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匆匆。转眼间，我和刘涛博士相识已近二十年。他研究生毕业留校后，我们不仅在现代文学教研室做同事，不久又住到了一个家属院做邻居，碰面的时间很多。我们的年龄相差很大，照通常的说法，该有“代沟”了，可实际上却相处融洽。互相之间，有真诚的鼓励，友善的提醒，比较默契的配合。
当然，这里说的“互相之间”，主要指的是平时刘涛对我的支持照顾。比如说，专业要开学术研讨会，前些年我还参与任务分配，知道刘涛做事沉稳，不挑不拣，就总是把那些繁琐的具体事儿分派到他头上。到会议结束总结工作的时候，协助他办事的研究生，都能够随口说出几件刘涛老师办事认真，让他们感动的事儿。这时候，刘涛却总是低声辩解：“这些小事不值得提，不说了……”分明是别人表扬他，他却像受了责备一样流露出了不自在的表情。再比如，我平时多在寓所上课、备课，到文学院信箱里取邮件不经常。有时楼门铃响了，传来的是刘涛的声音：“我是刘涛，把邮件捎回来了。”听到声音，我忙把楼门打开，边下楼边和他寒暄，两个人往往在楼梯的中间碰面。我邀他上楼坐坐，多数的时候他都婉拒：“不打扰了，我没有别的事儿。”我也没再挽留他。他下楼的脚步声渐渐低下来了，停留在我心头的却是些许暖意。
但有的时候，刘涛也会主动陪我上楼。《师陀全集》出版后，刘涛知道我准备编《〈师陀全集〉补遗》。有一天上楼后，他兴奋地说：“我在一个目录上看到，师陀抗战时期还在四川的刊物上发表过文章，不知道收录了没有？”当我告诉他，上个月我在重庆参加抗战文学研讨会，委托重庆图书馆的朋友，已经复印了师陀的这些佚文。刘涛听到后微微点头，如释重负一样感到了满足。刘涛也了解我对地方文学史料感兴趣。一天，刘涛在电话里通报，他在旧书摊上淘到了一本民国时期的河南革命文艺史料选，问我是否读过。当我回答没有看见过这本书时，他放下电话，迳直把书送来，要我过目。我和他一起分享了淘宝带来的乐趣。
前几天，刘涛送来这部书稿，邀我作序。望着摆在桌上厚厚的书稿，我的思绪翻腾难平。交往中的一些记忆碎片，竟不知不觉地涌现了出来。阅读书稿带来的新鲜感受，和这些记忆碎片杂糅在一起，难解难分。渐渐地，我对刘涛学术个性的认识也变得清晰起来。自己心里默念着：刘涛，这是一位为人低调，对人诚恳，外柔内秀的青年学人！外柔内秀，说的既是他的性格气质，也是指他的人品学品。刘涛平时默言寡语，绝不属于那种雷厉风行，呼风唤雨类型的人物，但他自有其优长。办事做学问，他总能沉得住气，不慌不忙，脚踏实地，一步步地走。在我看来，这部辑佚著作，就是他学术性格的诠释。
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刘涛辑佚视角的选择。三十多年来，现代文学史料研究在学术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对作家作品的辑佚蔚然成风。《新青年》、《小说月报》、《现代》、《新月》、《大公报》文艺副刊等的辑佚研究，已经呈现出过分拥挤的态势。刘涛审时度势，他没有再往那些人多的领域凑热闹，而是别开新路，把目光投向了至今仍然被遮蔽、被忽视的报刊中，去耐心地进行打捞。本书所涉的四类刊物、报纸，是刘涛首选的辑佚对象。
第一类属于综合性的刊物、报纸。如北平《世界日报》的副刊《明珠》、《教育界》、《妇女界》，天津的《每月科学画报》、《海风杂志》，上海的《文化生活》、《世界知识》、上海《中外影讯》、《儿童世界》、《明社消息》（不定期），汉口的《世界展望》，成都的《时代电影》，香港的《大风》等。像文学报刊一样，综合性的文化报刊，同样是现代文学作品生产的重要载体。刘涛所关注的这些报刊，或其寿命较短，或发行区域有限，流传不广，未被更多的研究者所涉及，而刘涛却从中发掘出了老舍、周作人、胡风、曹禺、郭沫若等一批作家的重要佚文。这对研究的开展无疑将发挥积极的作用。
