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0年来，我们从来没有过灭亡日本的计划，但日本却恰恰相反，从唐朝时就有灭亡我们的计划。直到今天仍是如此。
日本的地理环境塑造了其独特的狭隘的民族心理。这个由四个主要岛屿组成的岛国，国土面积仅37.8万平方公里，却要承载1.26亿人口。
火山、地震、海啸等自然灾害频发，资源匮乏的客观现实，使其自古就萌生了“大陆情结“。
早在唐高宗龙朔三年（公元663年），日本就派出水军42000人、战船800余艘向唐朝发起进攻，结果在白江口被唐军大败。
此后日本蛰伏了近千年，并派出多批遣唐使向大唐学习。但历史表明，这种蛰伏并非放弃，而是在积蓄力量。
过了900多年，丰臣秀吉提出了日本大陆政策的第一个完整范本，这就是《大明国征服计划》。
他不仅规划了占领朝鲜后的进军路线，还详细设计了统治大明的行政体系。这份计划中甚至包含将日本天皇迁至大明都城，分封诸将于大明各地的具体方案。
这种系统性、长期性的战略规划能力，在当时世界范围内都属罕见。
明治维新后，日本的大陆政策获得了现代国家机器的加持。1874年出兵台湾、1879年吞并琉球、1894年发动甲午战争，每一步都经过精密计算。
日本海军大学校至今保存着一批特殊档案——明治时期绘制的我国沿海军事地图，其精确程度远超当时清朝自己的测绘成果。
这些地图上密密麻麻标注着登陆点、行军路线、补给站等军事信息，揭示了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事实：日本对我国的侵略准备，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为充分。
20世纪上半叶，日本的侵华战略呈现出惊人的连续性。
从1905年日俄战争后控制南满，到1915年提出“二十一条“，再到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每一步都遵循着既定的战略蓝图。
特别是1927年的“东方会议“，田中义一提出的《对华政策纲领》中明确写道：“欲征服西那，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西那。“
这种层层递进的扩张逻辑，构成了日本JG主义的战略基石。
而反观我们，战略文化始终以防御性为特征。
明朝的抗倭援朝，目标仅限于恢复朝鲜藩属地位；清朝甲午战败，又只求保全宗主权；即便是艰苦卓绝的十四年抗战，战略目标也仅是“驱逐日寇“。
我国历史文献中几乎找不到任何针对日本的征服计划，这种战略文化的差异令人深思。
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在《中国：传统与变迁》中指出：“中华帝国的对外关系建立在朝贡体系之上，其战略思维更注重文化感召而非武力征服。“
但对日本根本不存在文化感召，或者说文化感召都失败了，所以历代对日本的评价都是“畏威而不怀德”。
日本虽然向唐代学习了律、令、制，但并未形成依附心理，反而催生了 “小中华”的意识，如江户时代林罗山称日本为“中华之土”。
明朝册封足利义满为“日本国王”时，日本朝廷内部激烈反对，视其为文化羞辱（称大明为蛮贼）。
【聪明的一休中的足利义满】
所以日本文化虽然部分和中华文化同源，却是反向竞争关系。对这样的国家，不存在感召，只能是武力征服。
日本近年来的军事扩张步伐明显加快：2023年防卫预算达6.8万亿日元（约合510亿美元），创历史新高；
“出云“级直升机驱逐舰已完成航母化改造；《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明确将中国列为“最大战略挑战“。
这些举动都表明，日本的大陆政策正在现代条件下复苏。
或者说，那块土地上存在了上千年的幽灵从来都没有消失过，只是有时候隐藏起来了。一旦时机成熟，就会跳出来兴风作浪。
我们应该突破历史形成的战略认知鸿沟，不能一味忍让退避，也应该有一个彻底征服日本的计划，为后世子孙一劳永逸的解决这个恶邻。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从万历朝鲜战争到甲午海战，从“二十一条“到全面侵华，日本对华战略的延续性提醒我们：善良需要锋芒，和平需要实力。
我们可以不学它们的扩张主义，但对付这样的恶邻，也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要补上战略规划这门必修课，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历史悲剧重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