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攀的小说《再见如初见》充满了现代感。还可以包括《误入新世界》《爱情的感觉》《青春破》《黑色曼陀罗》《脚下的天台》《供体》《好友买卖》《流浪者》等篇目。他的小说世界呈现出典型的现代人的生活风格，从经验、自我到爱情。同时，在语言上，他以平滑急速相当具有美感的语言来表现无聊枯燥的生活世界，造成了一种特有的张力感，而这正是现代文学艺术的特质之一。
他有一个短篇《误入新世界》，这是一篇带有幻想色彩小说，关于一个让人生厌世界的寓言。小说写到一家书店，出售的全是如何挣钱发财一类的书籍，读者看得津津有味，“我”却大惊失色，充满恐惧“在四层楼之间转了几个来回，发现全是此类书籍，便觉得有些害怕。无论是今天起床时的感觉，还是小诚的变化，以及世人的变化，都让我感觉害怕。难道这就是我所置身的新世界？人与人之间尽显冷漠、虚伪，没有道德，没有感情，没有文学，没有艺术，没有历史，我的想法让我觉得越来越害怕，这个新世界让我越来越害怕。我陷入了极度的恐慌。”
穿过现实的幻想，在这篇略显生涩的虚构作品中，尚攀为我们展示了所谓的“新世界”其实是一个可怕的充满不安的冷漠世界。不幸的是，这就是我们的实际生活世界，这里到处是孤独、抑郁的个体。在现代性语境下考察文学中的描写和叙述，我们会发现，现代或者说当代人与时代与世界的关系是——格格不入。
小说人物在第一时空中的意识、感觉，同样值得分析，因为这些是现代人精神生活特殊的印记。
晚上六点，终于下班了。当然，在回到公寓之前，我不能有任何放松，我时刻提醒自己要保持高度的精神集中，好让最后一点即将消耗殆尽的体力支撑着身体。意念这种东西真是奇怪，它虽然时常不听你的话，却能让你在公交站牌下挤进第一辆到来的公交车。看着车窗外大部分没有挤进的人，我总算能舒口气了。车内的汽油味、汗味、脚臭味、三天没洗的头发味，还有不知道谁放的屁的味道，融合在一起，让人喘不过气来。（脚下的天台）
这是一个现代都市特有的精神生活状态的精确描述。工作是煎熬，下班也无法放松精神，生活感觉糟糕。18世纪的卢梭在《新爱洛依丝》中写道：“你决心在人世间忍受平庸的人的乏味生活吗？你应酬住在大城市里。”社会学家、美学家西美尔认为现代都市人造成了一类独特的心理感受，那就是外部世界印象快速变化带来的精神紧张感：
大城市人的个性特点所赖以建立的心理基础是表面和内心印象的接连不断地迅速变化而引起的精神生活的紧张。人是一种不同于动物的特殊生物，这就是说，人的意识是由上述印象连续迅速变化的瞬间的不同印象而产生的。不妨这么说：如果印象稳定，差别微小，印象的过程和对立有种习惯性的规律，那么，意识的量就少；如果印象纷至沓来，瞬息万变，出乎人的意料，则意识的量就比较多。每当在大城市的大街上走过，就可以看到经济生活、职业生活和社会生活的节奏非常之快，非常丰富多彩。大城市正是在创造这些心理条件的时候，就在精神生活的感性基础上，由于我们是特殊生物的组织而要求我们的意识量上，形成了与小城市和农村的那种感性精神生活节奏比较缓慢和平淡的强烈对照。（齐美尔：《大城市与精神生活》，见《桥与门》，涯鸿等译，上海三联出版社，1991年版，第259页）
快节奏的现代都市生活造成的一个后果是人们生活经验的“同质化”、平均化，张三和李四所感受到的、体验到的经验是一样的。在一种均质化的社会氛围中，人们的情感倾向于麻木、冷漠，甚至残忍。小说家与社会学家的区别也在这里，一个是理性的认知，一个是具象的感性的显叙述。上面所引小说中人物对都市生活的感受，为我们理解现代人的此种精神生活提供了一份文学样本。
小说中的他（和她）无名无姓高度抽象，是千万个具体人的代指。他与所生活的城市格格不入。他精神萎靡、死气沉沉，是城市孤独的漫游者，心事重重又无处倾诉。到处是污浊的雾霾，吹进眼中的酸雾，匆匆的行人。为了寻求一丝慰藉，他受到一则旅游广告的诱惑，踏上了一场即兴式的火车之旅。昆德拉有一部小说《慢》，开篇第一句话“转念间，我们想到一座城堡去过上一宿。”说走就走的即兴式的出行方式，是典型的现代人的行旅方式。仿佛是自我的主动选择，其实不然，旅游中介，硕大的商业宣传海报：一个背包，一台相机，一本书，一份心情，一个人，一场旅行，无论去哪儿，说走就走。关键的是这个“一”，工业时代与农业社会一个重要的区别在于个体的人获得了迁徙的自由，摆脱了滞重行李，技术带来了速度的变革，乘马车与坐火车是两个时代的出游方式，后者代表了轻逸、速度、独立。小说中的他这次选择，怎么看怎么像一种消费主义时代肤浅的消费惯例使然。生活风格（尤其是精神生活）与现代个体主义的发展分不开，传统社会无所谓生活风格，遵循的只有规则，习俗。风格与创造和选择相联系，其前提是个体享有相当充分的自由。
