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三年前，陆千一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回到西北，成了家乡大专（高职）的辅导员。作为一个外来的“闯入者”，在接下去的两年，她成了和学生们打成一片的老师，他们口中的“姐”。他们向她吐露经历，展示伤痕，也讲述梦想。
陆千一将学生们的故事集结，今年10月，这本题为《我是职校生》的书出版。
借助陆千一和几位学生的讲述，我们试图呈现当下的职业教育和“职业生”这个群体的一些切面：这群在大众语境里容易被“标签化”的年轻人，他们如何被塑造，如何理解自己，又如何在缺乏社会支持的情况下摸索未来。
文|周航 编辑|王珊瑚
大号高中
陆千一和职校生的故事，开始于三年前她去火车站接他们的那个中午。后来让她记忆最深的，不是当时为了防疫的全副武装，而是一份炸鸡。
炸鸡是她买给学生们的。客运公司只给老师准备了盒饭，没有随行学生的份。几个学生只是沉默着，也不动手。直到其他老师招呼，学生们才吃起来，慢吞吞地，像完成一项任务。
那天，同行老师对陆千一说了句让她反复琢磨的话：“不要对他们这么好，他们跟你是不一样的。”
类似的“忠告”，后来不断在陆千一耳边出现。第一次开大会，领导说：“老师就是老师，绝不能和学生打成一片”。老教师也教诲年轻老师：“这群学生和别的地方不一样。唯一的办法就是严查严管，不给好脸。”
“严查严管”不是一句空话，而是渗进学校的种种制度：出校门得请假，寝室定时开放。学生们7点晨跑，8点上自习，课程排得满满当当，晚自习8点40分结束，早一分钟离开教学楼，蹲守的学生会成员就会拍照上报，可晚太多，也不许出去了。宿舍11点熄灯之后，用宿管大爷的话说，“找到一个有电的插头，算他输一场”。
作为辅导员，陆千一讨厌这样的管理，她最频繁的日常事务，便是应对不断涌来的请求——上课请假、外出乃至返寝，制度上都需要她同意。
学生们也不理解为什么这样管理。这不是他们想象的大学，更像一个放大版的中学。大一开学时，数控班女生魏伊问同考到大专的朋友：这正常吗？结果对方说自己学校更离谱，晚上九点必须在寝室定位签到，周末出去要给家长打电话，还要实时定位，以证明去向不虚。
学校仪容仪表检查同样严格。陆千一班上有个学生，染了棕黄色头发，升旗仪式时，被一个男老师当众扇了巴掌。陆千一不知道能做些什么，后来买了个黄头发的娃娃，私下送给他，让他别太难过。
如果按学校要求，陆千一，这个北大中文系毕业生大概也是“问题学生”。大学里她也染发，还纹身呢。第一次见领导，她戴了副拳头大的圆形耳环，领导指出，要注意着装，别带坏学生。后来每次见领导，她就事先取下耳环。
耳环也被学生注意到了。魏伊记得三年前见到辅导员的第一面：短发，穿个黑西装，眼睛水灵灵的，戴对大大的圆耳环，“就感觉是一个很飒的人”。她为第一节班会做了PPT，内容有“独立且自爱”“选择并承担相应的代价”，等等。魏伊之前遇到的老师大多严肃、有压迫感，但陆千一随和得像个姐姐，“感觉妈呀，真是遇到贵人了”。
刚入校时，陆千一对职校生的了解，来自老教师讲述的诸多古早传说，比如两个学生路上不小心碰上，都能把对方送进医院。入校半个月后，她同事也经历了一遭惊魂，晚上在宿舍值班，监控里突然闪过一个持棍黑影。同事赶忙上楼，在宿舍搜出甩棍不说，还目睹了一片狼藉的场景：香烟弥漫、酒瓶横陈。
那时候陆千一还不知道，许多职校会把军事化管理当作吸引家长的一大宣传点。在这里，相比让学生们学到什么，更重要的往往是“不出事”。
