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年、12年，这分别是杨崇圣和熊星翰从事非洲研究的时间。这两位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的年轻学者，6月24日将和同事们一起登上“人文清华”讲坛，带领大家走进遥远的国度。他们如何一路走来，一起看看这些故事～
杨崇圣
熊星翰
从澳洲经管到非洲田野
走进非洲，两位学者各有各的“随性”缘由。
杨崇圣本科和硕士在澳洲修读经济和管理学科，且方向偏理论，要写不少论文，这距离非洲田野研究听起来似乎十分遥远。但是他认为，其实管理也是研究群体、组织以及个人的学问，它研究人的行为、组织、心理，能够很好嫁接到他后来专注的非洲经济与区域国别研究上。
硕士毕业后，杨崇圣顺利考取清华大学发展中国家博士研究项目，正式开启了自己的非洲研究之旅。谈到为什么选择非洲，杨崇圣说：“很简单，因为没得选。”同届的同学们选了拉美、中东、欧亚，到了杨崇圣这里，就剩下非洲了。导师推荐他做南非研究，因为南非主要说英语，杨崇圣能适应得更快一点。在这之前，杨崇圣对南非的了解就只有“南非有大钻石，并且有座山”。2014年8月21号，杨崇圣第一次踏上非洲的土地，开启了自己长达两年半的第一次田野研究。
杨崇圣在南非厄加勒斯角
初到南非，杨崇圣就意识到语言问题不是那么简单。因为需要前往开普敦大学报到，他向路过的学生问路。学生说，先直走，看见一个robot的时候右转，很近而且很快就能看到。robot的英文原义是“机器人”，所以杨崇圣想，robot应该是一种雕塑建筑或者艺术装置，但经过了三四个红绿灯，走了很长一段路，还是没有看到。于是他停下来问另一个学生，robot在哪儿？那学生指着红绿灯说，这就是robot。
杨崇圣在开普敦大学校园
在非洲南部，红绿灯最开始立起来的时候，当地人觉得特别像一个机器人，觉得它可以指挥交通，所以称它为robot，而且这个俚语仅在非洲，尤其是南部使用。他还碰上过不少当地俚语特别的使用习惯，例如当地所说的biltong，指的是南非荷兰语中的风干牛肉条。
南非公路边的robot路标
作为曾经的雅思辅导老师，本硕在英语国家读书，杨崇圣的英语水平已经非常娴熟，但是在南非仍然面临当地语言问题。他说，每个国家的英语都有相当程度的区别，这和地区文化有很大关系，俗语、俚语和当地语言掺杂，这也是非洲各国语言常见的混合特性。
杨崇圣与南非学者合影
杨崇圣在非洲主要进行园区经济和经开区研究。在这个领域，他可以称得上开启了先河。2014年，对非洲经开区的研究很少，中国国内只有一两个人关注。当时杨崇圣的非洲老师安东尼布莱克（Anthony Black）对这一方向很感兴趣，他是南非经济学领域的专家，在汽车行业研究领域更称得上是整个非洲最厉害的人之一。杨崇圣和导师一起跑了一大半南非经开区，收集了不少书籍报刊和研究资料。他表示，南非经开区相对而言是不太成功的，雇佣的当地工人常因各种理由放鸽子，政府审批申请手续繁琐，甚至园区归属都不明确，存在拉扯的部分。
杨崇圣关于南非的专著
做田野调查，吸引杨崇圣的不仅是学术，更是和不同人打交道的时候所学到的东西。跑到很远的地方，长期待在当地，懂得当地的常用语言，学会与当地人相处，同呼吸、共生存，看见他们的生活，都成为他的营养。他表示，作为学者，发问卷、分析数据、建模、出成果，是很快得到结果和数据的途径，但他更看重过程，他更希望的是看见、走进并了解这个国家和他们的人民，让学术产出成为水到渠成的东西。
J人在充满不确定的非洲
而对于熊星翰，是马达加斯加的一场政变意外开启了他的学术之路。
从法语专业本科毕业后，熊星翰加入了一家中国海外工程公司，被外派到马达加斯加参与当地一个药厂改造项目。他踏上马达加斯加的那一年，当时首都的市长发起了一场社会运动，导致时任总统下台，马达加斯加进入了一个不稳定期，熊星翰公司的工程因此停滞了。辞职回国后，他在外交学院和清华大学继续深造。因为此前的工作经历，博士就读期间，他在结束美国的访学之后，选择进入马达加斯加做田野，从中国、美国到马达加斯加，社会经济状况带给他的是跳崖式下跌的冲击。
在非洲进行田野研究的熊星翰
