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文学批评家，同时也作为极具史学眼光的专业学者，这种双重身份使得刘宏志在长期文学批评实践与理论研究中兼具了纯粹敏锐的鉴赏眼光和宏观独特的史学视野。事实上，在入行之初，刘宏志就已经关注到文学史教学中“文学”和“历史”之间的内在关系，并提出了以“史”贯“文”的批评理念。他以丸山升对日本作家的中国文学认知的再批评为例，提出文学研究不能弃史重文，去把作家作品当做孤立的艺术审美对象看待，而应重视“史”的观念，主动进入文学现场，敏锐发掘作品中的现实“苦斗”精神，也即关注当时社会经验和政治场域的现实关怀精神[1]。这种对文、史关系的深切关注，或者更确切地说，对文学何以反映时代精神与文学何以在具体时空中突破其创作局限而更具生命力的双重思考贯彻于刘宏志的文学批评之中，成为其理论研究和作品鉴赏的核心议题，同时也串联起他关于革命文学与新时期革命文学的对比研究、文革后新时期文学研究、现代传媒语境下的严肃文学叙事研究等循序渐进的主题化研究阶段。
在《时代精神与英雄形象塑造》中，刘宏志的文学史学观在对不同时期革命历史小说中英雄形象的对比研究中得到淋漓尽致的表达。论文开篇从王蒙《蝴蝶》对主人公洋溢着时代政治激情的舞蹈的描写和吴强《红日》中对新中国成就的歌颂等细节着手，点出革命历史小说作家对时代精神的高扬之所以集中在阶级斗争而非民族斗争方面，恰与当时极左政策导致的社会固化认知紧密相关。不仅《林海雪原》、《红岩》、《红日》等专门描写阶级斗争的革命历史小说呈现出阶级至上的价值观，甚至在侧重描写民族斗争题材的《烈火金刚》、《铁道游击队》等作品中也是如此：无产阶级才是抗日的最可靠力量，富农、地主等往往被塑造成了为一己私利轻易出卖家国利益的反派人物。这样一来，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就被简化为同质化的政治价值观，民族斗争沦为阶级斗争的附庸，只有在阶级斗争中信仰坚定的人才真正有资格成为革命历史小说中的英雄。
但随着时代变迁，新革命历史小说则以旧瓶装新酒，塑造了一系列“去阶级化”、突出“这一个”的英雄形象[2]。虽然同样是在讲述革命战争时期的故事，但《亮剑》中的国军将领楚云飞、《历史的天空》中的梁大牙等显然成为新时期文学中“非典型”革命英雄的代表。可见，新革命历史小说家塑造英雄的标准早已从唯出身论转向“不以出身论英雄”，甚至是有意识地反出身论，以实际行动捍卫家国的抗日英雄取代了阶级斗争英雄的位置，成为新时期作家创作的宠儿。他引用《烈火金刚》中齐英赋诗这一极具隐喻性的片段，借助对阶级斗争英雄下意识祛除“小我”、成就“大我”的“自我革命”的讨论，指出这类扁平的同质化英雄之所以在“十七年”文学中大行其道，正是由于他们是政治话语最易掌握和塑造的人物：因为形象性格单一才更易实现价值立场的统一，因为个体主动舍弃了人之为人的独立和复杂，才更能迅速地融入集体话语。而新革命历史小说中像李云龙、楚云飞那样个性张扬、至情至性的英雄们如果被放进“十七年”文学里，那简直要被当作无视组织纪律的落后分子或阶级敌人，成为被整改和革命的对象。他由此指出，这种英雄的转型其实正是新时期意识形态的反映：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和国门打开，阶级话语早已失去其时效性，民族利益才最符合国民利益；另一方面，在极具后现代精神特质的当代社会，能打动读者的绝非完美到非人的英雄,有血有肉有缺憾的英雄才更让人感到真实。