但真做起辅导员工作，接触到自己的学生们，陆千一觉得，“爱打架”标签贴在他们身上太不公平。顽劣学生只是极少数，且背后有着复杂的社会和家庭因素。更多学生是沉默的大多数，甚至自卑的。
陆千一班上有个男孩，第一次和她主动说话，是因为实在胃痛，又出不去学校，托她帮忙买药。那天陆千一忙到晚上才想起，心怀愧疚，急忙买了送去。但男孩很久以后，还会提起这份温暖。他说，“我这样的人，天生就是被人坑的，哪有别人对我好。”
入学时，这个内向的男孩顶着爆炸头。送药事件后，他开始信任陆千一，喊她“姐”，告诉了她发型的来历——假期去昆山电子厂打工，在理发店睡着了，醒来已经如此，被迫付了350元。平日里他十分节俭，把工资汇给家里，自己吃了一个月馒头。他说，除了父母，没人会关心自己。
和这个男生一样，陆千一的学生大多来自本省农村，又或城市农民工家庭。他们大多通过中专转段或高中单招来到这里。少数有过高考经历的，往往也是县里的“三中”“四中”，学生们说，年级第一也考不上重点大学。
这是陆千一此前并不了解的一条教育轨道——与她一路走来的路径几乎没有交集。
陆千一和学生们办撕标签活动，图为他们写下的“标签”。讲述者供图
从北大到职校
按照当下说法，陆千一一路走在“精英”的轨道上。出生在省会的中产家庭，就读全省最好的高中，身边几乎所有同学都考进重点大学。四年前，她从北大中文系毕业，怀着作家梦，去了家老牌出版社做实习编辑。
干了不到一年，日复一日的看稿、拍宣传片的流程化工作里，她觉得好像自己的世界越来越窄，索性辞职，回到老家。过完年，她看见家乡大专院校“人才引进”招聘，觉得至少可以认识更多样的人，便报了名，就这么到大专。
她很快发现，这里和自己以前待的地方不一样。过去在出版社，她和同事们吃饭当面吐槽领导。但在这里，教师食堂很安静。有回突然响起巨大的轰鸣，食堂天花板掉下一块，就落在一个老师斜前方，其他老师最多抬了一下眼，就若无其事继续吃饭。她起身过去查看的举动，好像反倒显得有些多余。
对这所校园，陆千一许多时候像一位“闯入者”。对学生，她更愿意把自己当作陪伴成长的朋友，而非威严的管理者。她自己受益于自由开放的教育，也希望尽可能将它带给学生们。
第二年冬天的时候，她发起了一项改革，试图“松动”学校的管理。那时学生们每天早上七点晨跑、八点早自习，上午上课就开始打瞌睡。陆千一拟了份改革方案：取消晨跑，由学生自主选择锻炼方式，用APP打卡记录；早晚自习改为自愿。
她找到分管学院的领导，对方谨慎地同意她在一个班做一个月试点。一个小小的、并不激进的改革，就这样开始了。
学生们在一片欢呼中开始新生活。为了珍惜来之不易的自由，班长亲自作出部署，大家按寝室轮流去教室自习——连陆千一都被瞒着，她一直以为真有十多个人主动学习。
这场改革在校内也引来不少目光。学生记得，当时不少老师来打探情况。有老师直接表达反对：“你们陆老师才来多久，她有什么权力让你们班不上晚自习？”改革第二周的一天，校领导亲自到访，发现教室只有十多个人，还没在学习，在打游戏，领导又叫学生会去宿舍检查，男生们忙着收拾，但空气里的烟味仍无法掩盖。改革随即被叫停。
陆千一觉得对不起学生，答应的一个月都没做到，跑去和领导争执。但领导说，学校同意改革，是要在一个月内看到成绩提升，现在看来希望不大。
她只好召开班会，宣告改革终止。魏伊坐在前排，看见辅导员转身离开时眼眶发红——“她说自己很抱歉，都是因为她没做好”。之后，校领导当学生们面，批评陆千一“缺乏经验”“教学方式不当”，暂停她的辅导员工作。被暂停工作那段时间，陆千一有次去教学楼办事，路过班级，她看到动容一幕，所有学生来到走廊，为她鼓掌。