第二类是国民党所办，或受其影响的报纸、刊物，如《中央日报·文学周刊》、《中央周刊》、《文化先锋》、抗战时期的《东南半月刊》，以及稍后由国民党战地宣传办事处编的《建国青年》等。受二元对立意识的局限，较长一段时间内，人们更多留意的是这些报刊的政治倾向性，而往往忽略了在特定环境下报刊存在形态的复杂性，以及多种因素所构成的刊物对作家作品选择的多样性、灵活性。刘涛研究视域的开放，使他得到了沉甸甸的收获。《中央周刊》（1947年第9卷第23期）所刊曹禺佚文《今日美国的影剧》、北平《世界日报》所刊冰心在巴黎的演讲，《东南半月刊》（1942）、《建国月刊》（1946）所刊多篇冰心的诗文，都是在刘涛披露后才进入人们的研究视野的。
即使对于抗战时期沦陷区的一些报刊，刘涛同样也采取分析的态度。如汪伪政权创办的《中央导报》、《新流》、《真知学报》、《中大周刊》、《艺文杂志》，刘涛在对周作人的文章的版本考核时，也做到了为我所用。史实告诉我们，整个沧陷区的文学刊物、文化刊物，存在的形态极为错综复杂。沦陷区文学研究者徐迺翔、黄万华就提醒人们：沦陷区作家同各种背景复杂的刊物发生关系，本身有着复杂的情形。助纣为虐者有之，但或奉命而行，或受自己的民族意识驱使，利用背景复杂的报刊来求得进步文学的生存者，也大有人在。今天我们在实事求是剖析其当时的社会关系的同时，也仍有可能，且有必要从文学范畴来认定他们的得失。（《中国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史》前言）。看得出，刘涛对此类期刊的研究，有着如徐迺翔等人清醒的理论自觉。
第三类是关注在国民党统治区艰难生长的左翼刊物，以及某些战时刊物。左翼刊物中，如三十年代的《现代文化》、《文艺大路》、《改造》、《大众文化》、《青年大众》以及抗日战争时期及抗战胜利后重庆的《文学月报》、《民主世界》、《现代妇女》，昆明的《民主周刊》，上海的《中建》，都属于刘涛博搜的范围。刘涛辑佚的战时刊物，有1937年上海出版《世界知识·妇女生活·中华公论·国民月刊战时联合旬刊》等。据刘涛介绍，《胡风全集》出版后，他在一些刊物（多为左翼刊物）中就发现“胡风佚文、佚诗二十余篇”。刘涛强调，胡风的文艺理论与批评文章特别具有重要史料价值。如胡风的《中国文化之路》，探讨抗战胜利后中国的文化建设问题，提出中国文化要丰富三种精神，即求真精神、批判精神、人道精神，对研究胡风的文化思想特别具有意义。《冯雪峰文集》出版后，刘涛也先后发现冯雪峰散佚诗文9篇。署名画室的《关于写作》，刘涛认为，“主要观点可以看作是对胡风主观战斗精神的有意呼应与修正。”他把两位左翼文学理论家的文学思想联系在一起进行评论，实为一语中的之论。
第四类是学生刊物和地方小刊以及宗教刊物。学生刊物中有《中国学生》、《光华年刊》、《光华附中半月刊》等。本书所涉地方小刊有《西湖文苑》、《江西地方教育》等。刘涛发现的《河南中华圣公会会刊》（第5卷第5期），使他进一步感受到了老舍深沉的忧患意识和热烈的救世情怀，为人们“理解老舍的小说创作打开了一扇窗户”。刘涛同时感受到，《中国学生》、《光华年刊》、《光华附中半月刊》所刊穆时英的四篇佚文，更是穆时英在光华大学时期写作生涯的开始与奠基，在穆时英整个并不算长的文学生涯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
