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冤昭雪，历时五年！这一冤屈的历史，充满了波折与反复，充斥着悲喜交织，令人震惊，令人愤怒，听到这件事，谁能不拍案而起？
时光回到光绪九年，从钦差大臣梅启照，到河南巡抚李鹤年，再到开封藩台臬司、南阳知府任恺、镇平县令马翥以及捕头刘学泰等人，或因此事被改职，或被发配军台，或遭到查办。这一事件震动了朝野，令人不禁疑惑，究竟发生了什么，竟至如此结果？
追溯至光绪五年，河南秋斩时，押解死刑犯王树文赴刑场。途中，他不停地喊冤，突然，囚车偏离了预定的路线，直径驶入了城隍庙前，最终停在庙内庭院。王树文为何如此激烈地呼喊冤屈呢？首先，我们不得不提起另一位重要人物——胡体安。清朝末年，盗匪横行，各地治安不稳，镇平县曾有一个吏员胡体安，负责镇压盗贼。某天，县内首富张肯堂家被洗劫一空，案件长时间未破。
有人指认胡体安为嫌疑犯，然而调查显示，胡体安暗中充当牢头，利用手下盗贼作案。巡抚得令，要将胡体安缉拿归案。途中，王树文不幸与胡体安相遇，胡体安以为王树文年纪轻、身形瘦弱，便骗他替自己入狱，以免他受刑。起初，王树文不愿答应，但在监牢中，胥吏们用酷刑威逼，并谎称刑罚不会致命，于是他最终屈服。但年仅十五的王树文看上去瘦弱不堪，哪里像个盗贼？然而，县令马翥在得知盗匪已被捕后，毫不怀疑，急忙向南阳府禀报，草率结案。
清朝对盗贼的处理极为严厉，不论策划还是跟从，皆处死刑。就在王树文即将被斩首时，他才痛哭流涕，大声喊冤：“我不是胡体安，我是邓州的王树文！”这时，城隍庙离南阳巡抚涂宗瀛的官署并不远，涂宗瀛闻讯后立即指示重新审讯，要求返狱重审。王树文这次改口，透露了更多细节，若继续追查下去，真相可能就此大白。
涂宗瀛迅速向邓州州牧朱光第发函，要求寻找王树文的父亲王季福。王季福虽然没有立刻赶到，但涂宗瀛不久后升任为两湖总督，而李鹤年接任了河南巡抚，任恺也曾参与过此案。任恺极力阻止朱光第进一步寻找王季福，甚至担心王父的出现会对自己不利。
然而，朱光第怒不可遏，表示：“民命关天，案件是否冤屈，理应彻底调查。怎么能为了讨好上级，曲解事实，冤枉无辜百姓？”尽管任恺不断施压，朱光第依然坚持调查，最终查清王树文与胡体安毫无关系。此时，真相豁然开朗，但任恺依旧不甘心，认为如果翻案，自己将难逃责任，竭力阻挠案件进展。
此事引发了朝中广泛关注，御史纷纷议论，纷纷弹劾巡抚李鹤年庇护任恺。李鹤年本无意偏袒任恺，但因其出身军伍，一向对官场上的权力斗争不屑一顾，并且被言官的强烈批评所激怒，结果反而站在了与前任巡抚相反的立场上。尽管王树文并非胡体安，舆论四起，但一些官员却依然努力扭曲事实，最终将王树文定为从犯，依旧判处斩刑。
时隔五年，王树文已被囚禁五年之久，而案情仍未得到公正处理。御史终于爆发，强烈要求对李鹤年进行弹劾，要求重新审理此案。慈禧太后最终指示梅启照为钦差大臣进行复审，梅启照本是李鹤年旧部，年事已高，不愿得罪李鹤年，但即便如此，判决依然未见转机。
最终，潘文勤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申请将镇平县令马翥革职，送至京城进一步调查。在经过刑部的彻底调查之后，潘文勤通过详尽的审讯，最终揭示了案件的真相，报告了皇帝。尽管李鹤年试图通过幕僚游说潘公，但潘公坚持公正，最终使王树文逃过死劫。然而，王树文仍然被杖刑一百，且流放三年，不能再申冤。
整个河南官场仿佛经历了一场地震，官员们的腐败和不公引发了社会的广泛愤怒。这件事成了历史上的一大讽刺，而胡体安早已逃至他地，安然无事。都院副史张佩纶在案件结案后指出：“长官草菅人命，其祸患虽浅；然而若疆臣藐视朝廷，祸害则深重。”这一判决成为了中国司法历史中的经典警示。
回顾此案，时光已经过去将近百年，但直到今天，仍然让人感到奇怪、遗憾和愤怒。若当时的官员能够悔过，哪里会有如此大的冤屈发生？而那些因小过掩盖真相的行为，最终将成为不道德的根源。位高权重者岂能因私心或随意行事，决定他人的生死命运？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若每个人都能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谨慎行事，慎终如始，或许这一切冤屈都能早日得到昭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