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迄今中国南稻、北粟（黍）农业遗存的最早考古证据分别见于距今一万年前后钱塘江流域的上山文化和华北北部的东胡林文化。在此基础上，还应该关注环境条件相似、地域范围更广的长江中下游平原南端和华北平原北端的两个“侧翼丘陵区”，这两个狭长地带都有可能是农业的最初发源地。经过新石器时代早期农业缓慢的发展，到新石器时代中期前段，随着全新世大暖期降临、气候转暖，南、北方农业迅速发展、传播，有农业经济的文化很快遍布北起辽河、南抵南岭-武夷山北麓连片的平原丘陵地带，到中期后段又扩散到西侧的黄土高原和两湖地区西侧的山地，初步形成网络状的中国早期农业文化的基本格局。在这些早期农业文化中，种植农业大多尚未成为主导性经济，但在较成熟的定居聚落中往往已是重要的、甚至不可或缺的生业资源，这样的社会可称为“农业依赖型社会”。
关键词：农业起源；南稻北粟；中间型经济；农业依赖型社会；农业文化格局
本文原刊《中国社会科学》2025年第11期。责任编辑：郭飞，责任编审：晁天义。
考古发现和研究表明，中国南稻北粟（黍）两类农业起源的时间都可追溯到距今万年以前。最近有学者将旧石器时代末期至新石器时代初期的东亚分为四个经济文化区，其中在中国“东北地区有陶定居渔猎文化”和“南方有陶定居渔猎文化”的一侧，即华北北部的东胡林文化和钱塘江流域的上山文化，分别诞生了最早的旱作农业和稻作农业。与东北和南方资源富集区不同，上述两处侧翼边地缺乏高度依赖水生动物资源的条件，在长期使用陶器炊煮食物的背景下，转而加大了对草本和禾本科食物资源的深度利用，从而导致种植农业的发生。该学说可称为有关农业起源的“新边缘论”。本文在此基础上尝试进一步探讨中国农业起源的时空范围、早期农业文化的来源，并重点分析从农业发生到农业文化格局初步形成的动态发展过程。
一、农业起源阶段的南方
中国南方最早有农业遗存出现的上山文化主要分布在钱塘江流域、浙江中部浅山丘陵地带。上山文化可分为早、中、晚三期，发掘报告根据碳十四测年推断，早期年代距今10000余年至9500年左右，中晚期年代大约在距今9300至8400年之间。在上山早期阶段，目前只发现零星的炭化稻谷，但在红烧土块和夹炭陶胎中，却见有大量稻壳和茎叶印痕，其中个别可鉴定者显示出驯化稻的特点；从中还发现少量小穗轴，部分有野生稻特征，部分有栽培粳稻特征。另外从上山遗址剖面和早期堆积采集的样品中，发现少量有驯化稻特征的扇形和双峰型植硅体。这些发现表明，上山文化早期已经出现具有驯化特征的稻子，农业种植已经发生。不过，在农业起源初期，具有驯化特征的稻谷与大量野生性状的稻谷共存，而后者既可能来自初期人工栽培的收获物、也有可能来自自然生长的野生稻。当时人工栽培稻在稻属遗存中究竟占有多大比重，目前似乎还没有确切的认识，只是已有数据显示野生性状的稻谷应当占据多数。根据器物残留物中的淀粉粒分析，当时可食用的野生植物还有橡子、薏苡、菱角、根茎类和稗属植物等。动物骨骼保存不佳，出土数量不多，可知有猪（应为野猪）、大型鹿科、鱼类和鸟类。总体来看，此期生业是以野生动植物为主要食物来源、偏重植物利用并兼营稻作种植的广谱型经济。
在已知数量不多的包含上山文化早期遗存的遗址中，目前只有浦江上山遗址经过了较大规模发掘。该遗址发现的早期遗迹，主要有1座房址、46个柱洞、105个灰坑。房址（F1）近长方形，由带基槽的宽1米左右的墙基合围而成，室内面积约10余平方米，不见灶等设施，具体功能不详。柱洞有集中分布的现象，应是一些干栏式小型房子的遗留。大量灰坑多为形状不太规整、体量不大的浅坑，不少坑里有集中堆放的大块陶片，可复原器物主要是大口盆，还有罐等。另外还有两小片集中堆积的红烧土遗迹。出土陶器主要有大口盆、双耳敛口罐、侈口罐，及少量的圈足豆（或盘）、钵、杯等，器型简单，但总量不少。石器数量也很多，以打制的石核、石片为主，还有部分砾石工具，以及磨石、砺石和斧、锛、凿等磨制石器，既延续了南方旧石器时代晚期以来的石器传统，又有一些新石器特征，是南方广谱经济和木作加工的产物。以上发现表明，上山早期社会的定居聚落及种植农业已初具规模。
追寻一万年前的稻作农业起源，除了上山文化，在南岭以北、武夷山以西的浅山盆地和丘陵地带，还有一些值得注意的线索，目前皆见于洞穴遗址。位于长江中游的湖南道县玉蟾岩，出土遗物测年在距今18000—14000年左右。这里的石器皆为打制，以砾石石器为主导，基本承袭了华南旧石器文化传统。出土少量陶片，可复原者为尖圜底釜。出土大量野生哺乳动物、鸟类和鱼、龟鳖、螺蚌等水生动物骨骼，还有大量野生植物果核和种子。其中个别稻谷遗存主要是从钙质胶结层中发现的，其年代尚有疑问，此外在土样中还发现有稻属植硅体。这些都显示出典型的渔猎、采集主导下的广谱经济特征，并且至少已有对野生稻的利用。