陈平原在《文学史家的报刊研究——以北大诸君的学术思路为中心》中，曾经谈到钱理群走出书斋浸泡在旧期刊室的一段自述：每回埋头于旧报刊的尘灰里时，就仿佛步入当年的情景之中，并常为此而兴奋不已。对于史学家来说，理论框架可以改变，但借助某种手段而“触摸历史”，尽可能进入当时的规定情景与历史氛围，却是必不可少的“起步”。刘涛的《后记》也介绍过自己类似的经验。稍有不同的是，刘涛浸泡在旧期刊中，格外注目的是上述四类报刊，对这些报刊的博搜精考。刘涛辑佚视角的转移，背后有着文学观念的变化，思维方式的更新。抱着对历史的同情，对现代文学产生语境的深切理解，刘涛拒绝非此即彼的价值判断，而采用宽容、对话的心态和立场，细致地辨析、识别研究对象，从而带来辑佚的新发现，并把辑佚不断引向深入。
当然，辑佚无止境，但辑佚也总有限度，关键在于眼光。除了少数大作家的巨细史料需要精心打捞外，时间的残酷选择自有其合理性。辑佚者对此当然也应有必要的清醒。
其次，本书的另一个亮点，是由辑佚走向阐释的理性选择。辑佚是阐释的前提和基础，却不是终极目的。刘涛的辑佚文章题目中，有时出现“小议”、“重读”字样，还多用“辑说”两字。如《穆时英佚文辑说》、《冯雪峰散佚诗文辑说》等。照我的理解，刘涛偏爱的“辑说”中的“辑”就是辑佚；“说”就是讲道理，阐释。辑说就是追求在辑佚基础上对阐释的强调。《为艺术形式申辩——穆时英的两篇文学评论小议》已不再是单纯的史料辑佚，而是在史料钩沉基础上的“小议”。刘涛认为，穆时英刊于1935年《中央日报·文学周刊》上的《内容与形式》、《戴望舒简论》，写作动因并非是对纯粹的理论问题感兴趣，而和他与当时左翼电影界的争论有关。在厘清了三十年代历史语境下争论的来龙去脉后，刘涛作出了这样的判断：“穆时英对‘形式主义’的维护，把作品的形式要素提升到文学创作的首要位置，把形式作为文学艺术的本质特征，作为区分文学与非文学的分界线，可以看出，他对形式与内容的看法，对形式的维护，对所谓‘机械论的文学观’的批判，其矛头不仅指向左翼电影界，而且指向了整个左翼文学阵营，指向了左翼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观。”这篇文章史实梳理清晰，文字不温不火，辩析有理有据，自是辑佚与考辩、阐释融合的一例。我还认为，《诗人的另一面——由五首佚诗重读臧克家》则是一篇可能部分改变对臧克家文学史叙述的力作。刘涛断定，臧克家被遮蔽的五首佚诗中，对个体主观消极情愫的表现，视艺术为宗教的艺术至上观，展现了诗人的另一面，有助于加深对诗人复杂性的认识。这一建筑在佚诗基础上的阐释，具有不可辩驳的理论力量。《老舍的基督教信仰与救世观及其他》一文，在辨析史料基础上对老舍的基督教思想与他创作关系的论述，同样能给读者带来别样的启示。
亲手触摸原始史料，无疑会增强青年学者的学术勇气。刘涛的《周作人讲演〈人的文学之根源〉的版本问题》，对1943年4月周作人在南京伪中央大学的讲演《人的文学之根源》的多个版本，进行了认真的对勘。他认为，新发现的《中大周刊》才是周作人讲演的原始版本，而现在通行的《艺文杂志》本则是经过作者修改与润饰后形成的。刘涛说：“1943年4月13日，周作人在南京伪中央大学作题为《人的文学之根源》的讲演，内容刊于1943年5月3日《中大周刊》第97期，又刊于1943年6月南京《真知学报》第3卷第2期，周作人后来又把这次讲演更名为《中国文学上的两种思想》，发表于1945年7月《艺文杂志》第1卷第1期。”据此，刘涛认为，钱理群的《周作人传》对周作人讲演的“叙述大致正确，但在史实的处理上小有失误”。止庵编《周作人讲演集》采用的是《艺文杂志》本，《艺文杂志》本的流行，使一般研究者“误以为它是周氏讲演的最初版本”。为此，刘涛在公布了《中大周刊》原始版本后说：“《中大》本作为原始版本，与《艺文》本相比，更接近周氏讲演的原貌。后者经过作者本人的修改与润饰，已经丧失了讲演的口吻和风格”，“研究者在研究周氏这次讲演时，不但要了解当前通行的《艺文》本，还要熟悉《中大》本。只有这样，才能从文献层面，接近周氏这次讲演的原始面貌。”刘涛提出的看法切实中肯，值得研究者尊重。
