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复旦大学讲课的那天，爱德华·路易穿简单的白T恤和灰色牛仔裤，脚上的白色运动鞋有些旧了。他和法语系的学生们坐在一起，看起来是他们中的一员，这个仍带着校园气的年轻人在法国出版社编辑的形容里：“他是全法文艺圈在讨论的话题作家。”他在欧洲文学史的坐标系里讨论自传式写作的经验，把课堂变成“一个人的文学史”独白剧场。很难想象这个口才很好的年轻作家16岁之前生活在和文学绝缘的世界里，身边没有巴尔扎克、左拉和普鲁斯特的书，也没有读书的人。
他在复旦的课程比原定时间翻倍，学生们倾诉他的代表作《和爱迪做个了断》怎样唤起他们的青春期记忆。当教室里的人群散去，爱德华·路易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他们告诉我，从小地方到大城市的感受是相通的，法国故事就像发生在身边。其实，我在他们这个年纪，中国导演贾樟柯给了我同样的冲击和启发。那时我刚到巴黎，在中国电影里看到一群年轻人经历过和我类似的困惑和逃离。这些电影和安妮·埃尔诺的作品、迪迪埃·埃里蓬的社会学著作，共同促使我开始写作，我要写下我的故事。”
重拾法国文学中断的传统
爱德华·路易正在重读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他着迷于小说里的老女仆弗朗索瓦丝，普鲁斯特很细腻地刻画她，这个琐碎、矛盾又情感丰富的老太太，也是作家本人最喜欢的人物。爱德华·路易敏锐地指出，纵然《追忆逝水年华》被公认为“一曲没落贵族的挽歌”，“底层”在闭塞的贡布雷小镇里是存在的，也是被看见的。作家带着同情和好感，描绘以弗朗索瓦丝为代表的仆人和劳动者，通过他们的视角看到上流社会的堕落和崩塌。
他试图讨论普鲁斯特从前和之后、跨越两个世纪的法国文学传承。“在巴尔扎克、雨果和左拉的作品里，我们反复读到作家对贫富悬殊、对社会结构不公的关切，他们写社会的方方面面。普鲁斯特用心观察着仆人的生活，他关心他们，不会在小说里把这个人群屏蔽掉。但是，经过20世纪的两场战争，法国主流社会和知识阶层似乎怕极了‘贫困’‘阶层’‘变革’的议题，它们从公共讨论中消失，法国文学的这支重要传统就这样中断。自从1960年代以后，整个法国文坛大概只有一个人还在坚持写穷人，写困苦的产业工人和破产的农民，写大都市之外的萧条乡镇，写整个社会越来越固化的结构，这就是安妮·埃尔诺。”
爱德华·路易写处女作《和爱迪做个了断》时，有意识地学习埃尔诺的风格，也得到她的鼓励。谈到自己的“文学伯乐”，他在感激之余，更多表达为她不平的愤怒：“法国之外的读者并不了解，过去的几十年里，埃尔诺就像法国文坛的一座孤岛，她既是孤独的，也是被孤立的。即使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仍然被法国评论圈奚落。很多外国读者认为我写出了法国不被公众了解的另一面，评价我‘续上了左拉以后失传的法语文学传统’，其实，我只是迟到地站到安妮·埃尔诺的身边。”
“乡亲们恨我”
他说，他和埃尔诺都是“不受欢迎的人”，埃尔诺被文学评论界排斥，他被乡亲嫌弃。初三那年，他通过中学毕业会考，考到省会城市一所以戏剧为特色的高中。他家里没有人参加过中学会考，在他长大的村里，除了小学老师和村长家的孩子，没有人参加中学会考，县中的孩子们按部就班地进入学区高中，或者16、7岁进厂做工，这在2000年以后的法国边远地区仍是常态。