马达加斯加有良好的自然资源和美丽风景，但其人民却处于贫困和悲惨的生活状态之中。他对当地为何“守着金山要饭”的反差现象产生兴趣，特别是针对马达加斯加作为非洲最大的岛屿，沿海却极度欠发达，以至成为一个内陆国家这一反常状态，他进行了近两年的田野调研。
在马达加斯加，所谓的国家公路也只是两车道的水泥路，路况非常不理想，路面坑坑洼洼，常常遇到山体滑坡封闭公路，或者载重的集装箱卡车翻倒堵塞道路。由于马达加斯加首都和经济发达的地区在内陆，这样糟糕的路况，导致首都到沿海300多公里的路程也无比漫长，坐小客车也要整整一个白天才能跑完。在马达加斯加的盘山公路上，熊星翰有时候坐着打瞌睡，司机突然一个急转弯就会把他甩到一边，颈椎经常扭到，甚至落下了病根。
连熊星翰田野研究的对象，都常充满不确定性。有一次熊星翰和一位平日非常靠谱的访谈对象约好了见面时间，结果那天这人迟到了很久，久到熊星翰以为他不会来了，结果他突然手上绑着绷带出现，原来是早上起床时在床上被蝎子蛰了。熊星翰说，他算是J人，原本对不确定性的容忍度比较低，但是马达加斯加的研究和生活让他发生了转变，让他更坦然接受世界的无常。
熊星翰在毛里求斯拍摄的等待新年日出的人
熊星翰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发展地理、身份认同、区域国别研究方法等，同时也对每一个研究地点的青年群体的生活状态充满兴趣。他发现，马达加斯加的年轻人处在一个低收入同时也是低欲望的社会，在职业晋升和社会阶层维系的方面，相较高压力的中国年轻人，压力和内卷程度会稍小一点。这点看看马达加斯加大学生的生活就能发现。除了平日课业负担本身不算大以外，马达加斯加的大学还经常因为拖欠奖学金和教职工资导致停课，学期总是不断往后拖延，有时候彻底打乱了入学、毕业教学的节奏。
熊星翰关于马达加斯加的专著
所以，马达加斯加的年轻人在课业压力上小很多，平时踢球玩乐时，不会想着要着急回去上辅导班或者赶很多的实习。
然而近十余年来，马达加斯加面临一个越来越显著的问题：外来流行文化和消费主义的冲击。原本在马达加斯加城市郊区和农村流行的音乐都相对传统，但随着美国嘻哈和流行音乐的引入，马达加斯加的流行音乐也开始染上了“金链子、跑车、泳池和比基尼”等色彩。
外来文化的影响也反应在餐食上，2019年，马达加斯加有史以来的第一家国际快餐连锁店——肯德基开业，总统拉乔利纳还出席了剪彩仪式。这些改变在年轻人心里，会产生对自己生存状态的冲击，他们会想：“为什么我不能得到这样的东西？”新事物和新文化也使得年轻一代对于成功有了不一样的认知和理解，而新的认知又和既有生存状态形成反差，导致一部分年轻人陷入迷茫乃至走上歧路。
马达加斯加总统拉乔利纳是当地肯德基首位客人
田野研究从来不是一件容易事，非洲的田野研究者所要面对的困难可能更甚。杨崇圣说，做田野的研究员们，有经历过生离死别的，有刚刚生了小孩就要去做田野的，有被抢劫的，有被勒索的。和外派人员不同，田野研究者都是单打独斗，从找房子到交通住宿，衣食住行都是自己负责。
然而，两位研究员也找到了自己快速适应一个新国家的出路。杨崇圣喜欢从日常生活入手，了解当地人怎么玩、怎么活。他会问当地人，平时买衣服去哪里买，有什么好玩的游戏，你们潮流店在哪，甚至酒吧一条街在哪。熊星翰则更喜欢运动，和当地人一起打篮球、羽毛球、徒步……
熊星翰和毛里求斯当地朋友打羽毛球
尽管国家甚至大洲不同，但他们都在潜心做在地、在野的基础研究，为了能够更好地回应时代之问，他们走遍街头巷尾，摸索研究国真正的脉搏。无论是非洲的人民还是在非洲的田野研究者们，“韧性”是他们共同的答案，在这片贫穷但充满可能的大地上，他们不断地生长。
非洲草原、南亚村庄、拉美集市……清华学者的足迹遥远而漫长。6月24日晚7点，“人文清华”讲坛国际与地区研究院专场， 6位从世界各地归来的青年学者，带来他们在那些陌生国度长期从事田野研究的故事，带我们走读世界、拓展认知。
《世界那么大》，我们去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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