纳博科夫在美国给学生上课时，讲到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非常反对一种他称之为“无意义的循环论证”式的社会影响分析方法，他说“福楼拜的小说表现的是人类命运的精妙的微积分，不是社会环境影响的加减乘除”（纳博科夫：《文学讲稿》，早慧辉等译，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187页）。成熟的读者读完《包法利夫》或许不会再问“这是真的吗”一类的问题，因为他们知道小说中任何所谓的“社会背景”也只是作者虚构的产物，小说中如果有社会历史的实际背景也只能是一种镜框式的大致镶嵌。可是话说回来，我们还是可以按照小说提供的大致背景做一些时代状况的分析，比如巴尔扎克在小说中再现的时代与卡夫卡在小说中表现的时代就截然不同。现代小说是沿着卡夫卡所表现的时代走过来的，再也不可能回到巴尔扎克的时代，其实卡夫卡生活的时代与当今时代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卡夫卡这样表述他所实际生活的现代社会：“我们生活在一个恶的时代，现在没有一样东西是名实相符的，从这里可以看出这是个恶的时代。……人的根早已从土地里拔了出去，人们却在谈论故乡。”（卡夫卡：《谈话录》，见《卡夫卡全集》卷四，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48页）卡夫卡甚至绝望至极地写道：“除非逃到这个世界当中，否则怎么会对这个世界感到高兴呢？”卡夫卡几乎所有的小说都在表现他与生活世界的格格不入，一种卡夫卡式的疏离感，他笔下的主人公往往是要逃离又无处可去的悲剧人物。尚攀的几篇小说《误入新世界》《青春破》《黑色曼陀罗》《脚下的天台》《供体》《好友买卖》展现的世界无一例外都是一个让人不愿生活的“恶”的世界。这个世界中，有因为内心极度孤独差点跳楼的李程碑、有为金钱卖肾出卖朋友的人、有沉溺于电子游戏而在现实中杀人的舍友。他们是一群彷徨于当今生活世界的年轻人。一群如阿甘本所说的“既不符合时代要求，又难以适应时代的人”（阿甘本：《什么是当代人》）
如果说从再现意义或模仿论角度谈尚攀的这几篇小说，我们或许还会担心人们的一句“这是真的吗”对号入座式的提问，那么我们不妨把它们看作对生活世界的预言。可以看出作者十分敏感，他感觉到了我们生活世界的种种不幸，那些无法归类的痛苦，无可诉说的忧愁，无处可去的旅程，无可奈何的爱情，无法预知的生之恐惧。“主观的自我世界和客观的外部世界之间的紧张关系，人和时代之间的紧张关系是一切艺术的首要问题。每一个画家、作家、剧作家、诗人都必定谈到这个问题。”卡夫卡如是说。作家也是现代社会、当代生活中一群“不合时宜的人”，其作品也就是他们“不合时宜的沉思”。
翻阅契诃夫的小说，我常常觉得他的很多篇目都有一个让人震惊的主题：人或死于无人对话。《第六病室》是一个典型文本。经验的交流是人确证自我存在的方式之一，另一个重要的方式是死亡。本雅明在《讲故事的人》中谈道：“要想碰到一个能很精彩地讲一则故事的人是难而又难了。平常的倒是，当有人提出谁给大家讲一则故事的时候，满座面面相觑，一片尴尬。就仿佛是与我们不可分割的某种东西，我们的某种可放心的财产被夺走了：这东西、这财产就是交流经验的能力。”（瓦尔特·本雅明：《本雅明文选》，陈永国等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91页）阿甘本则悲观地指出，人们的直接经验不仅仅是本雅明所说的“贫乏”的问题了，他认为现代社会中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经验的毁灭”，一个完整真我的彻底丧失。