史料辑佚是人所共知的苦差事。刘涛《后记》中所述他的几十本笔记的获取历程就是证明，但辑佚却也是进入学术必不可少的修炼。当然，真正的修炼者也总会享受到只有修炼才能带来的快乐。如陈子善发现史料的“愉悦”，解志熙“不期而遇”的惊喜，王风看缩微胶卷摇阅器读摇得“手酸目倦”之后终于“逮着”史料的心满意足，等等，这些对辑佚诗意的描述无论怎样令人向往，可这一切，也还只是研究的第一步。鲁迅以数十年之力对古小说钩沉、辑佚，终于有《中国小说史略》的问世；胡适经过历年对传统文学多方面的考察之后，1917年才发出了《文学改良刍议》的新声。刘涛的这部著作，虽然是他在史料研究上迈出的坚实的一步，可眼前的路依然漫长。做人低调、厚积薄发的刘涛，在辑佚过程中始终保持着的别开生面的大视野，在史料基础上不断锤炼的敢为人先的阐释精神，这正是一位研究者走向学术成熟的真正契机。亦师亦友，我对刘涛的学术前景充满着由衷的期待。
笔者曾有小文《刊海淘金的一点追忆》，为《现代作家佚文考信录》而写，这是笔者钩沉现代文学史料的第一本小书。自那后，又陆陆续续写了一些文字，结集就是现在这本《民国报纸副刊与作家佚文辑考》。在本书后记里，延续之前文章，对自己史料追寻路上“发现的愉悦”，作一点追忆。
搞史料，与搞理论不同，最忌闭门造车、天马行空。作为研究者，自己拥有的资料毕竟有限，民国的原始报刊更不可得，于是，只好泡图书馆，先泡复旦图书馆，后泡上海图书馆和国家图书馆。自忖非过分偷懒之人，但天性愚钝，所得委实有限，只有薄薄一本《现代作家佚文考信录》。而且，由于水平所限导致史料运用上的粗疏，还引发一位新锐研究者批评与指摘。
记得最后一次泡上海图书馆是2009年3月，距今已过11个年头。曾在上图民国文献室碰到的钦鸿先生，已于2015年去世，忆之如在梦中。我与先生并无任何交往和私谊，但出于对他学问的敬佩与尊重，购藏过他的系列专著，拜读过他的文章，自认感情和心灵上与他是息息相通的。
从2008年开始，查资料的阵地逐渐转移到北京国家图书馆新馆。这是因为研究的对象变了，由民国期刊转为民国报纸，而国内民国报纸的缩微文献，收藏最富的莫过国家图书馆新馆。国家图书馆的缩微文献阅览室，位于图书馆南区四楼，用于浏览缩微胶片的阅读器比上图多，没有众人一拥而入，抢占阅读机位的现象。阅览室周日至周五开馆，周六休息。每天上午九点开馆，下午五点闭馆。中午十二点之后，工作人员轮岗上班，所以，正常的午休时间，在这里照常可以借阅。2008年之后，在课少或无课的学期，或者假期，我总会抽出一段时间，到北京，找个地方住下，然后每天到与紫竹院公园一墙之隔的国家图书馆南区四楼缩微文献阅览室，去摇阅读器。由于对民国报纸的兴趣，由于这段时期研究课题的限定，每年到国家图书馆看民国报纸，似乎成为一种仪式，有了点象征和必不可少的意味。
笔者的第一本史料研究小书是业师刘增杰先生作的序，序中他特意强调了史料研究者发现的快乐。机遇对人是公平的。史料研究者经历过百转千回的长途跋涉，才能获得不期而遇的发现愉悦。纯粹的史料研究者，依我自己粗浅体验和理解，无一例外地葆有一颗童心，对这个世界好奇，对过往的历史及其陈迹好奇，总想钻进历史故纸堆中，看看历史到底是什么样子。民国热兴起后，民国作家和学人曾引起国人莫大兴趣，由此而产生各种各样的民国叙事与民国想象。经由报纸进入民国历史的现场之后，才发现，民国，既不似之前的民国叙述那么黯淡，也不如近年所讲的那么光鲜。民国学人，其生活，远没有后人所渲染的那么滋润、那么洒脱。张爱玲曾有一句名言：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借用她的话，民国其实也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看报纸，发现民国教育，1920年代，曾经历过莫大危机与挫折，民国大学的教师们，特别是身处北京的，曾在并不太短的时间内，为教育部的欠薪、停薪，而奔波，而呼吁，而请愿。钻过历史故纸堆，与历史的部分现场有过偶遇，攀爬过历史的沟壑，才会获得一种历史的印象，和对历史的情感。面对纷至沓来的各种虚拟化、想象化的历史叙事，才可能作出自己的理性判断。