除了英雄建构指向的转换，现代革命小说也对革命战士或普通人在革命话语中的自我改造进行了反思。在《话语嬗变与革命叙事的转型》一文中，刘宏志就注意到田中禾小说《父亲和她们》中隐藏着一种意味深长的情感转换模式：主人公的成长历程整体表现为一种从亲缘话语、理想爱情话语向革命话语的转变，而这就引出我们关于“话语生产意义”的深刻思考。他指出，相较于革命历史小说对革命伦理的单一歌颂，田中禾作品显然更注重人性的复杂和流动。主人公马文昌和林春如在革命之初是在爱情信仰的鼓动下主动投身革命的，这是由于革命话语天然地对抗传统伦理，能够为年轻个体“师出无名”的爱情苦闷提供意义和反抗发泄的情绪出口。但随着革命话语在个体“成长”过程中不断发挥作用，其唯一性和排外性就使得马文昌们在坚定革命信念的同时也开始在思想上“自我净化”，革命话语取代了家庭伦理话语和爱情话语，成为革命者的唯一信仰。林春如对生身父母和兄长的极尽苛刻乃至仇恨的形容，甚至不惜咬断手指断绝母女关系，代表了革命伦理对亲缘伦理的压倒性胜利和特定话语体系对个体思想改造的成功。马文昌虽然为了追求恋爱自由走上革命道路，可却最终背弃爱情，重新投入早前被自己抛弃的贫农苗兰芝的怀抱。可见，一旦初始动机（恋爱自由）不符合革命伦理要求，革命伦理就会转而变成另一种限制人的思想和行动自由的权威话语。且由于革命话语已经成为个体思想中唯一具有有效性的话语体系，被规训的个体最终会自愿自发地推翻自己的原初理想，主动完成人生的滑稽剧——“他（马文昌）是为了和林春如的爱情参加革命的，而革命话语却又让他抛弃了林春如。”[3]对个体而言，“革命话语”一开始革命的对象仅仅是损害自身利益的“封建礼教”，可随后的革命对象却是“革命队伍”的不纯洁性。这种“不纯洁”，不单单指个体出身的不纯洁，更指向人的自我改造的“不纯洁”。当马文昌主动要求把自己家划成地主而导致弟弟自杀，当他因为林春如的“不纯洁”的革命身份而转投贫农妻子的怀抱，这种荒诞又真实的情节反转让人意识到话语的力量。这是特定时代中个体的悲剧，也是一代人思想悲剧的折射。个体的自我认知从哪里来？人是否真的有能力清醒认知和把握自我与外部话语权力之间的关系？刘宏志之所以选择这一特定角度切入并深入探究，其目的大旨就在于使人意识到自身的有限，进而启发人们在重新建构自我世界观的过程中，要始终保持警醒和内省的态度。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进行不同时代文学对比时，很多批评者往往会出于自我英雄主义的心理，一味抬高当下，抑古扬今。譬如一些研究者就在新旧对比的基础上，顺理成章地认为当代革命历史故事中的人物塑造更丰富、更立体、更具人性，因此也就往往以后来者居上的眼光大肆批判十七年文学的“失真”。但刘宏志显然从未沉迷于这种时代的优越感，而是将自我拉开来，以冷静、疏离的史学视角去观察和分析不同时期文学表现的深层动机。所以他才会在对比、衡量两个时期的文学表现后给出如此客观、深刻的评价：新革命历史小说人物并非就像很多批评家所认为的“更真实”，事实上，缺陷式英雄的大量涌现可能正是当代作家为迎合当下高扬个性的“政治正确”而刻意为之的结果。反过来说，作为当时时代精神的标杆，谁又能简单判定“十七年”文学中革命英雄的纯粹信仰尽皆梦幻泡影？他们难道不也是当时政治话语真实的代表吗？因此，新革命历史小说看似是以反主流的边缘化姿态向革命历史小说发起挑战，但这二者实际上却都是符合各自时代精神的“主旋律”文学，只是不同时期人文政治话语变迁的结果不同而已。可以说，刘宏志在其文学批评中一直都坚持文学创造与时代精神内在呼应的史学视野，这不仅为作家创作何以能在当下产生更深远影响提供了探索的方向，更为相应文学研究提供了重要思路：尽管自傲是人的天性，但作为文学现象的记录和批评者，我们还是要尽量避免自己身在其中的优越感，既对看似“合理”的当代文学形态抱有警惕，也对看似“过时”的过往文学形态进行史学观照下的“细读”，这样才能敏锐感知不同时期文学创作对时代精神或有意或无意的迎合，以客观包容的心态对文学现象作相对公允的评价。