比较而言，位于长江下游的江西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更值得注意。两个遗址早期（距今25000—23000年）和中期（距今23000—20000年）的石器与生业主要呈现出华南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特点。晚期前段（距今20000—12000年）大中型砍砸、切割与研磨工具构成石器组合的主体，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陶器，主要是圜底釜和钵，同时出现大量稻属植硅体，表明采集加工植物已成为主要的生计行为；晚期后段（距今12000—9000年），主要在气候由冷转暖的全新世初期，除延续以往石器传统，又出现砺石、穿孔重石、磨盘、梭形器等较多磨制石器，陶器数量增多，加速了新石器化的进程。据分析1万年前的地层中出土的稻属植硅体，既有野生稻特征的、也有栽培稻特征的。因此在晚期阶段利用野生稻的过程中，不排除开始有稻作种植并出现驯化特征的稻谷。
上述这些发现为稻作农业起源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认识提供了进一步依据。由于长江中游尚未发现可早到一万年左右的驯化稻，近年来长江下游地区在探讨稻作起源中的重要性吸引了更多学者的目光。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位于鄱阳湖东侧、武夷山北端的浅山盆地（大源盆地），与上山文化分布的浙西金衢盆地毗邻且连通，同属广义的长江下游地区。玉蟾岩位于南岭北侧，属长江中游最南端，但与上述两遗址的环境有相似之处。参照已有的稻属遗存线索，目前还不能排除长江中游某些地域同样也是稻作农业发源地的可能性。如果“南方有陶定居渔猎文化”的资源丰富区主要分布在岭南，那么南岭—武夷山的北、西侧，一直逶迤绵延到东北端的钱塘江流域，也许都属于有一定野生稻分布、而自然食物资源又不很丰富的“侧翼丘陵区”，都有可能是稻作农业的起源地。只是目前相关考古资料尚少，证据还不很充分，尚不能确定稻作农业究竟是从一个小地域起源然后传播开的，还是在相似环境和条件下多地同时发生的。最终解决这些问题还需要做很多的田野考古工作。
至于上山文化的来源，在本地钱塘江流域及附近地区还没有找到直接的线索，稍向外扩展则与以仙人洞和吊桶环为代表的、分布在武夷山北端、鄱阳湖东侧的旧—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的文化有一定关系，两者间的河谷地带本来就是相通的。上山早期与仙人洞和吊桶环晚期遗存在石器技术、类型和组合方面有些相似之处，如都有小型打制石核、石片工具，大型砍砸器、石锤等砾石工具，以及磨盘（磨石）、砺石、穿孔重石等磨制石器。两者间的陶器差异显著,但也有相似之处。上山早期双耳罐敛口、微束颈、球形鼓腹的特征，与仙人洞、吊桶环晚期束颈、鼓腹的陶釜风格近似。
二、农业起源阶段的北方
北方粟黍农业最早的迹象见于华北北部的东胡林文化（约前9000—7500年），目前只发现很少几个遗址。北京东胡林、转年都分布在燕山南麓山谷里的河边阶地，地形崎岖狭窄，河北徐水南庄头则位于太行山东侧山前倾斜平原区。东胡林遗址浮选土样获得1663粒炭化植物种子，其中粟、黍合计只有15粒。这是目前所见年代最早的粟黍实物遗存。其他农业遗存证据主要来自上述几个遗址少量器物上提取出的淀粉粒，以及南庄头2例家犬骨头的稳定同位素数据，此外各遗址还出土了很多动物遗存，以鹿科为主。东胡林、南庄头都发现有多座火塘，东胡林还发现几座墓葬、南庄头有几条灰沟和2个灰坑，显示出较长时间居住生活的状态。但没有较固定的房址或连续埋葬形成的墓地，上述遗址难以认定是长年乃至多年稳定定居的聚落。这些零星的火塘和墓葬，延续了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一些特征，更像是季节性营地或半定居聚落的遗留（不排除重复利用，且连续或断续的居住时间应满足种植和收获一季谷物的需要）。此时的谷物已有驯化特征，说明经过了长时间的种植实践，但占比很低，生业经济仍以狩猎采集为主导，人群尚未对农业产生依赖性，因此才会形成这种设施简陋、不稳定的半定居聚落形态。