到国图看缩微胶片并不是每次都有明确目标，几乎可说兴之所至、随意浏览。不过，有时也会有一大致规划。有一次阅览主题是河南民国报纸，差不多把制成胶片的民国报纸都借阅了，也有少数存于其他图书馆，没有看到。这次泛览，也终于有了点收获，就是对任访秋集外政论文的发现。任访秋先生是河南大学中国近现代文学专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师从胡适、钱玄同、周作人和朱自清，其学术研究以追溯新文学渊源为宗旨，以打通古今文学研究为方法。不管是建国前，还是建国后，任先生一直身处大学之中，读他文章，听别人对他讲述，偶有的几次接触，给人印象完全是一位困守书斋、不问时事的纯粹学人。但阅读1940年代的民国河南报纸，完全改变了我对先生的看法，发现历史上的任先生，其实比我们印象中的，要复杂、丰富得多。这是我看到他发表的几十篇报纸“社论”后得出的结论。与学术文章不同，这些“社论”代表民营报纸，站在与官方、政党相对的民间自由立场，进行政治、社会、文化、道德的批评，着眼于向民族国家建言献策，向民众进行思想道德文化启蒙，既面向当政者，又面向一般民众，因此，其接受对象比学术文章要广泛得多。作为现代知识分子，任先生在写作这些文章之时，他对自身身份认知与定位很清楚，这由他一篇题为《记者·史官·谏官》的文章可得到证明。该文为纪念记者节而写，刊于南阳《前锋报》1942年9月1日第2版《前锋副镌》第23期“九一记者节纪念专刊”。他在文中明确提出现代记者担当的应是中国传统“史官”兼“谏官”的职责。史官责任，在不虚美，不溢恶，以平允之心，据实直书。谏官责任，在拾遗补缺，对于政治得失利弊，官吏之贤奸能懦，敢于直陈己见；朝堂之上，面对皇帝，敢于面折廷争，而不顾忌自己地位与身家性命。现代记者身负史官与谏官双重使命，如实记录历史，如史官；敢于进行独立自由的政治批评，似谏官。“现在的记者呢，在社论方面，虽与谏官有在朝在野之不同，而其精神，则实无二致。”任访秋对于记者的定位，其实也是对其自身的定位。他明确认识到自己的社论写作，其实质就是以在野的“谏官”身份，对民族国家和当政者进行建言献策，对一般民众进行思想启蒙与精神交流。与“谏官”只负责向皇帝进谏不同，现代的记者一方面要向当政者建言，进行社会政治批评，一方面还要面对一般民众，向民众进行文化宣传与思想启蒙。这些社论，关乎政治、经济、教育与卫生方面的，属于前者，而关乎道德修养方面的，则属于后者。涉及问题之多，社会关注面之广，议论之纵横捭阖，观点之中正妥帖，语言之清通雅洁，莫不给人留下很深印象。而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则是他对于中国传统学术资源的利用，以及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不管是讨论政治问题、社会问题、教育问题还是道德问题，任先生都能着眼历史，一方面从当今社会危机中追溯其历史渊源，一方面又能从传统文化资源中分析出优良成分，而为今所用。他对当时中国现实问题的发言，皆有中国几千年历史文化的积淀作支撑。学术文章与文化批评，似乎是两种文体，代表了任先生的两面；但只有读了这些“社论”，才会进一步理解任先生“学术”背后的人文关怀。不同的两种文体，不同的两副面孔，两种身份，在任先生那里，得到了较好的统一的。
