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勇
《古今之变：帝制终章与现代化迷思》 马勇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我们在讨论清末民初这个大变革时代的意义时，总喜欢引用“三千年未有之巨变”这个经典说法，以此强调这个时代的转折特征和意义。从大历史背景说，1894年至1917年中国所遇到的大事，在过去三千年里确实没有遇到过，说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并不为过。但，这个未有之大变局究竟蕴含着怎样的意义呢？
帝制时代曾创辉煌文明
由1894年往前追溯三千年，这个时候正是周朝建立的初期。过去许多人根据西方历史理论，将从西周至1894年之间的三千年，视为中国的“封建时代”或“中世纪”。从中国历史本身观察，中国在经过夏、商两个漫长王朝犬牙交错的冲突、组合之后，至西周王朝建立，中国历史开始向统一的帝制时代迈进。
秦朝建立前的825年，即西周至秦的这段时间，实则是中国迈向统一与帝制的过渡期。秦以后至1894年的2100余年间，单从政治史视角看，便是典型的帝制时代和统一王朝时期。在这一期间，政治上的基本架构、设施，只是较秦王朝更加严密、更加周详，在性质上并无根本变化。
两千年的帝制为中国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明。在17世纪之前很长时间，中国文明引领了世界，甚至可以说对西方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及工业革命都有一定启发作用。我们绝不应该低估古代东西方交往的频率及力度，不能低估中国文明对世界历史的积极影响。
工业革命冲击农业文明
只是，在工业革命之后，一个全新时代开启了。
中国古代文明的本质现在已经很清楚了，就是与近代西方工业文明相对应的农业文明。中国的农业文明与政治上的帝制、大一统相匹配，完美无缺，将农业文明的好处发挥到极致，因此等到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等到他们能够自由使用中文阅读中国文献时，他们不得不发出由衷的赞美。这是历史事实。
问题在于，中国极致的农业文明束缚了自己再发展的手脚。而随着西方工业文明出现，一个全新时代开始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近代中国，其实就是怎样回应西方工业革命，就是尽快将中国先前的农业文明转换成工业革命，以实现民族复兴。在具体方式上，就是开放市场，将中国由先前的农业社会经济形态转变为工业形态。
其实，在中西交流之初，贸易往来就是一件重大事情。很长一段时间，由于中国市场不发育，中国老百姓缺乏购买力和消费习惯，西方工业产品在中国沦为士阶层、商人阶层，尤其是贵族阶层的玩意儿，成了奇技淫巧。相反，中国的初级产品，特别是瓷器、茶叶和丝绸，却随着中西交往成为西方社会普遍喜爱的物品。中西之间贸易的严重不平衡是马戛尔尼1793年出访远东的真实背景——英国人的目的就是要让中国开放市场，让英国资本比较自由地进出，让中国政府同意构建中英两国新型的外交关系，以大致维持中英贸易均衡。中国此时正处在正统史学所谓的“康乾盛世”，中国人不仅缺少必要的世界眼光，而且贸易理念、货币观念太陈旧。彼时当政者认为，真金白银单向流往中国，说明中国物品具有吸引力，是天经地义。因此，中国政府无意改变中英之间的贸易不均衡，更不会让英国资本自由进入中国开发市场。
鸦片危机倒逼转型探索
马戛尔尼使团中国之行以失败而告终，中英之间的贸易不平衡仍然无法获得解决。渐渐地，英国不法商人竟然以鸦片为商品，试图以一种不道德的手段来消解中英贸易的不均衡。
鸦片贸易很快使中英贸易走向均衡甚至逆转，大量真金白银外流影响中国经济健康发展还在其次，重要的是，鸦片泛滥既使国库空虚，朝廷已无可用之饷，更使大量中国人染上毒瘾，中原已无可用之兵。
两大困境折磨着中国的政治精英。然而，由于鸦片贸易背后存在复杂的利益网络，清廷在鸦片贸易问题上长时期犹豫不决，进退两难。1836年，清朝官员许乃济建议鸦片贸易合法化，还建议国内种植价格更加低廉的罂粟，以国产冲击进口，以价格优势占领市场，以此保证朝廷财政收入。许乃济的建议是纯粹的贸易原则，事实上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鸦片的危害更多的还是对中国人生理和心理的戕害，因而那时知识精英大多主张从源头上动手，严禁吸食鸦片，强调堵住需求，扼住市场，没有人吸食鸦片，鸦片贸易自然终结。这是另一位官员黄爵滋1838年向朝廷提出的重要建议，代表了大多数知识精英的一般看法。
道光帝对于鸦片危害非常痛心，他将这个建议批转各省督抚进行讨论。各省督抚觉得这个办法太激进，唯林则徐以为黄的方案可行。林则徐向朝廷建议，既要对那些贩卖鸦片者处以极刑，也不要放过那些吸食鸦片者。
三千年未有之巨变的最大考验，就是中国能否从农业文明转向工业文明，以及中国会以什么样的方法、方式完成这个转变。林则徐不论用强硬的，还是柔性的办法去应对西方，中国都必将通过化解鸦片危机而与世界沟通，重建关系。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