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清明，辽宁瓦房店的周家祖坟前，72岁的周春富后人周德富举着《高玉宝》连环画，对着墓碑哭骂："爷爷！您被那个穷小子毁了一辈子！他笔下的'周扒皮'，根本不是您啊！"
不远处，81岁的高玉宝拄着拐杖站在麦田边，听着风里飘来的咒骂，浑浊的眼睛望着远方。60年前，这个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的穷孩子，用树枝在地上画下"半夜鸡叫"的场景时，绝不会想到，这个让他名扬全国的故事，会成为横亘在两家人之间的刺，扎了一个甲子。
"周扒皮"到底是谁？高玉宝的笔，周家的冤，60年的骂战背后，藏着比故事更复杂的人心与时代。
一、从讨饭娃到"作家"：用树枝画出来的"周扒皮"
1927年，高玉宝出生在辽宁复县（今瓦房店）的一个佃农家庭。他的童年是在"饿"里泡大的——6岁就跟着母亲讨饭，8岁给地主放猪，12岁时，父亲为了借两斗谷子，给地主磕了300个响头，回家后吐了血，没多久就死了。
"地主的粮仓堆成山，我们的锅三天开不了一次。"高玉宝后来在回忆录里写，14岁那年，他被母亲送到邻村周春富家当长工。周家有300亩地，在当地算中等地主，高玉宝的活是放牛、割草、喂猪，一天干16个时辰，工钱是一年两担谷子。
在周家的3年，成了他一辈子的刺。他记得冬天睡在牛棚里，稻草下的冰碴子硌得骨头疼；记得周春富的儿子抢他藏在怀里的窝头，扔给狗吃；最让他恨的是"催工"——天不亮就被周春富的咳嗽声叫醒，摸着黑下地，他总怀疑"老东西是故意咳嗽醒人的"。
1947年，20岁的高玉宝跟着解放军参军。在部队扫盲班，他第一次拿起笔，却只会画圈。指导员鼓励他："把你最恨的事画下来，就是最好的文章。"于是，他用树枝在地上画：一个戴瓜皮帽的老头，蹲在鸡窝前学鸡叫；一群扛锄头的长工，揉着眼睛骂骂咧咧。这就是"半夜鸡叫"的雏形。
1951年，部队文化干事帮他整理这些"画出来的故事"，编成《高玉宝》小说。当"周扒皮半夜学鸡叫催长工干活"的情节刊登在《人民日报》时，高玉宝正在朝鲜战场上扛炮弹。他不知道，这个带着血泪的故事，会让"周扒皮"成了"地主恶霸"的代名词，也让辽宁周家成了全国的"反面教材"。
二、周家的"另一面"：长工日记里的"周春富"
1966年夏天，红卫兵冲进周家老宅，砸烂了周春富的牌位，在墙上刷满"打倒周扒皮"的标语。周春富的三儿子周德才被拉去批斗，脖子上挂着"地主孝子贤孙"的牌子，有人朝他脸上吐口水："你爹学鸡叫，缺不缺德？"
可在周家人的记忆里，周春富根本不是"扒皮"。周德富小时候听奶奶说，爷爷周春富是个"抠到骨子里的庄稼人"，自己穿打补丁的衣服，却给长工做棉鞋；每年腊月二十，会请长工吃"杀猪饭"，管够肉；有个长工得了肺痨，爷爷还请中医来看，垫了三个月药钱。
2010年，瓦房店档案馆整理民国档案时，意外发现了一本1943年的长工日记。写日记的是在周家干了10年的长工王福贵，他没读过书，字歪歪扭扭，却记下了和高玉宝不一样的细节：
"三月十五，东家让俺们歇晌，说'人是铁饭是钢，歇够了才有力气'。"
"七月初二，暴雨冲了场院，东家没让俺们赔粮食，还说'天祸不由人'。"
"十月廿三，鸡叫头遍就醒了，不是东家催，是俺们想赶在结冰前把苞米收完——晚了，东家的地收不上来，俺们的工钱也没着落啊。"
日记里没提"半夜学鸡叫"，反而写了周春富"算工钱时总多给两升米"。王福贵的孙子王建国说："我爷爷总说，周东家是'刀子嘴豆腐心'，骂归骂，从不克扣工钱。"
更让人意外的是，周春富其实也是苦出身。他12岁给人放牛，30岁才攒钱买了第一亩地，靠"晴天抢收、雨天拾粪"攒下家业。1947年土改时，他被划为"地主"，没多久就病死了，死前攥着账本说："我对得住长工，对得住天地。"