人们看到，一场有耐心倾听的倾心而谈显得越来越稀有，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越来越限于事务性范围，或者出于礼貌不得不忍受的倾诉狂。书信和情书已经从现实生活中消失，短信和即时通讯成为人们联络的主要形式。还不仅仅是形式的变革，交流形式带来的是实际的情感后果。《再见如初见》中有两个典型场景值得注意：一是他和她与中年胖女人的交流，二是他和她之间无言凝视、沉默多于话语的交流。中年胖女人热情似火地谈了自己的家庭、孩子，讲自己孩子的名车和房子，还热情留下电话，邀请他和她来她的城市旅游，然而不过是因为抱有换下铺的实际目的，这场看似热烈的交谈很快结束了。他和她转眼就把胖女人的电话删除了，而他和她的倾听只不过出于必要的礼貌和年轻人的还没有泯灭的恻隐之心。在这里，交谈变成了实际利益的算计，倾听变成了无可奈何的忍耐，其结果是他和她的心更加冷漠了。这样的交流无疑是失败的。借用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的话说，现代人的交流遵循的是陌生人之间的“内隐契约（implicit contract）”——“个体在街上遭遇另一个体，通过有风度的一瞥，表示对方值得尊重，然后通过调整目光显示自己对对方没有威胁；对方也如此。在传统场域中，‘熟人’与‘生人’之间的界限是明确的，个体不具有市民冷淡的仪式。”（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等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52页）礼貌就是冷淡，热情（客气）就是陌生。
那么他和她之间的交流呢？小说中他与她的交流开始于凝视（视觉）似曾相识的感觉让时光倒流，往日场景历历在目。两个昔日的恋人有共同喜好：同一首歌，同一部小说，甚至小说中关于爱情的同样的言辞。细读这篇作品，我发现，他和她真正的语言交流实在少得可怜。不惮繁琐，容我引用小说中的几段文字：
但他只看了她一眼，就爱上了她。他甚至还不知道她的名字。他竟然这么轻易地就爱上了一个人。
……
此刻，他满脑子想的全是这个，疯狂地、不顾一切地吻她，把舌头伸进她的嘴里，用他还未感受过女人的双手去抚摸她已经发育得很好的乳房。
……
她感觉到积攒了四个月的期待和欲望在胃里翻滚着，她的心跳在加速，脑袋也有些眩晕。
无疑，她渴望一场爱情，而那个要和她分享这场爱情的人，就坐在她的对面，眼睛里也充满了和她一样的期待和欲望。
她希望他说些什么，最好是对她表白，但他没有，一句话也没有。
他只是那样看着她，深情而又略显害羞，满怀期待而又充满欲望。
她发现了问题所在：他虽然看了不少爱情小说，在那些短信里对爱情也是侃侃而谈，但他却不知道该如何向一个女孩表明心迹，他对爱情的实践经验为零。
……
两个渴望爱情而又两情相悦的少男少女，他们相对而坐，四目相视，生出的情愫几乎要淹没了夏日的暑气，但他们也只能压抑着快要爆裂的心脏，忍受着胃里翻滚的惊涛骇浪般的欲望。
……
他们真的以为自己爱上了对方吗？别傻了，当然不是。他们对爱情本身的渴望已经远远超越了对彼此的渴望，它使他们失去了本来就不牢靠的理智，也使他们产生了爱上彼此的错觉。
……我是在她（他）成为我的女朋友（男朋友）之后才爱上她（他）的。
他和她的爱情主要是视觉和触觉的。他和她的爱情中，欲望优先，其结果必然是“他和她从性爱的体验中尝到甜头以后，每个周末去快捷酒店就成了他们们最期待的约定”。他和她，是欲望遇到欲望。他们凝视彼此，是欲望互相打量。小说中对身体性的描写最为细致，而一旦涉及语言的交流（或许你可以说身体的交流也是一种交流）他和她就显得如同遇见陌生人一样，在简短地聊了会天之后，他和她也陷入了漫长的无聊和沉默之中。然而沉默并没有让他们觉得难为情，他们只是不像刚开始时那样有话可说了。”无话可说的爱情是当代人的无可摆脱的关于爱情的宿命。爱情，这本是人情感生活中最需要最有可能展开的话语空间，却可怕地变得乏味起来。欲望需要的是不断的持续的新鲜刺激和满足，否则厌倦就转身即来。他和她的分手也是像他们开始一样迅速，只是转念间，她就觉得和他一辈子在一起是可怕的。她恐惧长久性。小说在处理她忘掉他的时候显然有些瑕疵，应该有更完美更符合当下人恋爱方式和遗忘方式的情节设计。当代人的精神生活是一种“流动的现代性”语境中的生活，瞬时性、当下性、即时性成为人们遵循的价值方式，“如今才是唯一”是今人的爱情方式。永恒性的东西大大贬值。