读民国河南报纸的另一点意外收获，是复原了曹禺、张骏祥1947年8月一次为期并不短暂的河南之行。复原他们的这次河南之行，把历史真相与曹禺的回忆对照，发现他特意强调自己的“解放区”之行，话语中有意识凸显“解放区”，遮蔽国民党治下的开封与国民党治下的黄泛区。在提及解放区治下的黄泛区时，还有意凸显解放区的“中共县长”（代表共产党）对美国救济人员的严厉驳斥。这明显是一种巧妙的“语言修辞”。这种语言修辞一方面斩断了自己与国民党及美国的话语联系，另一方面则假借中共县长对美国人的驳斥来歌颂共产党。历史真实，也唯有历史真实，能拆穿对历史的虚饰和修辞。曹禺的回忆与历史事实间的巨大反差和缝隙，提醒我们，历史当事人的回忆并不可靠。时间造成的遗忘，客观上会使历史当事人追忆的准确性大打折扣；历史当事人身处政治、特定环境的包围中，会使他选择有利于自身的事情去回忆，这同样会影响追忆的可靠性。因此，历史当事人的回忆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情感记忆，总带有一点文学色彩。所以，对历史的打捞，既是对过去真实性的寻找和怀旧，又是对现在的补充与修正。史料发现的愉悦，就在揭开历史帷幕真实一角那一刻。
由现在回忆过去，首先能记起的事，有不少与史料方面发现的愉悦有关。确切时间忘记了，只记得是下午，在国家图书馆南区四楼，摇阅读器，摇得头昏时，突然发现一则与现代作家老舍有关的重要史料，由于这则史料出现的刊物《河南中华圣公会会刊》之前一直少有人关注，直觉上感到这则史料的稀见和价值，之前的昏倦一扫而空。晚上到清华大学志熙师家中，甫一坐下，就迫不及待向他报告自己的发现。应该是看到我想尽快求证此问题的急切，志熙师马上到自己的书房，帮我进行核查。当发现这则史料确实遗漏时，心情的激动，可想而知。志熙师也为我的发现感到高兴，他鼓励我尽快把这个发现作为文章写出来，以公诸同好。现在想来，在史料发现的过程中，由于有学界师友的鼓励和帮助，那种发现的愉悦，成为美好回忆，在咀嚼中得到放大，成为继续走下去的动力。
国家图书馆南区四楼的阅读经历，还与失去母亲的巨大伤痛相连。近日，在翻看记下的杂记时，发现这样一条：“2018年7月24日晚，弟带母亲至北京西站，我去接站，查资料工作中断，此次只23日、24日在馆。”这次在国图呆的时间，是近年在国图时间最短的一次，只有两天。这是因为母亲。应该是7月23日的前一两天，突然接到父亲电话，说母亲因为从亲戚那里得知北京一医院，可治好她肺部的病，执意要到北京，让我先到北京打探打探，了解情况。为了母亲，我再一次到了北京。为了抚慰内心的不安和伤痛，我在找到这个医院并了解情况打好前站后，又一次到了国图南区四楼，由缩微胶片阅读器，一头扎进民国故纸堆。这次，是为了逃避内心的伤痛。7月24日深夜，母亲在大弟陪伴下到了北京西站。这时的母亲，已步履蹒跚，难以支持。在北京那家医院，她的病非但没有得到缓解，反而急转直下，变得更加糟糕。可能是用药不当，呼吸一度非常困难，继之以突然跌倒。于是住院两天后，便只好办了出院手续，匆匆离去。回到老家县城医院，还不到一月，在中秋节的前一天，母亲离世。母亲离去近一年，又一次到国图南区四楼。这天，我在杂记中匆匆记下数语：“2019年6月12日星期三，国家图书馆4楼缩微胶卷室。继续看《世界日报》第2卷及第19-34卷。距2018年7月24日已近一年，而母亲已经不在。”