在对当代新文学的研究中，刘宏志延续其史学研究的视野，始终秉持“任何时代的文本总有其独特的时代的痕迹”[4]的态度，以一种症候阅读的方式细读品鉴不同时期的文学创作，冷静、全面且不失乐观地看待各种文学表现形态。譬如在《当代新文学究竟遗漏了哪些“空白”？》一文中，他就力排众议，指出虽然先锋小说在当下备受批评，甚至被视为与时代严重“脱节”的文学景观，但实际上，这种具有舶来品性质的形式主义实验之所以能在80年代中期以后大行其道，就说明它在当时的中国也自有其生长的文化土壤，即：文学通过对自身形式价值的强调，以一种完全“不去触碰僵化的文学意识形态”的方式获得反抗的内在力量，使先锋创作本身具有了一种“非政治的政治性”[5]。哪怕作家有意疏离政治，但其为个人和社会代言的双重身份决定了只要他对人生经验的书写是真诚的，那就必然会留下时代意识形态的痕迹。他又进而指出，由于文学由人创作，而时代却滚滚向前，因此文学表达同样存在僵化的风险。一旦创作者因权威而固化思想，就很容易导致昔日的先锋文学形式成为新的话语霸权，盘踞于它曾反对的位置上，成为试图反映新时代精神的文学创作的绊脚石。譬如上世纪90年代出现的后现代主义创作，虽然高喊着取代先锋的口号，但实质上却继承了先锋文学追求美学震惊的核心价值观，而这种对社会的疏离和对意义的反对就导致其创作彻底丧失了对中国现实社会的回应能力。在刘宏志看来，这种高高在上的文学意识形态甚至已经曲折参与到底层大众的“被遗忘”的时代观念的塑造中，产生了相当恶劣的思想观念影响。与此同时，“新现实主义小说”虽在其关注现实人生的切实性和深度层面都备受质疑，却能够引起大众关注，其实也说明了大众读者对关注他们的生存处境的文学作品的渴望，哪怕这类作品存在虚假、不自然乃至拙劣之处，但仅仅这种“被看到”的善意对待就足以让大众读者对“现实主义冲击波”的作家们倍感亲切。因此可以说，当代新文学的缺憾很大程度源于创作者对所谓艺术创新的误解，以为艺术就该超脱于真正生活之上。针对这种“为艺术而艺术”的傲慢态度，刘宏志在《时代现实、个体经验与小说创作》一文中这样说到：
愈是优秀的作家，其对社会、历史的经验感知越具有独特性和深刻性，他甚至可以从大众司空见惯的生活中，提炼出对生活的独特而深刻的感知。但是，这不意味着作家经验越个人化越好。更具有价值的个人生活经验感知，除了具有作家感知的独特性之外，还应该具有更大的群体性——能让大众从他的经验感知中，联系到其自我的生活经验。……一般来说，作家的经验愈是具有群体性，愈能触摸到时代的本质，其作品也往往更具有价值。当然，这要求作家是这个时代的一个认真的生活者，也是一个独特的观察者和思考者。当然，这样的经验书写，也一定会和时代有关，和现实有关，从而把握住时代、现实的脉搏。[6]
这段文字其实很切实地解答了当代作家们亟需思考和付诸实践的话题，即：创作者该如何端正自己的艺术理解和创作动机，进而在题材选择和艺术创新过程中去填补当代文学的“空白”的问题。正是出于对当代文学发展的忧思，刘宏志继而将研究的目光投向现代传媒语境下的严肃文学叙事研究。可以说，随着图像文学和网络文学进入日常生活，更具感官刺激的图像、充满玄幻臆想色彩的文字已成为大众习以为常的阅读对象，越来越多的读者开始厌弃“太过政治化的”、“过于意识形态的”的严肃文学。这种轻飘飘的、娱乐至上的阅读风尚导致严肃文学创作的举步维艰，而刘宏志却在对严肃作品与时代精神的互动关系的研究中，窥见了当代严肃文学可能的出路。
他首先历数中外小说发展变迁、学术争论以及术语译介背后的文化意识形态更替，提出现代小说的缘起本质上是对受众的娱乐需求和信息需求予以满足的观点。由于信息渠道的滞后与匮乏，古典时期的文学创作往往要单纯依赖作家的个人想象，这就对作家本人的现实经验、审美想象和思考深度提出了极高的要求，从而限制了古典小说的发展。