他者是自我的镜子，个体的自我意识、身份认同总是在与他者发生联系时才能确立。幸福、痛苦、人和物，外部世界。《再见如初见》这篇作品表面上看，似乎是在讲一个失恋的人要逃离他所在的城市，其实是一篇关于生活世界的寓言。
从前，“一个士兵可以从军队逃出，在临近的国家开始另一种生活。在我们这个世纪，突然间，世界在我们周围关上了门。”（昆德拉：《小说的艺术》，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34页）在这种情况下个体无法阻挡外部世界的冲击，忧郁的痛苦的孤独的人一次又一次出现在现代作家和艺术家的笔下。小说中一句“相对他所有的痛苦而言，爱情之痛是微乎其微的。”我想，他所有的痛苦一定包括他与生活世界格格不入的痛苦。否则，这句话是无法理解的。痛苦很好地表达了自我意识。昆德拉说卡夫卡在小说中提出的问题是：“在一个外在决定性具有如此摧毁力量以至于人的内在动机已经完全无足轻重的世界里，人的可能性还能是些什么？”（昆得拉：《小说的艺术》，33页，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吉登斯似乎提供了一个社会学的答案，“我将如何生活”的问题“必须在有关日常的琐事如吃穿行的决策中得到回答，并且必须在自我认同的暂时性呈现中得到解释”（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5页）尚攀的小说写出了当下人们生活体验的某些普遍状态，为理解自我和体验当下提供了一条艺术途径。
最后，我想说说尚攀这篇小说的语言。尚攀的写作有着高度的语言自觉，正如他自己所言“语言是小说的血液”。就本篇小说而言，多用短句，对话紧凑，富有戏剧性。叙述很有速度感，如电影镜头切换，朗利干净，呈现为一种平滑流畅的语言风格。
作者简介:张新赞，文学博士，副教授。现任教于北京工商大学传媒与设计学院。
尽管是刚过而立之年的90后作家，尚攀在文学创作方面称得上惊喜不断、硕果累累，他不仅在《青年文学》《山花》《延河》《山东文学》《莽原》《青年作家》《当代小说》等众多纯文学期刊发表了数十篇中、短篇小说，广受好评，而且出版了长篇小说《短歌行》《明明如月》、小说集《青春破》《脚下的天台》等，其创作出的文学文本不仅数量上可观、令人赞叹，质量上同样个性鲜明、精品频出，形成了自己与众不同的风格与气韵。
作为一位从事文学创作仅十余年的青年作家，尚攀的勤奋好学、孜孜以求，以及源源不断的创作才华，是广大读者有目共睹的，亦是为数众多的文学写作者难以企及的。正是因为在创作上的丰收与探索，尚攀曾经是河南省文学院历史上最年轻的签约作家，在年仅24岁之时就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并于数年前成为河南省文学院专业作家。与此同时，尚攀还荣获了2021年度全国“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主题实践先进个人、河南省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河南省“五四文艺奖”、《莽原》杂志年度文学奖、郑州市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郑州市文学艺术优秀成果奖等众多荣誉……
在文学创作道路上，尚攀一步一个脚印，行走得迅捷而踏实，他既往取得的创作成绩值得充分肯定，以后的文学创作同样大有可为，值得期待。
优秀的文学作品往往能做到个性化与典型化的对立统一、有机结合，既有一定的概括性，又有它之所以成为自身的特异性。从这一角度而言，尚攀的小说文本通常以情爱书写为线索，以不同的风格、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创作手法，去努力探索青春叙事的多种可能，在创作实践中，较好地做到了共性与个性、形式与内容、思想与语言等多方面的衔接与契合，不愧为青春叙事中的精良之作。