“我在进高中之前，没听说过普鲁斯特和安妮·埃尔诺。我家里没有书，学校里没人读书，能读到巴尔扎克和雨果的孩子不会在我读的中学。在我的家乡，读书是特权。我的家人，家里亲戚，以及小学和中学的同学——没人读我的书。他们通过社交网络听说我写了小时候的事，写了村里的生活，他们因此恨我。”
讲述自己的故事时，爱德华·路易常常带着急切和迫切感，会用许多短促的排比句，然而说起过往作品在家乡的遭遇，他有些低落。“这是写作者不得不面对的悖论。大城市的人们对我逃离的那个世界一无所知。一家人会因为没钱断炊，吃不上饭，几个孩子挤不到5平方米的房间，老人收养流浪狗为了取暖……人们不知道也不谈论现在的法国还存在这样的生活。乡村远离城市，远离时代变化，穷人被放逐在21世纪的时间进程之外。我写《和爱迪做个了断》和《谁杀了我的父亲》，发出穷人阶层内部的声音，讲出真实的贫穷。但我很快发现，穷人不想被看见，他们被富有者的偏见规训，认为贫穷是个体的错误，是命运的偶然。他们宁可不被看见、不被讨论，那就没有犯‘贫穷’的错。穷人被困住了，被盲目地困在集体的悲剧中，穷人因为讨论贫穷而感到羞耻。”
哪有胜利可言，唯有不断见证
“悖论”，这是爱德华·路易反复提到的词。
他6岁时在作文里写“梦想带着母亲远离父亲”，现实相反，母亲以劳动妇女的决断力和坚忍，独立出走，她的中年自救改变了他的写作。一说到母亲，爱德华·路易眼睛里都溢出笑意，他不厌其烦地把《一个女性的抗争和蜕变》里写到的细节再次绘声绘色地讲一遍。他缺乏拯救母亲的行动力，反而是母亲不被磨灭的生命力感染了他。
“在我们家，妈妈是被剥削最多的人，丈夫和孩子剥夺了她的20年。但她没有沦为受害者，她给自己做决定，重新为自己活一次。给妈妈写这本书之前，我的写作是很挣扎的。我找不到属于自己的语言，我从小相伴的乡巴佬法语肮脏、粗暴，这是伤害我的语言；我在高中以后学会知识分子的法语，它时刻提醒我是闯入者，这是排斥我的语言。写《和爱迪做个了断》，我感到自己被两种相斥的语言撕裂，我的写作是出于痛苦、羞耻和恨意。直到我开始写妈妈的故事，我发现可以为了快乐而写，我看到幸福、温柔和爱在文字里的模样。”
他曾认为父亲是他和母亲的噩梦，但现在，父亲是一个受过严重工伤、满身伤病、生活在边城的老人。提起父亲，爱德华·路易抬手捂住眼睛，沉默片刻，他挪开手掌时，眼圈红着，无名指不着痕迹地抹掉眼角的泪。
逃离家庭多年以后，他逐渐看清父亲同样是暴力的受害者，就像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总结，被剥夺了资源和视野的无产者，只能从健康身体的“阳刚气概”中获得虚幻的力量感。底层塑造的“大男人”是一场愚昧的瘟疫，制造循环的贫穷和悲剧。父亲随波逐流地做了阳刚的“狠人”，重复父辈的人生。爱迪缺乏、甚至无法扮演“男子气概”，被视为异类和失败者，饱受霸凌的孩子逃离家乡，变成爱德华·路易，也因此成为挣脱泥淖的“阶层叛逃者”。
他越来越远离往日封闭的小世界，看到更复杂也更悲哀的法国社会图景，现在他意识到：“我不是叛徒，不是复仇者，也没有什么胜利可言。我只是侥幸完成身份的迁徙，阶层的变迁和移民是类似的。像我这样跨越了边界的人，有机会看到更丰富的社会光谱。我的使命是在这个流动的社会中做一个见证者，我愿意一遍又一遍地写我的故事、父母的故事、身边的故事、家乡的故事，直到人们看到藏在这些故事后面的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