魏伊说，大家也内疚，“没有表现好”。但真让大家学习，也不大现实。即使改革前，早晚自习也只是到场打游戏。教室里最常见的声音是叮叮叮——热门手游《金铲铲》的提示音，也有玩枪战的，“不是这边枪响了，就是那边手榴弹爆了”。
魏伊是少数经历高考的。这个县城里长大的女孩，也早早放弃了本专业学习。她之前以为，数控是类似计算机、大数据的高端行业，没想到车间实训，教的是用锯子、锉刀等工具手搓金属坯料。
“我们一群连锯子都拿不稳的人，他想让我们打磨出一个有二三十年专业经验才能制造的东西。”她说，“开学第一天，上了节这样的课，我直接想死。”
车间实训课堂，魏伊操作锯子。 讲述者供图
在陆千一看来，学生们不是不想努力，而是不知道该往何处去。如果说和她成长路上的同学们比，她的学生有什么“不一样”，陆千一说，那无关智力或能力，而是大家不认可学习的意义，尤其学校学习的意义。脱离应试轨道后，他们很难再捡起书本。这大概是一个比改革管理方式难上数倍的命题。
“我觉得一是和他们的出身、家庭有关，同样重要的也是，学校没有给到他们足够的重视和支持。”她说，“社会应为他们投入更多资源和耐心，然而事实恰恰相反。”
她所在的这所大专，基础设施完备，图书馆大得像“国图”，但人才和教学资源却难说与规模匹配。比如她的辅导员工作，要带三个专业六个班，200多位学生，并且承担这些班的语文课。有次，她办了专升本经验分享会，后来有学生专门感谢。在她的受教育经历里，分享会再平常不过，但对她的学生，显得如此难得。
学生们亦差别巨大。在车间实训，中专升上来的学生实训能力相对强，而从高中来到这里的学生往往难以上手。但到了她上的语文课，情况又反了过来——高中来的学生觉得太简单，没上高中的听不明白。
在陆千一观察，一种难以言说的无聊与空虚笼罩着许多学生。打架、打游戏、不走心的恋爱，都是从空虚中长出的消遣。学生们跟她开玩笑，在学校玩够了，假期才有力气去打螺丝。在这里，一切流水线工作被统称为“打螺丝”。他们中的大多数，在毕业后都会成为蓝领工人，又或进入服务业，做销售、跑滴滴。
师与生
在职校工作的头半年，陆千一时常处在愤怒之中。她愤怒的不是学生，而是周遭的管理方式——频繁的指责、羞辱、甚至体罚，都以“管理需要”为理由，被视为理所当然。
后来，愤怒逐渐被更冷静的思考取代，她试图理解背后的原因，觉得问题不只在职校内部。“阶级”这个词从她脑中浮出来：许多老师并未将学生视为与自己等同的人，这背后有着更广泛的问题——“全社会都对底层的蓝领工作者缺乏尊重”。
陆千一和同龄老师交流，大部分人都对环境沮丧，有的人摆烂，班级“乱”就乱了，还有的考研、考博，成功后就离开。
这种管理结构还有着反面对应的版本，许多学生对老师也缺乏信任。有次，她和一个总被其他老师告状的学生谈心，对方说了句让她印象特别深的话，“你是中层，我是底层。”
这个学生是汽修班的陈千帆。他回忆，刚接触陆千一，自己确实没有额外的信任。他觉得对方是“温室里的花朵”，被家庭保护得很好，也不懂他嘴里的劳务中介是门什么生意，他懒得说太多。入校很长一段时间，他不是旷课，就是在旷课的路上——翻墙离开校园。陆千一问他在哪，他只回一个“在忙”。
按照学生们说法，换做其他“老式老师”，管理不听话学生，那就是批评、叫家长，乃至用奖学金和毕业证威胁。但陆千一从来不如此。她只是问陈千帆在做什么，倾听他的想法。
陆千一和学生一起在宿舍过生日。 讲述者供图