以青年男女为写作对象，尤其是以青年男女的爱情故事为切入口，铺陈故事，剖解人生，此类的“青春叙事”占据了尚攀小说文本的绝大部分。值得重视的是，在以尚攀等人为代表的90后作家的小说文本中，现代视角之下的青春，很显然与白话文运动以来直至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近百年间的“青春叙事”大相径庭，它们无论是在形式上还是观念上、内容上，早已与时俱进地打上了“新世纪”的烙印。尚攀青春叙事小说的优秀之处，在于他不仅讲述了一个个一波三折、生死离别或者混乱荒诞、惊世骇俗的爱情故事，更重要的是在此基础上，常常能够再现新时期多元化社会时态中五法八门、“精彩纷呈”的爱情观念，能够直抵人心深处的良善与卑劣，能够折射爱情故事背后部分青年群体复杂乃至荒芜的精神状态，亦能够以爱情故事之一斑，窥见社会现状之全豹……
长篇小说《短歌行》被图书出版方归类为“都市言情小说”，当然，从文本的具体叙事线索来看，这样的定义、归类，自有其道理与逻辑。然而，相较于类型化的言情小说而言，尚攀的这一文本内蕴更丰富，视域更阔达，思想更深刻，呈现出的社会现实同样也更令人深思。仅仅就恋爱的外在形式而言，《短歌行》就呈现了陈晓光与孟雅“契约式”恋爱，杨晴与范佩西的“悲情式”恋爱，杨晴与李海生的“出轨式”恋爱，陈平与小青、左漫漫、丽萨等诸多女性的“流水式”恋爱等多种形态。当然，小说文本所呈现的，并非仅仅是爱情形态的复杂多样，而是隐藏在一个个曲折离奇、匪夷所思的爱情故事背后的人性真实、精神状况、社会生态等。在阅读文本之时，诸多情节让我动容——尤其是在现实面前被伤害得体无完肤的范佩西最终选择了自杀，这样惨烈的青春及爱情，无疑能让世人更多地了解到当今青年的生存现状、心理纠结、精神困顿等。
《短歌行》有众多可圈可点之处，评论家郑润良曾经如是评价：“《短歌行》对几位人物的爱情故事的处理是相当成功的，这些爱情故事曲折、富于戏剧性，这种戏剧性不是人为的编造，而是基于作者对新时代青年情爱伦理的观察与思考。小说中的几位年轻人，都经历过情感的混乱与迷茫，最终都选择了爱情，选择了最初的梦想，并且这种书写都紧贴着人物的情感逻辑与生活世界，充满真实感。”
与《短歌行》有所不同，而又相映成趣，《明明如月》是一部关于记忆、救赎和梦想的长篇小说，文本以第一人称推进叙事，以主人公苏青云的情感经历为主线，讲述了他由农村到城市所经历的生活变迁、情感历程等，以“新写实主义”的笔法生动呈现了当代青年的生存状态和精神世界。小说的主人公苏青云（“我”）在乡村出生、成长，后在省城求学，大学毕业之后留在省城谋生，在对城乡生活都非常熟悉的基础上，作家通过主人公苏青云的人生历程，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曾经的“城乡二元体制”，给人们的现实生存尤其是精神世界留下的深深印痕。在为时不长的“青春履历”里，主人公苏青云与不同类型的女性明月、芳菲、美清、玲珑等人之间，发生了类型不一、各有特点的爱情故事。尽管《明明如月》依旧以情爱书写作为叙事主线，但是在感情故事的背后，作者非常巧妙地将人生百态、社会风俗，尤其是当今社会城乡青年的精神风貌、心理真实等纳于笔底，进行了客观再现，引人关注，发人深省。
与长篇小说相比，按照个人的审美趣味，我认为，尚攀的中、短篇小说更精炼、更传神，也更有韵味。
中篇小说《我最好朋友的故事》所讲述的情感历程世俗而残忍，主人公李尔在对以爱情为名义的异性朋友进行选择时“兼容并蓄”，随意而泛滥，而当他真正寻觅到自己的真爱、两情相悦之时，才发现真爱竟然是曾经一位情人丽萨的女儿……小说充满了古希腊命运悲剧的意味，亦暗合了中国民间传统“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之义理。