而现代印刷媒介的兴起，则在信息流通层面便利了作家对创作素材的搜集，提升了作品讲述故事的魅力，从而对现代小说的蓬勃发展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但有意思的是，随着信息化社会的进一步发展，电子媒介传播信息和编织故事的速度更快、范围更广，这固然为作家创新提供了更多灵感来源，但同时也为严肃文学的创新制造了新的难题：其一，就信息需求而言，原本深受文学故事吸引的读者现在正从各种媒介渠道获得更多信息，接收更丰富离奇的故事，严肃文学对他们的吸引力已经大大降低；其二，就娱乐需求而言，后现代的时代精神更提倡享受当下而非追索未来，更注重个体感官的愉悦而非信仰的虔诚，这就使得越来越多在现实“内卷”中疲惫不堪的读者日渐沉迷于图像文学和网络文学所带来的轻松和“爽感”之中，主动放弃了深度思辨的权利；其三，就话语权威性而言，新媒体时代的信息大爆炸和充满反转、意外的信息输出正不断蚕食独立个体的思考，使包括作家和读者在内的新媒体受众在信息漩涡的晕眩中都面临失去独立观察、思考和分析的能力的风险。由于所有人“都永远被抛在于生活后面”[7]，作家很难再像印刷传媒时期那样充当大众的信息传递者和思想引路人，这就导致严肃文学在信息化时代显得“太慢”、太缺乏权威性，因此也就不再被大众读者所青睐。
面对如此困境，刘宏志却卓有远见地指出：现代小说并非已是穷途末路，事实上，只要小说家们找准自身创作的定位，发掘小说虚构的独特价值，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反而会成为严肃小说重获新生的契机。那么，小说的独特价值到底在哪里？在他看来，文学的独特价值恰在于它作为虚构话语的纯粹。当新闻话语、历史话语、法律话语、科学话语等凭借其实用性和功利性成为权威话语的组成部分，让信息接受者在各种既定话语窠臼中晕头转向，甚至由此屏蔽掉自身的真实体验时，小说话语却因其纯粹的虚构性成为作家用来表达自己对社会现实独特认知的利器。小说虚构之意义，就在于作者能够借助看似非权威的，但同时也是超功利的文学叙事，绕开现实中实用的，但同时也是僵化和失真的权威话语，作为唯一“不被污染的话语”[8]来实现它的无用之用。
这种宏观史学批评立场和自身的现实经验、本土经验的结合，使得刘宏志一方面能从历史的、政治的、地域的切身体验出发，更“入乎其内”地深入到当代严肃文学，尤其是中原作家群的创作之中，另一方面又确保他跳脱出学界惯常侧重于文化传统、风俗传统、语言传统研究的地域性文学批评的局限，在纵横的时空轴层面以一种更开阔、抽离的视角探讨当下严肃文学在艺术和思想层面上与时代语境的内在对话关系。
首先，在刘宏志看来，作为对时代的回应和反馈，作家必须具备艺术自觉，保持自己对外部现实的敏锐感知，借文学叙事和形式创新反映时代新变。在《论现代小说叙事中的时间及其意蕴》中，他曾分析现代小说对时间的切割和重组不仅是形式的创新，更是小说对信息传媒时代的回应。正是因为迅捷丰富的信息流使人对自我和世界的认知更加晦暗不明，这才决定了现代小说一反古典小说中的线性物理时间观，而转向海德格尔所倡导的存在论时间观。因此，对叙事时间的碎片化、拼贴化处理实际指向的是创作者对人的经验感知和心理时间的倾斜，可见小说形态的嬗变是时代精神更迭的显性表现。
譬如他在探讨邵丽小说的叙事艺术时，就从前现代叙事与现代叙事的节奏对比谈起，点明传统民间故事、历史史诗等前现代叙事之所以简洁明了，恰在于人对自身与世界之关系的自明。而现代社会迅猛发展的信息传播技术非但没有使人们更加明晰地认知世界、认知自我，反而使人在信息漩涡中日渐迷失自我，丧失了昔日个体与世界和谐同一的整体感。这种人对自我存在的困惑犹疑导致小说作家在进行文学叙事时会选择“慢”节奏，因此可以说，现代小说中动辄离题和枝蔓的叙事习惯不仅是现代小说家的风格使然，其精神内核更是对时代病自觉或不自觉的展示。由此，作家在文学叙事中大量旁逸斜出的细节描刻就被赋予了更深远的历史意味，即：小说的“慢”其实是“对当代社会复杂性的一个隐喻性的回应”[9]。不仅邵丽，这种对小说叙事的“慢”节奏、分散视角与枝蔓化结构的有意尝试，其实也不约而同地出现在刘宏志所关注的其他作家作品中，虽然具体技巧表现各异，但都体现了作家对时代精神的密切关注和艺术层面的自我革新。
