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梅堂
近日，南京的费先生反映，三年前，他从安徽明光带回一名弃婴，并视如己出，精心抚养。现在孩子到了即将上学的年纪，他们却犯了难，因为孩子至今都没有户口。费先生说，报户口需要13项证明，他大概跑了两个多月，13项办了12项，就少一个领养证明，在安徽明光福利院这卡住了。
安徽明光福利院回应说，孩子当时没有被送入福利院，而是捡拾人朱先生直接送给费先生的。如果孩子重新回到福利院，福利院要按照程序重新选领养人，费先生一家能领养到的可能性很小。
资料图。图文无关。
此事曝光后，2月27日，安徽省明光市民政局、公安局等部门工作人员赶到南京，找到了费先生，针对孩子的特殊情况研究解决方案。相关人员表态，将结合相关规定，在法律允许范围内简化流程，优先保障孩子的落户需求。
有了这番表态，孩子的落户难题有望解决。但人们仍很好奇，造成费先生一家领养困境的，到底是制度刚性阻碍，还是各个部门之间的推脱扯皮？
2022年3月26日，明光市八岭镇镇政府的工作人员朱先生在村里走访时，在路边发现了这名弃婴，他随即报警并联系了当地镇政府。按照法律规定，捡到弃婴报警后，应该首先由公安机关履行寻亲程序，寻找弃婴生父母，并且提取DNA录入全国打拐寻亲系统。完成这一系列动作后，再把弃婴送到当地的儿童福利机构养育。
费先生领养的这个孩子，当时已经走完了前面这些程序，原本应该进入安徽明光福利院，但就在最后一步出了差池。
关于这一点，牵扯到的几方，如今在说法上各有出入。
捡到孩子的朱先生说，当地的民政系统以“疫情期间，不能接收孩子”为由，让他自己带回去隔离，他等了一个多月也没有结果，后来联系当地民政局，得到一句“你们找一家可以收养的人就收养吧”，朱先生就把孩子给了自家亲戚费先生抚养。
按照朱先生的说法，他把孩子交给费先生，是经过当地民政系统和福利院默许的。
但是，在明光市张八岭镇民政办原主任和明光市福利院院长那里，又是另外一番说辞。
前者说隔离结束后，不太清楚朱先生有没有和福利院沟通；后者说“当时在疫情期间，镇里面说放在医院里面养几天”，这些话虽然非常委婉，但隐隐让人解读出另外一层意思：把孩子送人是朱先生擅自做出的决定，当地民政系统并不知情，也不承认。
几方的说辞对照起来，到底是这几个部门把事情办到两岔里去了，还是有人说谎，亦或是疫情期间，各部门都把这个孩子当作烫手山芋，相互推诿，谁也不肯接手，才造成费先生如今的领养困境，目前还难以分辨。
但可以肯定的是，费先生养了三年的孩子目前还是“黑户”，当地民政系统和福利院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疫情期间是有非常严格的管控规定，但怎么就影响福利院正常接收孩子？如果担心孩子传染疫情，做好检测和隔离不就可以了吗？
再说了，民政系统和福利院都是知道孩子存在的，疫情结束后为什么还是不闻不问呢？让弃婴在法律监管下健康成长，不应该是民政部门和福利院的责任吗？幸亏孩子是被收养到了好人家里，这个健康的男婴，对于多年没有孩子、一直想着做试管婴儿的费先生夫妻，无异于喜从天降，可如果孩子遇到的不是费先生夫妇，而是被人虐待、没有健康成长呢？
资料图。图文无关。
也就是说，如果当时民政系统和福利院不知道孩子的去向，却从未寻找，那就是懒政不作为；如果知道朱先生把孩子送给了费先生，如今又用制度来卡费先生给孩子上户口，那也是不作为，没有将孩子的利益摆在优先位置。
事实上，在我国要想合法收养健康的孩子，难度非常之大。一方面是因为政策对领养人的条件规定得非常严苛，领养手续非常繁琐，另一方面是福利院的孩子绝大部分都不健康，因为国内的福利条件不完善，很少有家庭愿意领养这些不健康的孩子，健康的孩子就变得“一孩难得”。
从此前的新闻来看，在各地福利院登记排队的家庭往往有几百个，这些家庭排几年都排不到。
按照这种排队的规则也好，系统优先选条件好的家庭也罢，安徽明光福利院说费先生能重新领养到孩子的可能性很小，并非虚言。
可费先生夫妻已经尽心尽力抚养孩子3年，如果对此视而不见，把他们对孩子的照料完全一笔勾销，未免太不尽人情。孩子还那么小，让他突然离开日日夜夜照顾他的人，换一个家庭环境，并不利于他的成长。
孩子上学的日子越来越近，从孩子利益最大化的角度考虑，各部门应尽早解决户口问题，让他继续在费先生夫妇的照料下成长。严格按流程办事，是为了保护孩子的利益，若它成为孩子成长的绊脚石，就得作出调整、灵活处理。政策不是没有弹性空间，主要取决于人是否一心为孩子考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