中篇小说《同路人》以大学教师钟峰、国企员工凌晓珂等人的爱情故事为线索，通过前后呼应、对比的手法，展示了以心灵或利益为基础的不同的爱恋状态，小说给人以震撼、沉思，同时，作者在叙事手法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丰富了文本的容量与内涵。
相比而言，中篇小说《脚下的天台》在情爱故事的布局上，就略显单薄一些，然而，这篇小说呈现出的文本厚度，并没有因之有丝毫减弱，相反，在隐喻、象征等手法的使用，以及文本思想深度的开掘上，反倒再深一步、更胜一筹。
短篇小说《烟火扑面》同样写得细腻别致，妙趣横生，以我之见，可以称得上青春版的《倾城之恋》。张爱玲的《倾城之恋》关注的是家国破败的大形势下，作为小人物的饮食男女在其中的命运沉浮，视角独到，切口细小，而《烟火扑面》相比而言切口更小，作家尚攀甚至连大的社会形势亦弃之不顾，专注于观照尘世小人物的爱恨情愁，以精细入微的心理描写，刻画个人在情感变化之间的“毫发毕现”。
此外，中篇小说《青春破》《供体》《韧韧的烦恼生活》、短篇小说《误入新世界》等，均有不少创新、突破之处，尤其是叙事手法上，力避循规蹈矩，各有“破圈”之点。《供体》不仅以多视角的方式推进叙事，而且作者在展示残忍现实、挖掘人性复杂等方面，表现得成熟而深刻，游刃有余。《误入新世界》则以荒诞的故事情节，折射现实世界中部分人类的扭曲与变异……
纵观尚攀笔下的青年男女，常常兼有张爱玲小说人物的“世故”与钱锺书小说人物的“智慧”，他们的诸多对话，细细品来，韵致有味，而且能形象精准地彰示人物自身的身份与性格。
基于个人经历、社会身份，以及审美认知的差异，不同写作者对于世界的认知能力和水平也必然参差不一，各有千秋。青年作家尚攀在小说文本中，非常注重对个人深层隐秘意识的开掘与呈现，以富有个人体验的方式，表现主体对于客体世界的体验、认知、审美、反思。
众所周知，文学包罗万象，可以蕴含人类所能观察、知觉、体验乃至联想到的一切客观存在、精神活动乃至文化内涵，这样一来也就使得文学内蕴浩瀚，形态丰富——尽管文学的中心价值并非传授知识，却往往可以将各个门类、各种各样的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等相关知识容纳其中。
尚攀小说文本中的人物以青年为主，这与作家的身份、经历、阅历等密不可分。作为一名刚过而立之年的90后作家，尚攀在社会中摸爬滚打的经历有所欠缺，他的人生经验大多来源于读书，以及求学、工作等尚不丰富的人生经历，读者从其小说文本中亦能略见端倪。“在他（作家）写作时，他不是创造一个理想的、非个性的‘一般人’，而是一个‘他自己’的隐含的替身，不同于我们在其他人的作品中遇到的那些隐含的作者。”著名学者韦恩·布斯以“隐含的作者”名义对此进行了深入解读，在尚攀的小说文本中，我们不难找到翔实而确凿的证据：
每每想到这些，陈晓光都会觉得庆幸，庆幸自己去了省城，上了大学，见识了不同的人和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
虽然他也经常在书里或是电视里看见那个世界，但当他真正的走进去感受它，生活在其中的时候，他才真正体会到了不一样。他也知道，他和那个世界是疏离的，他虽然生活其中，但他并不是其真正的一份子。他向往那种世界，希望能和它保持同样的气质与生活方式，那是他的梦想。
《短歌行》中的这一段文字，不仅是作家尚攀的切肤之感，而且是数以千万计由乡村进入城市者的生命体验，普遍，真实，典型，深刻，又极具基于社会学意义的研究价值。
除社会学意义之外，尚攀的小说还具有非常典型的民俗学价值。长篇小说《短歌行》《明明如月》，对中原地区的节气、饮食、乡村风俗、人情世态等进行了详尽的描摹，细心的读者完全可以从文本中探索到当今社会的枝枝叶叶、角角落落，并可举一反三，对整体社会风貌进行合理的推测与判断。以《短歌行》为例，其中有一小段与饮食相关的文字别有趣味：
耗辣椒油的方法很简单，只需在炒菜锅里倒些植物油，等油热了以后，再把准备好的红辣椒放进去，等到辣椒酥脆的时候捞出来，然后放在蒜臼里捣碎，最后把捣碎的红辣椒和植物油倒进碗里即可。
这样的精细描述，常常能让人想起汪曾祺笔下那个活色生香的美食世界，从中可见作家尚攀对生活观察之细致，亦使得小说文本富含多重价值，利于不同的读者从中汲取自己所需的营养价值或美学元素。