在国图南区四楼，每次摇阅读器摇得头昏目倦时，也会生出一种深深的无聊之感，不禁哀从中来：自己做的这种活，不过是低级的体力劳动而已，谁都可以干的，而学术是一项高级且复杂的脑力活动，自己这样干，难道也算学术？高大上的学术会是这样？钻进民国故纸堆，所得的也不过是历史的一鳞半爪而已，即使有所发现，写成文章，所反映的，也难免只是历史的一个碎片，与历史的体系和规律，相去不可以道里计，在学术大牛和学术思想家眼里，当然，难免琐碎、小器、无用之讥。有时，也自我解嘲：你干的其实是体力活，不过是腿勤一点，善于扒拉一点史料罢了，而且，现在，很多史料很容易到手，不用你扒拉了，现在，关键的问题是思想，还是思想！每个史料研究者，好像内心总有两个自我，一个学问家（姑且如此说），一个思想家，学问家看不起思想家，思想家看不起学问家，彼此互相打架，相互看不起。“思想”是搞史料者内心永远的痛。他最怕别人说他没思想！他愈这样，别人愈从这个软肋攻击他，评判他。说搞史料的没思想，等于是说他“没脑子”。确实，一个人有“脑子”，还会去搞史料工作这种笨活？
记得当初进入史料研究时，对史料的重视，来自读书时诸位恩师的教诲。后偶然读到历史学家陈垣的文章，他认为学术文章要新，要么材料新，要么观点新。文无新意勿苟作。他的观点也给我留下很深印象。自此之后，史料意识逐渐加强，每临作文，便总想在材料新方面作点文章。但学术文章要做到材料新，并不容易。有时想：学术文章所用材料一定要新么？这时不禁又想到“二陈”中的另一位，陈寅恪。他倒主张要善于从旧材料中读出新问题。确实，材料新，不一定就意味着观点新。同时，材料新，不一定意味材料重要。倒是常见、易得、流行的材料，一般都是重要的，绕不过去。有些罕见的材料，一般人见不到，可能本身就不重要，或者，有它可以，没有它，也可以。这么说来，读常见之书，从习见材料中发现新问题，其境界，当然比以新材料自炫者，无疑要高一境界了。日前读黄永年文章，他在唐史研究方面的许多观点与陈寅恪并不一致，但在史料运用上，却与陈有高度认同，同样主张由习见材料读出新问题，才是历史研究的大路。他认为对历史研究者来说，二十四史的史料价值明显要远高于其他史书。他自己的许多研究心得，有不少就是从二十四史阅读得来的。陈寅恪、黄永年的观点，同样适用于文学研究。就现代文学来说，已经出版的作家全集、文集、别集和各类比较权威的史料集，其史料价值，一般说来（当然不敢说“绝对”），应该远高于至今未发掘的佚文等史料。现代文学史料工作者，要学会在这两类史料中，寻找到一种恰当的平衡，打开两类史料对话交流的精神通道，在读常见书与好奇猎异间，保持适度张力。一味满足于已有史料，满足于史料的坐享其成，或满足于仅仅作史料二传手，固然不行；但若一味拘守于罕见、稀见史料，傲然以独得之秘自骄于人，同样是故步自封，画地为牢，给人以坐井观天之感。
我逐渐倾向于陈寅恪、黄永年的观点，好像在否定自己。我在否定自己吗？发现新材料，应该永远是学术研究者最重要的内在冲动和生命愉悦之一。没有经历过史料搜集与猎奇的研究者，其学术的生命历程未免过于单调乏味了一点。在行外人看来，史料研究者从事的是一项枯燥、乏味、效益不高的“无脑”事业。事实果真如此？我在前面已经反复陈述了，史料发现的愉悦所能够带给人的无上快乐。好奇乃人之本性，深深植根于人性的最深处。发现的愉悦，是人所能够获致的诸种快乐之中，最深沉的一种。少时家贫，很早就开始协助父母到地里干活。现在能回忆起的少年乐事，其中之一就是深秋时节，在已经收获过的红薯地里找红薯，河南方言，称为“溜（读四声）红薯”。红薯深埋地中，所以，老乡已经收获过的红薯地里，一片高高低低、沟沟坎坎的狼藉之中，总有一些未被发现的红薯藏埋于土坷之中。由于经常吃不饱饭，为多备过冬粮食，每家大人们，在红薯收获季节，总会指示自家小孩，到收获过的红薯地里“溜红薯”。我是“溜红薯”老手。只见我低着头，认认真真在地里“溜”着。大凡藏红薯的地方，总有与别处不同的特征，如哪一处翻出的土较少，藏红薯几率就大一些。有些地方则恰恰相反，土层被翻起很高、很厚，红薯被翻起后又深埋起来，也有可能藏有红薯。我按照自己总结的规律，认真找，反复找，每次总会有收获，有时甚至能找到块头较大的“薯王”。每当此时，也总会大声欢呼，报告给地里的其他同伴。这种发现的愉悦，深印在少年时期的记忆中，永不褪色。而每次发现一条新史料，那种发现的愉悦，总会让我想起少年“溜红薯”的经历。现在想来，自己发现一条有价值史料的快乐，其实与少年“溜红薯”的快乐之间，在性质和程度上，其实并无多大区别。有时又不禁想：随着电子数据库时代的到来，未来学术研究中，学者们是否还能继续拥有这种快乐？或者，未来年轻一代的研究者，是否还把史料的寻找和发现视为一种快乐？或许，对于他们，快乐的对象已经变了。也许，他们对这种“发现的愉悦”已感到完全陌生。
