的粮食福利计划暂时缓解穷人的吃饭难题,终究不是长久之计。(作者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