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青岛，托育班的小朋友在游乐场玩耍。 新华社发
上周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部署2026年经济工作时特别强调:要倡导积极婚育观，努力稳定新出生人口规模。事实上，长久以来在社交媒体上，关于“生还是不生”，争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面对当前国内低生育率的人口困境，如何破解生育焦虑、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
就在经济工作会议同期，南都记者关注到，因长期积极倡导“积极婚育观”而被民间称为“催生办主任”的携程董事局主席梁建章，在其个人视频账号上更新了一期生育话题。他请到的嘉宾，是运世达医疗集团董事长史晓明以及育娲人口智库执行长、首席研究员黄文政。
这一场跨界对话，围绕社会生育焦虑的命题，从个体选择、教育理念到公共政策，探寻社会系统性破局之道。
“对话多孩生活”，是梁建章从今年9月起发起的一档对谈类节目，嘉宾都是多孩家庭父母:3孩教师妈妈，4孩“90后”妈妈，6孩律师妈妈……最新一期的嘉宾史晓明的经历，更是堪称戏剧性拉满——这位8孩妈妈，却曾是一个看着小孩都要绕着走的人。
“爱催生”的梁建章，再加上一位有8个孩子的妈妈，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场对话都足够有话题度。
痛点
都说年轻人“不想生” 他们到底在纠结什么
至少在35岁以前，史晓明都没想过生孩子这件事，“甚至有些讨厌小孩子”。
转折点发生在一个春节，在给亲戚拜年时，她遇到了一个中国式聊天的最高频问题之一:怎么还没生孩子?亲戚告诉她，等过了40岁，就算想要，可能也没机会了。史晓明心想，那就生一个试试。但只生一个似乎有些孤单，要不就两个吧。新世界的大门再也关不上。如今，史晓明是一位8孩妈妈。每天回到家，孩子们都会争相扑上来拥抱，这样的场景也带给史晓明前所未有的人生体验，“真的是无可比拟的幸福”。
在职业生涯中，从事医务工作的史晓明曾经为魏则西父母通过试管婴儿技术再获一子，也曾携手过60岁诞下双胞胎女儿的中国最高龄产妇盛海琳女士做过公益。即便如此，她一直强调的却是，年轻的女性一定不能把这样的个例当成常态，“生育的窗口期，是真的会关闭的。”
让她和同事常常感到遗憾的是，在这个接触过程中，她们遇到过不少受一些片面信息误导、错过理想生育周期的女性，甚至有人在40多岁后依然深陷焦虑、仓促咨询求诊。
这或许也是一个最具现实意义，也最有价值的提醒:生孩子的想法，可以是夫妻之间共同商量，但生孩子这个过程，只能由女性来承担。生与不生，可以自由选择，但什么时候生，并不可以自由选择。
当然，对于那些现在决定不生的女性，应该予以尊重。但是，如果条件允许，也不妨尽量给未来留一些选择的余地。
但在个体的幸福体验之外，史晓明也坦言，当代年轻人面临的生育焦虑和压力很难被忽略。对话中，育娲人口智库执行长、首席研究员黄文政问史晓明:如果回到20多岁，会多生几个孩子吗?史晓明给出的回答，正是当下无数年轻人面临的纠结:“让一个20多岁、正在打拼的员工去生育，有太多很难平衡的事情，比如时间、比如钱，就是挡在生育意愿面前的两堵高墙。”
换句话说，在史晓明看来，年轻人挂在嘴边的“不生”，并不能简单归为“不想生”。
也就是说，年轻人其实心里也想生，或者不排斥生，但是，担心时间不够、钱不够，这不是某一个人的现实，而是一代人的焦虑。
破局
让年轻人想生、敢生 建议减免个税给补贴
从各地出台的政策来看，破局的思路，也正是沿着这两个痛点在展开。
一是解决钱的问题。从今年12月上旬开始，超过3000万3岁以下的中国孩子，陆续为父母“挣”回了人生第一笔回报，一年3600元的育儿补贴。这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大范围、普惠式、直接性向群众发放的民生保障现金补贴。二是解决时间问题。按照国务院新闻办今年通报的最新数据，各地产假普遍延长到了158天及以上。如果是顺产三孩，假期更是将达到218天。此外，围绕生育、养育、教育、医疗、住房等，一个围绕人口全生育链条、全生命周期的政策组合拳已现雏形。所有的投入只有一个目的:减轻育儿焦虑，让年轻人愿意生、生得起、养得起。
对于“育儿焦虑”，史晓明深有同感。作为一家大型医疗集团的董事长与创始人，史晓明与她的同事日常打交道最多的，就是即将成为父母或想要成为父母的人群。她认为，要提振生育意愿，舆论氛围非常重要。“养育孩子现在负面信息太多，加剧了年轻人的恐惧，应有更多正面引导，减少生育焦虑。”她建议通过个税减免等方式，直接减轻多孩家庭的经济负担。黄文政则强调长期、可持续的现金补贴的重要性。
长期关注人口发展的梁建章认为，在政策与社会层面，给年轻人实质性支持方面的力度还可更大一些。“整个社会资源都更要向年轻人倾斜。比如综合运用税收减免、住房政策倾斜及扩大普惠托育服务等，让年轻人的生育阻碍，少一些，再少一些。”
观察
20年教育焦虑“长跑” 如何让年轻父母轻装上阵
不过，到底生不生，横亘在年轻人面前的两堵高墙，并不只是时间和钱。在梁建章邀请的多孩家庭里，不止一位父母，都提到过教育焦虑——一个无法用时间和钱解决，但是又无法回避的关键因素。更有意思的是，这种被提前假设的育儿焦虑，最终却是通过生育得到了解决。
梁建章曾经访谈过的一名4孩妈妈，就曾身陷教育焦虑长达20年:希望孩子有一个好的未来。按照传统定义，学业成功即好未来，很显然被寄托在唯一的孩子身上。当所有付出没换来预期中的结果，失望、指责、抱怨就成了亲子关系中最锋利的一把刀子。但有了4个孩子以后，这位妈妈却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预期被分散了，焦虑也就消散了。”在受邀访谈的嘉宾里，不止一个妈妈都提到:生得越多，越轻松。
在对谈嘉宾的交流共识中，生得越多越轻松这个悖论，从教育心理学角度来剖析是具备合理性的。一是多子女家庭里，子女之间会在相处中寻找到“自平衡”，也更容易有社会意识，而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意识，这也是和独生子女家庭最大的成长环境差异。其次，当一个家庭拥有了不止一个孩子，父母往往心态更平和。父母会在不同孩子的身上看见不同的成长路径，进而会明白一个教育的本质:所谓成功和幸福的定义，从来不止一种。归根结底，很多关于生育的焦虑是理念的问题，当所有的预期都被放下，很多生育的焦虑或也能得到釜底抽薪式的解决。
梁建章和黄文政都认为，在生育这件事上，现在一些社会观念“过于理性”，而结合更多人的经历来看，很多时候是孩子真的被生下来了以后，父母发现其实孩子没那么可怕。史晓明本人的经历，更是这种心态转变的最佳印证。“一个曾经完全不喜欢孩子的人，生了孩子以后都这么喜欢，如果本身是喜欢孩子的，更应当及早规划。”
采写:南都记者 吕虹 发自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