上面谈了史料发现的愉悦。不过，史料研究的路毕竟是寂寞的，多亏这条路上，还有不少师友陪伴。在这些师友中，青岛大学的刘增人先生，与业师刘增杰先生，名字仅一字之差，这首先就使我对他多了一份亲切感。与先生的缘分开始于大学时期，现代文学这门课使用的教材《中国新文学发展史》，为增人先生与他的老师冯光廉先生主编，体例与观点在当时颇为创新，与当时的一些现代文学史著作相比，还是很富于理论深度，富于体例创新和思想探索的勇气的。之后，在不多的与先生几次交往中，发现他与增杰师性格虽有不同，但对史料的执着和重视，却相当一致。早几年曾对王统照史料感兴趣，有意搜集了一些这方面史料。为此，曾认真拜读过冯光廉先生与刘增人先生所撰的《王统照著译系年》，对系年著录王氏作品的准确与详备留下很深印象，深深感受到他们那一代学人史料功夫的扎实厚重。由于史料方面的同好，与先生在国内学术会议中有几次偶遇，还受邀参加过由他发起的学术会议，以既喜悦又惶恐的心情接受过他的大礼：重达四十斤的皇皇巨著《1872—1949文学期刊信息总汇》。所以，虽无缘入室执弟子之礼，但内心已经把他当成自己老师。感谢从不作序的先生破天荒第一次为拙著写序，这大大加重了小书分量。
本书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民国报纸副刊与现代作家佚文发掘整理研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边缘报刊”与现代作家佚文的发掘、校勘及阐释》成果的一部分。有些文章，收入本书前曾发表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新文学史料》《鲁迅研究月刊》《中南民族大学学报》《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汉语言文学研究》《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等刊物。在此，谨向以上刊物和编辑表示诚挚谢意！
书后附录文章三篇。其中《文学地理学视野中的报刊研究》是笔者有关现代文学报刊研究的一点浅见。《后出转精诚可喜，飞扬跋扈为谁雄？——简答吴宝林》是对吴宝林君批评所作的一点回应。《吴福辉的学术个性与学术贡献》为纪念吴福辉先生80大寿而作。此文草成，先生已远居加国，这篇小文，也算是对师生从游的一点纪念。
笔者的民国报刊阅览，端赖国家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的丰富馆藏。我的频繁借阅和复制，每次皆大大增加了两馆缩微文献阅览室和复制组工作人员的工作量。在此，谨向国家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向为我阅览和复制提供过辛勤服务与无私帮助的全体工作人员，致以诚挚谢意！
感谢为我付出太多的家人。感谢给我无私帮助的诸位恩师和朋友。
感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郭晓鸿主任，没有她，本书不可能顺利出版。
（原载《快乐阅读》2025年第二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