其次，既然新媒介时代中信息的庞大、芜杂和飞速更迭远超人对信息的拣选、理解、判断的能力速度，以致于个体极易在信息大爆炸的迷狂中丧失主体性和失去感知自我独特经验的能力，那么，作家就更有义务在反映时代生存现状的同时，为人的完整性建构贡献自己的力量。刘宏志指出，在努力进行艺术创新以跟进和反映时代生存状态的同时，一批思想自觉且有深度的作家也在思考何以发掘文学深蕴的神圣之义。在他们看来，虽然文学是人学，也是对社会现实关系的反映，但文学同样是超越现实的，其应有之义就包含着引导读者省思自身的思想维度。小说外部的复杂生态要求作者要想不在庞杂的现实和文本世界中迷失方向，就必须具备深刻思考个体存在和提取、凝练存在经验的能力，才能在“慢”的基础上最大程度实现作品思想的浓缩，进而引领读者去感受其中深意。
因此，为达成这一目标，作家必须不断强化理论自觉和深度思辨的能力，不仅要能感受、捕捉到“迟钝者无法感受到的时代痛苦和无力感”[10]，还要能在作品中借独特叙事形式表达这种痛苦和无力，并自觉肩负着身为社会代表和时代代表的责任感，以一种对人类命运和心灵的关切态度，借文本表达去引导读者发现自己的痛苦和无力，从而使读者深切体会到文学的“虚构的真实”与现实的“真实的虚妄”之间的感知错位，激发他们省思被权威话语遮蔽了真实体验的现实，产生反观自身并重新认知自我的可能。
最后，他还注意到当代文学创作中这种碎片化的、注重心理感受的时间处理方式必然会带来小说情节性和故事性的消减[11]，而这一问题随着信息传媒时代的到来变得愈发严重——叙事进程的不断中断、倒错或拼接使得文学的虚构空间飘散弥漫着无数的碎片体验，故事越发艰涩难懂。这其实在无形中提高了阅读的门槛，除非读者在阅读作品之前就能在理论层面对时代文化形态及其内在精神的变迁有一定掌握，否则往往会在叙事的迷宫中惊慌失措、不知所云，更遑论对作品的时代隐喻性的领会。也就是说，如果作家不采取偏重心理感受的、富有实验性质的表达形式，那就无以反映新时期个体的精神生存状态，可一旦采取这种实验性技法，又会导致严肃文学在易于传播和接受的层面形成与大众读者的天然区隔。那么作家又该如何解决这一看似悖论的难题呢？或者说，作家该如何在更深层次的思想指引下进行艺术技巧的融合和创新，使文学既能在审美愉悦的层面拉回读者的注意力，又能借极具独特魅力的文化人格的塑造进一步引导读者进行观念的更新呢？正如刘宏志所说：“探讨人性、人生，也正是文学作品的应有之义。不过，独特的人性或者文化人格在文学中的呈现不可能是突兀的，而必须是合乎逻辑的，让人信服的。”[12]因此，当代作家们不仅应该擅长打破传统的规则，更应该在长期的创新探索中逐渐建构新的规则。作家的自觉意识不单单表现为努力使自己的创作适应和反映时代精神，更表现为作家应该使自己的创作尽量具有超越性，能够打破时代影响下小说创作之局限，在艺术形式和思想深度方面都再创新高。
立足于此，刘宏志以具体作家创作为基石，梳理作家们面向时代赋予的文学创作难题时进行的实践探索，试图在理论层面提炼、归纳严肃文学应对时代困境的“解决之道”，为文学创作能够更健康和良性的发展提供更具践行性的建议。
首先，他提出文学创作应吸纳信息媒介时代的养分，同时又应以艺术理解和主题设置统筹创作内容，使创作素材能为己所用而非流于窥私猎奇。作家一方面可以借鉴、化用媒体信息素材以丰富小说信息，另一方面也要借助独特且深刻的主题设置使小说叙事超越信息传媒的单一价值，从而引导读者冲破电子媒介的拟象，逐步实现对自我、对世界，以及对自我与世界之关系的重新认知。譬如在探讨刘震云《吃瓜时代的儿女们》这部作品时，刘宏志就注意到作家对媒介信息处理的两种态度与方式——一方面，作家积极借鉴、化用媒体信息素材，以弥补个人经验和传统故事之不足，表现出小说创作与时代状态的同步；另一方面，为避免小说叙事纯粹依赖媒介信息所导致的读者同质化阅读的风险，同时更是为了引导读者在特定的阅读体验中实现精神的自我超越，作家通过对主人公观察视角的转换来实现读者阅读的陌生化体验。当读者在浓烈的情绪体验中不断带入自我成为剧中人，最终惊觉自己的常俗认知被打破后，就会明白作家对媒介信息素材的独特处理其实正是作家思想自觉的体现，而这种观察体验视角的转换也是作家深刻主题意识的形式革新表现。