三、笔与真相的距离：高玉宝的"记忆加工"
高玉宝从没否认"半夜鸡叫"有夸张。1980年接受采访时，他坦言："周春富没真学过鸡叫，但他催工是真狠。天不亮就站在院里咳嗽，那咳嗽声比鸡叫还准时，我们都背后叫他'周鸡叫'。"
在那个"忆苦思甜"的年代，这个细节被放大了。帮他整理稿件的文化干事后来回忆："当时强调'阶级立场'，高玉宝的故事要突出地主的坏，我们就把'咳嗽催工'改成了'学鸡叫'，更有戏剧性。"
高玉宝自己也在矛盾中挣扎。1955年，他回瓦房店探亲，遇到周春富的二儿媳，对方哭着说："高同志，孩子们在学校被骂'小扒皮'，抬不起头啊。"高玉宝红着眼圈说："对不住，我写的是地主阶级，不是你家老人。"可这话挡不住铺天盖地的批判——周家的孩子在学校被打，姑娘嫁不出去，连走亲戚都被拒之门外。
1990年，74岁的高玉宝再次回到周家老宅。此时老宅已成了"阶级教育基地"，墙上挂着"周扒皮剥削长工"的连环画。周德富指着画质问："我爷爷啥时候抢过长工的棉袄？你凭啥这么写？"高玉宝张了张嘴，最终只说："那是时代的笔，不是我的笔。"
四、60年骂战背后：文学形象与历史真实的鸿沟
这场持续60年的争议，本质是"文学真实"与"历史真实"的碰撞。
高玉宝的笔，写的是一个时代的集体记忆。在旧社会，像"周扒皮"这样的地主确实存在——河北有地主让长工冬天光脚干活，四川有地主用"大斗进、小斗出"克扣粮食，高玉宝把这些见闻浓缩到"周扒皮"身上，让这个形象成了剥削阶级的符号。就像他说的："我写的不是周春富一个人，是千千万万欺负穷人的地主。"
可对周家后人来说，这符号砸在了具体的人身上。周德富退休后，花10年搜集证据：找当年的长工访谈，抄录周春富的账本，甚至找到土改时的档案——档案里写着周春富"有地320亩，雇长工3人，无重大劣迹"。2010年，他带着这些证据找到高玉宝，老人摸着账本流泪："我对不住你爷爷的名声，但我没说谎，旧社会的苦是真的。"
历史学者的看法更冷静。《中国乡村史》作者李菁认为："在阶级斗争的语境下，文学往往会简化复杂的人性。周春富可能既不是高玉宝笔下的'恶魔'，也不是周家后人说的'善人'，他只是一个在旧社会靠勤劳和精明发家的地主，有自私的一面，也有普通人的底线。"
五、和解的可能：当记忆让位于理解
2019年，高玉宝去世，享年92岁。他的遗嘱里有一句："对周家后人，我心怀愧疚。愿历史能还每个人公道。"
同年清明，周德富的孙子周明轩，在周家祖坟前烧了一本《高玉宝》。他对孩子说："太爷爷不是英雄，也不是坏蛋，他只是那个年代的一个庄稼人。"
如今，瓦房店的"周扒皮展览馆"早已闭馆，周家老宅成了普通民房。偶尔有游客打听"周扒皮"的故事，村里老人会说："高玉宝不容易，周家也不容易。那都是过去的事了。"
其实，真相或许就藏在王福贵的长工日记里："东家周春富，抠门，但不黑心；长工高玉宝，苦命，却记仇。那年月，地主和长工，谁不是在土里刨食的苦人？"
结语：笔能刻下记忆，却刻不下全部真相
高玉宝用一支笔，让"周扒皮"成了不朽的文学形象，也让一个普通地主的后人背负了60年骂名。这场争议里，没有绝对的对与错——高玉宝的愤怒来自真实的苦难，周家的委屈源于被扭曲的历史。
当我们回望这段往事，该思考的不是"谁毁了谁"，而是：文学该如何对待历史？记忆该如何面对真相？或许，就像高玉宝晚年写的那样："笔是刀，能剖开旧社会的脓疮；笔也是秤，该称出每个人的分量。可惜当年的我，只拿起了刀，忘了秤。"
风穿过瓦房店的麦田，60年的骂声渐渐消散。地里的麦子青了又黄，就像那些被时代裹挟的人，最终都要回到土地里——无论被叫做"周扒皮"，还是"高玉宝"，他们都是历史的一部分，有血有肉，有恨有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