这份真诚最终换来了信任。陈千帆说，其他老师“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但陆千一“发自内心关心你”。他说，要不是陆千一引荐，他也不会答应和我聊聊。
陈千帆自己总结，他人生的转折点在初中。小学里他还很内向，是同学口里“别人家的孩子”。等进了初中，开始“不得不打架”。他成长在一个小县城，小到只有两所初中，他进了较差那所，在那里打架像是传统，不打架就要被欺负，他也和朋友一块组建队伍，加入其中。
他第一次反抗老师也在初中。那次他只是在教室吃了个苹果，就被老师叫到楼道，连打带踢，从楼道一头打到另一头，打到他实在受不了，起身，推掉了一个巴掌。
在他的中学生涯，挨打还算好的。他觉得那些讽刺、辱骂，才是钝刀子割肉。高中班主任对他说过，“看你这样，生来就是打工的，电子厂都容不下你”，又或者英语老师说的，“你们赶紧辍学吧，去打工还能挣钱”。
等到进了大专，他已经学会了如何在规则间游走。他不晨跑、不早读，“规则是留给遵守的人的”。但遇到学校大检查、或强调不能缺席的校长讲座，他也会准时出现——“识时务者为俊杰”“该给的面子还是要给”。
与其说相信规则，他更相信自己看透规则运作的背后，是权力和金钱铺就的“人情世故”。这也是他经历的社会展示给他的。有次他在老家跑货车，老板拖欠了三千块，他打12345，找劳动纠察大队，都没用，“全靠关系罩着”。
“规则就是给我们这种没钱没权没势的人制定的。”说这话的时候，他语气老成得不像一个2004年出生的男孩。
陈千帆喜欢开车，小时候就经常坐父亲的货车行走在川藏线。刚进大专时，他也想好好学修车手艺。但他觉得自己在课堂学不到什么。全班就一辆车，一下午的课，轮到自己操作，也就10分钟，根本不如直接去汽修厂，“三四个人教你一个”。
他决心走自己的路。他在宿舍里贴上“搞钱”两个字，有一阵还研究起《刑法》，想知道脑中的一些想法是否合法。
在陆千一的学生中，陈千帆的“社会经验”算得上充沛。这是和陆千一完全不同的生命经验。她能理解这套经验从何而来，但内心不希望学生们完全沉入其中，把金钱、权力和利益关系视为世界的唯一真相。但一个职校老师能做什么？她时常感到无力，最多只能提醒，“注意安全”“不要违法”。
有时她也困惑，自己的“理念”对不对，自己坚持的尊重与自由，真能帮助学生吗？ 比如陈千帆，他虽然成年，但是否真的到了可以独立做选择的年纪？
还有的时候，陆千一会更沮丧，乃至对学生失望。有次，一个信任的学生帮着车间的技工老师，试图卖她一辆事故车，她得知时深感背刺。又或者班上一个女生，刚毕业，就回到老家镇上，嫁人，做了全职太太，而她在学校里总是和女生们聊女性主义。
答案或许也不是一个职校老师能回答的。她说，“我自己理解职校的问题，并不是一个学校内部的问题，它是一个非常庞大的问题，涉及到社会，涉及到家庭。”
陆千一的语文课上，学生们的随堂写作。讲述者供图
从写作到记录
去年五月，陆千一辞掉编制，结束了大专辅导员生涯。学生们将升入大三，一整年都会实习，新一届学生又要来了，她觉得是时候离开了。
刚到这里工作，她也没想要做一辈子，如果干得开心，或许会多做几年，但两年多下来，她确认，这里不是适合自己长期发展的平台。
离职后，她开始系统写作关于职校生的书。任教期间，她发在社交媒体的零散观察已经引来出版社关注，也有知名媒体来采访。刚开始，她觉得这是文学创作的机会，但很快感到不适：外部视角更倾向于把职校生当成“社会议题”，而不是具体的人。这与她写作的初衷相悖。
陆千一给学生们作业的评语。讲述者供图