又如，在对李洱小说《应物兄》的分析中，他发现李洱是借助在小说叙事结构中建立起无数独立于叙述时间之外的“参照和前后参照”[13]的方式实现对传统小说线性叙事的反叛，而这种非线性叙事结构既有利于彰显世界的芜杂，同时也让人意识到时代语境对文学形式创新的深切影响。其中，他着意指出现代传媒手段，尤其是网络超文本链接模式对作家创作的启发——叙事中具体一点的无线辐射和扩散，不管是强调对话、思绪流动、连环钩锁的创作尝试，还是作者在设置章节标题时刻意对叙事线索清晰性的抹杀，整体来看都仿佛是对词语彼此缠绕、意义无限跳转的文本超链接形式的模仿，从而能最大限度冲破直线叙事，使主人公的切身体验不仅仅停留在当下，且能与时代人生的多重层面应和勾连，使整部作品都呈现出立体时空含混暧昧的复杂意蕴。
其次，他倡导文学作家应根据新时期文学叙事的实际困境，有的放矢地进行叙事视角和叙述方式的调整，切忌形式创新与创作宗旨、叙事内容发生割裂。在探讨田中禾作品《落叶溪》时，他提出作者实际是为了解决信息化时代中文学故事已难满足读者的信息需求，并且也难以深入引导个体思考的双重难题，才会选择能带给人新鲜感、调动读者好奇的叙事手法吸引读者的注意。譬如他采用儿童的第一人称限制视角制造大量叙事空白，仿佛传统中国画的留白，引人遐思，言有尽而意无穷。这种极尽简化，甚至不去试图解释什么的叙事方式既回应了世界和人性的复杂，也同样赋予了小说故事以“不可磨损”的艺术魅力，引导读者思考的同时也使得作品成为对时代精神的艺术回应[14]。同时，作家还故意采取散点透视的方法去建构独特的地域文化空间，以颇具陌生化色彩的描述打破读者关于日常生活的自动化认知，从而使读者不自觉被卷入小说叙事的特定时空中，遵循作品所提供的逻辑规则展开心灵之旅。
同样是在对李洱小说《应物兄》的分析中，他也将注意力集中于作者针对现代小说叙事困境的有意探索，即：为了解决传媒时代导致的现代文学的情节性和故事性的贫瘠，作者尝试采用主人公视角与超故事视角相结合的叙事方式，使每一个碎片化图景都被具体化、完整化，并最终将这些相对独立的碎片有机串联，从而保证了小说叙事的连贯，提升了作品的审美愉悦性。刘宏志敏锐指出，小说刻意设计了叙述者与叙事视角的不同层次，其中超故事叙述者的设置更像是对中国古典小说中全知全能视角的借鉴。我们知道，全知视角的局限性在于它往往会削弱故事情节发展的神秘悬念，从而降低读者主动参与其中的活跃性。但如果当代小说家们能够运用得当，这一视角则完全可以游刃有余地弥补现代意识流小说中第一人称叙述视角所导致的流动性、碎片化、艰涩意味以及过度不稳定性等叙事效果的不足，从而使小说叙事不仅能契合时代发展的内在精神，亦能满足大众读者深度阅读的审美需求。事实上，刘宏志的这一发现不仅仅是对李洱这样一位具有高度理论自觉，并持续借创作检验其理论的优秀作家的肯定，也同样是在提醒努力探索中的文学创作者：虽然很多作家基于“影响的焦虑”试图尽量避开前人的影响，但事实上，诸如全知叙事、连环钩锁等这类古典文学早已运用到炉火纯青的经典视角和叙述方式，仍然能够且应该成为当代作家们汲取创作养分的重要源泉。
最后，刘宏志着重指出，作为承载作家时代性思考的载体，地域文学空间的神秘性不应被视为形式创新的噱头，决不能为了魔幻而魔幻，而应为作家的人性书写、历史书写服务，成为作家观照人类集体命运的有机组成部分。他借助巴赫金将空间视为小说基本出发点的观念，提出具体可靠的地域性故事空间不仅能帮助读者顺利接受作家想要讲述的故事，同时作为“浓缩在空间中的历史时间”[15]，地域文化空间的建构也代表着时代文化的缩影和对时代观念的呈现，又反过来凭借其独特的文化空间拉开了与读者的距离，为故事情节赋魅。正如他对田中禾的地域书写的评价那样，作家笔下地域文化空间的建构赋予了故事情节以文化韵味，从而在读者的审美愉悦中，打破现代化的“地球村”所带给人们的“空间同质化”的错觉，使人们意识到所谓文化空间的“同质化”——譬如不同地方、不同肤色的人们总是在追逐同样的流行、过着同样的生活、对生活有同样的认知等等，其实只不过是后工业社会造就的空间表象的同质化[16]。事实上，不同的人或集体应该各有其承继的文化传统、各有其观点立场、各有其理想或反抗。因此，作家应该有足够的艺术自觉和深度的思想自觉，借对地域文化空间的建构呈现出时代的丰富多姿和兼容并蓄，在文学叙事中实现空间的“复魅”，并将地域风情、民俗文化书写与人性思考、文化反思等相结合，这样才能使作品更具有恒久的内在生命力，产生更具温度也更打动人的力量。
