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末期，荀子游历稷下学宫时写了一篇文章，名为《乐论》。在文章中，荀子从四个方面描述了乱世（或称末世）之征，后来几千年的历史证明，荀子真是目光如炬。当出现他文章所说的四种现象时，这个社会就将出现乱世征兆。
这四种典型现象就是“ 其服组、其容妇、其俗淫、其志利”，用今天的语言来说，就是“奇装异服、性别失序、伦理堕落、利欲横行”，也即四维崩溃。今天看来，有些现象已有苗头，应该引起人们足够的警惕。
其服组，服，就是服装，组，就是过分雕饰、华丽繁复、奇装异服。在荀子生活的时代，服饰绝非简单的遮体之物，而是“别贵贱、明等差”的符号系统。男女穿什么服饰，能穿什么服饰，都有明确的规范。
而乱征之一的“服组”，就是对这种规范的瓦解：底层庶民僭用贵族的“玄纁”“朱绂”，游侠剑客身披“错彩镂金”的胡服，妇人头戴“步摇金翠”，突破“首饰不过三”的限制等等。 更有甚者，以“断发文身”“被发左衽”等蛮夷之俗为尚，故意模糊华夷、尊卑的界限。
这种服饰混乱的背后，是“礼”的权威性被消解。正如《管子·君臣下》所言：“衣冠不正，则宾者不肃；进退无仪，则政令不行。”服饰失序，本质是社会成员对等级秩序的集体漠视，是秩序崩塌的直观信号。
其容妇，容，指仪表、姿态。妇， 这里并非指女性本身，而是指男子模仿女子的仪态举止（如柔媚、轻佻、妖冶），缺乏男子应有的刚健庄重之气。即性别角色的混淆和社会风气的萎靡、柔弱、缺乏阳刚正气。
在荀子生活的时代，男人以色事君的风气盛行，如龙阳君、安陵君，男人傅粉已经成为时尚，男人或柔媚扭捏作态，或轻佻浮浪举止失度。
荀子认为， 若男子失其刚健，便会滋生“畏葸苟且”之风：面对国难则“裹足不前”，面对不公则“噤若寒蝉”，面对责任则“推诿避责”。
后来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流行“容妇”的六国很快被男人刚柔得体的秦国所灭。魏晋流行“容妇”而招致五胡乱华。南朝梁全盛之时，贵游子弟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晚唐的长安阔少“傅粉施朱、佩玉鸣鸾”为时尚，甚至模仿女子的“莲步”，讲究笑不露齿。
这种仪态的异化，表面是审美变迁，实则是精神气质的堕落。出现这种征兆后，无论是魏晋、南朝梁还是晚唐，都很快灭亡。可见其危害之大，不得不防。
其俗淫，是指两性关系的失序。俗，是指社会风气。淫，不是淫秽，而是过度、放纵，不合礼法。
荀子说，这具体表现为“三重失范”，即婚姻不遵“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私奔、纳妾成风；两性交往突破“授受不亲”的界限，甚至出现“桑中之约”“逾墙相从”；更有甚者，“烝报”、“倡优”（男宠）等现象公然挑战人伦底线。
这使得礼法廉耻观念荡然无存，人际关系混乱无序。在讲究“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年代，它让“家不齐、国不治”，不仅摧毁了家庭的稳定，更瓦解了人们的道德共识。
当贞洁和孝悌成为笑谈，当出轨和私通被视为风流之时，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便不复存在，社会秩序失去了最基础的伦理支撑。
其志利。志，指志向和追求。利，指私利、物质利益。意为人们的追求只在于个人私利，唯利是图，缺乏道义、公心和社会责任感。社会失去了高尚的价值导向。
具体的表现就是商人囤积居奇、为富不仁，士人朝秦暮楚只为干禄求仕，官员贪赃枉法、卖官鬻爵以充私囊，甚至普通百姓也“父子兄弟不相保，乡里朋友不相恤”，只因利字当头。
《史记·货殖列传》虽肯定“求利”的合理性，却批判“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的极端逐利之风；而到了乱世，这种风气更演变为笑贫不笑娼、灭绝人伦以求利的疯狂。
荀子说，当“利”成为唯一的价值尺度，社会的合作基础便不复存在：商人不再愿童叟无欺，农夫不再愿勤耕为本，士人不再愿修身齐家，官员不再愿为民请命。
《乐论》中的“乱世之征”，以“服、容、俗、志”为镜，折射出的是整个“礼”的体系崩塌，而这个“礼”可视作今天的三观、秩序。从几千年的历史来看，这四种征兆往往形成连锁反应。 服饰的混乱模糊了身份认同，性别气质的错位削弱了精神力量，淫佚之风腐蚀了道德根基，功利思想则彻底瓦解了价值体系。
荀子没能亲眼看到秦灭六国，但他肯定想不到，曾经刚键笃实的秦国，在平定六国之后也很快就陷入了乱世四征，似乎这是一个走不出的怪圈。
在物质极大丰富的今天，当我们重读《乐论》时，更应该引起极大的警惕，因为消费主义盛行、娱乐至死等现象，不过是“四征”的另一个名称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