感性显现与理性思索的结合，常常成为文学作品得以远播、世代传承的重要属性，欣赏主体从审美的角度去关注文学作品，从中得到美与自由的享受，从而使得一次真正的审美历程得以完成。在这样的审美体验中，读者们会发现，尚攀的小说温婉细腻，语言风格韵致有味，心理描写细致入微，称得上“心理现实主义”的上乘之作。
当然，任何一枚硬币皆有正反两面，若从女性批评等角度来看，尚攀的若干小说文本仍然存在不少值得深思的地方。
尚攀小说文本中的诸多人物，尤其是男性角色，有不少人还活在男权话语的“单色世界”里，无论是《明明如月》里的宋既明、苏青云，《我最好朋友的故事》中的李尔，还是《短歌行》中的陈平、陈晓光等，作为新世纪的青年知识分子，对于女性的态度尽管相比封建社会时期的士大夫们而言，有着明显的进步，但在某种程度上依然未能完全摒弃对于女性的轻视、把玩、戏狎等不正常心态。“由于‘爱情’原本就蕴涵着非理性‘情’、‘欲’的部分，如果坚持文学‘真实性’原则，必然无法漠视情、欲在爱情和婚姻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是在“情”与“欲”方面，文本中的一些人物的所作所为，无疑会让一些女性读者感觉不适、兴致索然。同时，在尚攀大部分的小说文本中，女性大多是弱者，是被保护、被追求、被臆想、被评说的对象，她们基本处于被支配的地位，常常丧失话语权，仅仅“被动”地完成小说作者赋予她们的使命与任务。当然，我们目前所处的社会现实这样的现象的确比比皆是，小说中这些人物在男女视角上的“畸形”，或许正是作家意图彰显的生活的真正底色。
以我之见，尚攀的小说创作整体上是优秀的、成功的，同时，尚攀作为专业作家，尤其是极其年轻、前程无量的专业作家，在写作方面，他对自己，以及广大读者、社会各界对他的要求必然会更高一层，他们应当向着文学的更高山峦去攀登、去冲锋。按照这样的标准来看，尚攀的小说创作存在一些有待改进之处，譬如：对于非典型性情节、细节的“迷恋”与“纠缠”，尤其是在长篇小说《短歌行》《明明如月》中，均有若干庸常化、随意化的景象、对话描写，显得文本不够简洁与精炼。此外，尚攀小说的表现领域大多集中于“青春”题材，选材视域较为“小众”，在我看来，对于“广阔天地”的深刻体悟、深入开掘，必将有助于作家取得更为丰硕的艺术成果。
以青少年为主要表现题材的文学文本，很容易停留在对于他们现实生存、精神状态的浅层再现上，其更深层次的价值或意义相较而言更难实现——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青春叙事就一定缺乏璀璨厚重的经典之作，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塞林格《麦田里的守望者》、卡勒德·胡赛尼《追风筝的人》、巴金《家》、余华《十八岁出门远行》等，均是青春叙事中的传世之作——从这一层面而言，青年作家尚攀得心应手地完成了具有结构精巧、语言细腻等诸多优点的上乘文学文本，同时，对于更深意义与价值的挖掘上，依然拥有提升空间。
我们相信，站在更高平台之上的青年作家尚攀，一定能够创作出更精致、更厚重、更深刻、更浩瀚的小说文本。我们充满期待！
作者简介：彭永强，1982年12月生于河南淮阳。文学硕士。业余从事文学创作、文学评论。出版有著作《马桶上的思想者》《冰淇淋的眼泪》等。
对我而言，写小说是件容易且快乐的事情，写创作谈或者谈谈对文学的看法，却是件比登天还难且痛苦的事情。这和性格及文学观念有关，总觉得文学和生活一样，哪有什么观点，更无道理可讲，不过是千头万绪，机缘巧合。但事关文字，总怀着敬畏之心，要认真待之，才不会辜负自己。怀着敬畏之心回望那些日子，掰着手指亦怕算错了时光，就在记事本上找一页干净的纸一年一年地写出来，数一遍，再数一遍。十四年的时间，于人生而言，无疑是漫长的。“我写作十四年了”，这样的话即便是平静地讲出来，也定会得到几声赞叹；十四年的时间，于文学而言，不过是老天打了个盹儿，你仰天长啸，老天连眼皮儿都不会抬一下。