这种对地域文化书写的形式创新和思想格局的要求其实也普遍体现在他对其他中原作家作品的评介中。我们注意到，自2010年前后，中原作家群就被纳入刘宏志的研究视野之中，他对刘震云、李洱、阎连科、李佩甫、田中禾、墨白、邵丽、乔叶等中原作家作品的研究也成为传达其文学史学观的有效途径。事实上，对生我养我的土地的热忱总是不同程度地存在于作家的书写之中，不管是加西亚•马尔克斯作品中所呈现的充满神秘预言气质的拉美小镇，还是威廉•福克纳一直坚守的美国南部情结，又抑或沈从文笔下供奉着理想人性的湘西世界、莫言作品中扑面迎来高粱酒的浓烈芳香的高密东北乡，这种乡愁图景一直以来都是具有浓厚本土情节或传统意识的作家在自己作品中致力构建的独特人文景观。对中原作家群而言，要想使中原叙事在当代文坛成为独特且具代表性的风景，作家们就应该各展神通，着力建构既富时代性又独属于自己的“精神平原”。刘宏志指出，真正有余力的作家，不该把全副精力都放在对地域文化生活和风俗人情的“陌生化”呈现上，而要跳脱地域书写的皮相，将目光更加长远地投向平原日常生活“背后的精魂”[17]，从而真正塑造出既让人熟悉又让人陌生的平原叙事空间。这种熟悉感源于朴素的日常生活，它让读者感到亲切和家常，从而能在虚构的人物故事中找到自我认同，保证了作品的情感共振和生动可读。但与此同时，作家又应在朴素日常的生活中努力发掘本土文化的独特精神。正如李佩甫在《羊的门》中，不仅借狗娃舅、德运舅、瞎子舅等等人物的命运展示中原人承担苦难的韧性精神，更是通过对呼天成这一“奇理斯玛型”人物的塑造表现出乡土世界中话语与权力之间的内在关系，而这种对权力和人性的深层描刻正建基于他对“乡下人都是活脸的”这种“平原”文化的透视性观察[18]。他借对李佩甫的“平原”文化空间的分析，提出作家建构精神层面的特定地域空间的最大价值，即在于能够让笔下的各类人物遵从文学地域空间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规则，进而引导读者去思索作者眼中的“活法”和对这“活法”的思考。或者说，正是由于作家思想的深刻和自觉，并将对“平原”的书写视为生存方式或生活可能性的展现手段，看似平淡的中原生活素材才终于在作家笔下焕发出新的生机，成为独特的地域性格和人文精神的载体。
总的来说，刘宏志的史学眼光使得他的文学批评并不单单局限于中原文学的建设范畴，他对具体作家作品的解读，总是在宏观史学层面上不断抛出问题，又在层层推进的学理性思辨过程中寻求着问题的答案。他不仅关注到新媒体时代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更借史学批评视野下的深度理论剖析，为信息化时代下文学该如何发展提出了诚恳的建议：作家应具备艺术自觉和思想自觉，既要借助对现实题材的搜集，尤其是对网络信息化社会的素材的搜集和艺术加工，去积极地回应现实，又要勇于艺术技巧的创新，将艺术表达与传媒时代精神密切结合起来。更重要的是，作家还应具备冲破时代带来的艺术创作瓶颈和个体生存困境的意识，一方面借小说叙事形态的探索，尽量弥补信息化时代导致的小说故事性的贫瘠，重新为小说故事“赋魅”，在图像文学和网络文学的挤压中尽量拓展严肃文学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则要立足独特的个体与时代经验，肩负起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借助贴近人生却又富有预言性质的典型形象的塑造、特色地域文化空间的建构等创新手段，使读者在饶有趣味的阅读中觉察到自我主体性的失落，引导读者重建自我认知体系，并对个体在当下的生存法则和生存逻辑指出可能的方向。