刚去职校的时候，她确实想创作些什么，但在那里两年多，她觉得学生已经成了生活中重要的朋友们，她不可能把他们当素材去“消费”。即便如此，身边朋友依然觉得她的文章“好像有一种刻意观察学生的视角”。
她后来觉得，问题不是自己不够真诚，而是出现在书写本身，“语言本身是一种权力”，当她用自己的语言去书写学生们的经历时，不可避免代入个人视角。但学生们的人生本身是多样的、无法被轻易概括，更不要说谈论有着1700多万在校生的高职教育。
她决定把写了半年的书推翻，转而让学生自述，她来记录、整理，要是出版不了，她就自己印一些送给学生们。
如果说这些讲述有什么共同点，那大概是不仅关于成长、关于教育，陆千一也记录他们对未来的想象和规划。比如魏伊，这个不喜欢数控的数控班女生，现在已经通过专升本，到了本科学习。她还考虑接着读研，希望未来能找一份有双休日的“正经工作”，这样可以继续做Cosplay。她用不小的篇幅讲述自己爱好的Cosplay，语气里洋溢着自信、勇气，那是属于她自己的声音。
陈千帆也讲述了自己的故事。看到自己讲的，成了书的一部分，他挺开心，回老家他肯定要给朋友们展示一番。但他没打算给父母看。他从来没有对他们说过那么多。
他的篇章，陆千一给取了标题，《出了学校，谁都可能是上位者》。“上位者”不是他原话，而是陆千一提炼出来的。那天他聊到与学生处主任的冲突时说，“我在外面也是挣钱的，我和你是一样的地位，你出了校门或许见到我，你还得叫我老板。”
陈千帆觉得这个总结挺到位。什么是上位者？他理解是，“就像老板对员工，老师对学生”。
离开学校后，他仍然在努力走向那个位置。现在，他在上海开网约车。住在浦东郊区，一个月800元，租下四人间的一张床位，只用来睡觉、洗澡。醒来就上路，一天至少跑十多个小时。11月初，他难得给自己放假，把车停在路边，拨通了我的语音，偶尔会停顿一下，等呼啸的卡车开过。
关于生活，他有个最大的困惑，“为什么普通人出来必须得打工？为什么攒原始积累的资金这么困难？那些富豪是怎么起来的？”
他隐约有些答案，来自他跟过的一个大哥。大哥在好几座城市有房，去年他才跟着一块去提了宝马7系。大哥干劳务中介，帮人家弄驾照，陈千帆总结说，“别人不敢干的活他敢干”“好像你要完成原始积累，一定要游走在规则之外。”
在上海这几个月，见到更多豪车以后，他修正了一点判断，大哥其实也不算特别有钱，“只能算小富”。
他心中已经规划了新的发财路线。明年，他要找4S店合作，再找一群刚毕业的大学生开网约车，“学生听话好管理，反驳意识低，服务意识也好一点。”
前段时间，陆千一到上海参加活动，约了陈千帆和另一个学生一块吃饭。陈千帆也向她讲了这番最新规划。又一次，不是陆千一熟悉的领域。她只能提醒几句，“小心被骗”“不要一下子铺的太大”。
这不是毕业后他们头次吃饭。陆千一觉得人与人的关系奇妙，她和学生想法多有不同，但不影响敞开聊天，反倒成长路上的一些朋友，仅仅因为观念上细小的不同，就渐行渐远了。
在他们各自回忆中，这顿饭都是朋友间轻松的聚餐。见面时，两个学生撞了衫，一模一样的迷彩裤子，三个人就在那一块笑。吃完饭，学生们开车送她回住处，一栋旧到门都不好打开的上海老洋房，很礼貌地将她送到门口，就要离开。看得出来，学生明显好奇这房子，陆千一请他进来瞅瞅，学生小心地步入，看了两眼吊顶，称赞一番，“原来这个房子是这样的”，再次礼貌地告别，“我回去啦”，转身，钻入上海的黑夜。
（文中人物为化名，部分内容引自陆千一和学生共著的《我是职校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