十四个代表年岁的数字在记事本上，除了公差为1的等差数列一眼可见，我这十四年的人生和写作轨迹也变得清晰起来。我从2009年开始零零碎碎地写些东西，那时候我还在念大学，整日忙碌于阶梯教室、宿舍和网吧，有大块儿时间时还要和几个男同学女同学跑到很近的书店或很远的荒地去寻找人生的意义，生活简单却不乏味，写作只是深夜无聊时打发旺盛的精力。熬了几个通宵，多余的精力转化成了几个短篇小说。那时的写作完全是无意识的，更无文学的目的，文字也全由着性子乱来，毫无章法和逻辑。我的第一篇小说《并肩而行》，一个五六千字的短篇。其中有这么一句，“当我觉得时机恰到好处时，我决定买两瓶冷饮，而就在路的前方，也恰到好处地出现了一家冷饮店”。我觉得这么写有些不讲道理，甚至有些无厘头，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不是你想买冷饮的时候就会出现冷饮店，而且“我”买冷饮不是为了避暑解渴，只是因为时机恰到好处，甚至和天气以及身体需求也没有丝毫关系。按照正常的逻辑，应该是由于天气太热，身体需要冷饮，然后是看见冷饮店，最后才想到买冷饮。当然，我再也不会这样写了，那时的写作和我的生活一样，我不知道自己能写出什么样的句子，也不知道明天会发生怎样的事情。
2011年毕业后，我开启了长达十年的自由生活，写作不再是打发时间，文学成了事业。这期间，我只有两个空间概念，一个是家，那是我睡觉和写作的地方，另一个是家门之外，我用来干些别的什么事儿。在社会关系中，我没有客户和同事，只有亲人和朋友。我白天睡觉，晚上写作，颈椎承受不了的时候就跑出去活动筋骨，过着一种不健康的规律生活。那些年，我写了很多小说，短篇、中篇、长篇都有。这些小说虽说题材都差不多，书写对象也是和自己一样的同龄人，但语言和叙述风格却不尽相同。这也是十年来，我唯一没有定向的东西，我一直在寻找自己的语言和叙述风格。
十年间，我在写作的路上艰难前行，每遇险阻，总有先贤指点迷津，我不得不承认，阅读是最好的老师。我读了很多作家的作品，有的喜欢，有的不喜欢，喜欢的就多读几遍，不喜欢的就蜻蜓点水。在那些喜欢的作品里，有一部不得不说，奥尔罕•帕慕克的《纯真博物馆》。这部长达四十多万字的作品，讲了一个非常简单的故事：在伊斯坦布尔，有婚约在身的三十岁少爷凯末尔爱上了自己的穷亲戚——十八岁的清纯美少女芙颂，可两人的爱情来而复去，凯末尔想找回爱人的心，自此追寻了八年。在这样一个简单的故事中，在凯末尔寻爱的八年时间里，帕慕克到底是用什么填充和堆砌出了四十多万字呢？
“与芙颂相恋的那一个半月差两天，我们共做爱44次。从芙颂消失那天算起，339天后，我终于再次见到了她。这之后的整整七年十个月，我为了看芙颂、吃晚饭去了楚库尔主麻。其间一共是2864天，409个星期，去了他们家1593次。在我去芙颂家吃晚饭的八年时间里，我积攒了芙颂的4213个烟头。我爱芙颂，也爱她爱过的，甚至是触碰过的一切。我悉数收集起那些盐瓶、小狗摆设、顶针、笔、发卡、烟灰缸、耳坠、纸牌、钥匙、扇子、香水瓶、手帕、胸针等等，将它们放入了自己的博物馆。”
帕慕克就是用这些烟头儿、盐瓶、小狗摆设、顶针、笔……填充了这八年时间。他几乎用数学的方式证明了究竟什么才是爱，也几乎将富家少爷凯末尔写成了恋物癖。就连帕慕克本人也说，这是他对众生显示出最大耐心与敬意的一部小说。对我而言，《纯真博物馆》为什么是一部不得不说的作品？这十年的生活虽然自由，却也封闭，“写什么”几乎成了我头几年面临的最大问题。这部作品为我指明了方向——琐碎的日常生活。看了这部作品以后，我开始在小说里事无巨细地写我看到的一切，桌子上的灰尘、垃圾桶里的纸巾、杯中勺子上的苍蝇……这在我之前的小说里是没有的。
2020年，我参加了工作，至今，满打满算亦不满三年。我开始有些小忙小碌，我的空间概念和社会关系也复杂了许多。我的生活被很多人和事切割得千头万绪，尽全力亦不能捋顺，也因此，花费在写作上的时间和精力少了许多，这经常让我心怀愧疚。故每到闲暇，总是提醒自己翻上几页书，写下几段文字，能安心不少。十四年的写作生涯，总是让我站在文学的角度去看问题想事情，一则新闻、一条短视频、某人的一句话、生活中的某一个瞬间、每一个有趣的人、每一件有趣的事……看到这些时，第一个想法就是能不能拿来做写作的素材，文学早已和我的生活我的生命融为一体，再也不能分割开来。
原载《快乐阅读》2023年第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