在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新传媒语境下，这样的思考无疑是严肃和艰难的，但却是脚踏实地和充满内在生命力的。对于早已习惯点对点式轻松解读的年轻研究者而言，刘宏志的史学文学观及其所流露的对文学的热忱、对现实的参与意识既为我们提供了方法论的启发，同时也是一种关乎治学态度的鞭策。
回顾一下自己的研究历程，发现自己的确是把相当大的精力放在了当下文本批评上了。已经发表的一百余篇论文中，直接对当代作家、作品进行评论的，应该超过了半数。我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也是一篇评论，题目是《“小井”中的洞天》，是对河南作家乔典运的小说特点进行分析、评论的，这篇论文后来被收录到《乔典运研究》中。不过，我在《墨白小说研究》后记中也写到过，人生有很多偶然，我从事文学批评工作，其实也是人生的一个偶然。
从事当下小说文本批评，会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和被评论者的关系问题，可能会产生人情批评，这也是当下文学批评经常被诟病的地方。不过，我对此有不同的看法，多年前我写过一篇《批评的解放与文学的发展》，就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文学评论的核心问题不是棒杀或者捧杀的问题，而是评论家能否真正理解文本本身，能否在掌握理论的基础上，对小说文本进行文本细读，对文本本身有专业的认知和评述。伊格尔顿说过，评论家对一个文本表达出自己的好恶，其实并不能说明这个文本好坏，而只是暴露了评论家自身的立场而已。我对此深以为然。所以，在我自己的文学批评中，我尽量少对批评对象做出好或者坏的直接评价，而致力于解读文本的艺术手法与艺术效果。我把这个称为我的批评立场。在《墨白小说研究》、《邵丽小说研究》中，我也是致力于解读作家的艺术手法，而没有轻易地对文本的好坏做出一个简单的断语。
从研究对象来说，我写河南作家的评论文章比较多，这是因为，我意识到文学豫军的创作丰富多彩，非常值得研究，而我作为一个河南人，在这种情况下，侧重河南文学研究，似乎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近年来，开始更多关注新媒介时代的小说写作问题。这种研究对象的形成，和自身所处时代有关。电子媒介时代的到来，改变了传统小说存在的生态环境，很多时候小说已经显得似乎不合时宜了。有感于电子媒介对时代带来的巨大改变，对传统小说创作带来的巨大冲击，我开始关注媒介变革、时代变革与小说文本形态之间的关系，由此进一步开始思考，在发达传媒时代，小说的意义是什么，以及在发达传媒时代小说应该怎么写才更有价值。当然，在对此问题思考的基础上，我又比较深入地了解了网络文学，并开始对网络文学产生兴趣。
文学总是和时代有密切的关联的。力图做政治的传声筒的文学固然问题很大，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说，所有的当代文学作品中都浸润了政治性元素，所以，研究当代文学自然不能忽略政治对文学的影响，而应该以火中取栗的姿态关注文本与时代、政治之间的关联，并发现其独特学术意义。这也是我在当代文学研究中总是密切关注创作与时代之间关联的原因。
以上，便是我从事本学科研究的一些基本想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