在近年河北西北部坝上高原新发现的“四台文化”中，找到一处形态更完备的早期定居聚落。张家口尚义四台遗址早期遗存可分前、后两段（简报中的第一、二组遗存），测定年代分别为距今10400—10000年、9400—9000年，每段都有多座密集分布的半地穴式房址，为不太规整的方形或长方形，室内四周有柱洞，地面上特别是灶的附近多见灰烬、石块和种类丰富的动物骨骼，有的灶面上还有支石，居住面上有打制石器、细石器、磨盘磨棒和多种骨器，以及少量筒形罐和板状器等较粗糙的陶器。这些房子显然已经是较成熟的用于居住、生活的建筑，房内种类多样且成套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表明，当时的四台已是一个长期稳定定居的小村落。不过房子周围少见灰坑、窖穴等其他遗迹，有别于农业社会的典型聚落，因此最初的定居仍宜在相对的意义上来理解，不能排除周期性迁徙和循环再利用。这里浮选出的植物遗存主要是蒿属、藜科、禾本科、菊科等，出土的动物骨骼种类非常多，包括多种大中小型野生动物，可能还有家养的犬。研究者分析认为，这一带当时为森林—草原植被景观，生业模式以狩猎经济为主，肉食来源主要为鹿类、野猪、野马、野牛等大中型哺乳动物，鱼类、鸟类和淡水贝类等是补充性肉食资源。当然还有对植物资源的大量利用，但尚无可确定的农业证据。由此观之，四台成熟定居聚落的形成，应该不是农业行为导致的结果。
四台文化直口、直壁的筒形陶罐应源自东北很早就出现的筒形罐传统，连同定居模式一起，都显示出该文化与东北早期文化的渊源关系。这里的石器皆为北方旧石器时代晚期以来常见的打制石器、细石器和磨盘、磨棒等。其中细石叶石核以锥形为主，楔形石核较少，多为宽台面类型，呈现出华北旧石器时代晚期细石器的特征。其最近的渊源可追溯到坝上北部康保兴隆遗址所见“旧石器—新石器时代过渡期遗存”，坝下邻近的泥河湾盆地则有阳原于家沟等遗址。于家沟较早文化层的测年为距今16000—9300年，该地点还挖出有华北已知最早的陶片，可辨者为平底罐，距今约13600年。于家沟既有华北自身传统的宽台面细石核，又有许多源自东北亚技术传统的细石器，包括窄台面楔形石核、采用两面器技术加工的尖状器、矛形器等，而且其陶器很可能也是随东北亚的细石器一起传播过来的。这些文化因素都对后来四台文化的形成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甚至可以推测，坝上地区的细石器文化，以及有定居聚落和使用陶器的四台文化，都与坝下泥河湾盆地及附近地区旧石器时代末期人群或文化的传播扩散有密切关系。
东胡林文化的来源与四台文化近似，各遗址所出少量陶器主要是直壁平底盂形器（或称陶盆），还有直腹（或微弧腹）平底罐，石器中也常见锥形和楔形细石核，总的看与东北亚旧—新石器过渡阶段的文化有关联，也有华北自身的石器传统，就近而言大概也与于家沟一类遗存有一定渊源关系。只是在泥河湾及其所属桑干河流域到燕山南麓一带，距今13000—11000年左右的遗存目前发现尚少，影响了对四台文化、东胡林文化直接源头的确切认识。不过通过上述各遗址的发现可知，受东北影响出现的趋于定居、使用陶器加工食物的聚落与生业模式，全新世初期在桑干河流域及附近的坝上高原和坝下山间盆地、山麓地带传播扩散，并在特定区域环境中随着对草本植物的强化利用，逐渐催生出了粟黍种植农业。至于最早的旱作农业只是在东胡林文化范围内发源，然后才传播到附近其他区域（包括坝下和坝上），还是在华北北部更大地域同时出现，目前尚难以准确断定。
坝上的四台遗址位于一小湖边上，稍远处还有更大的安固里淖。在森林—草原环境中散落着一些大大小小的胡泊，应该是当时坝上高原的一个显著景观。这些湖泊及附近的溪流乃是大中型哺乳动物饮水的集中场所，为人们捕猎提供了便利，四台文化及其后裕民文化的诸多遗址都发现有丰富的动物遗存，充分证明了这点。可以说，狩猎加采集就基本能维持四台文化聚落的长期稳定。由此可以判断，旱作农业最初的发源地应该在坝下的山麓和山间盆地，这一带大中型哺乳动物不如坝上草原丰富，更倾向对植物食物的强化利用；除了东胡林文化分布的燕山南麓和太行山东北侧，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存丰富的泥河湾盆地乃至整个桑干河流域，也是不可忽视的探索对象。上述这些地域构成了华北平原北端的“侧翼丘陵区”，是未来寻找更多粟黍农业起源证据的重点区域。
三、早期农业文化格局的形成
从农业起源到主要依靠农业为生的农业社会的形成，在东亚和西亚都经历了漫长的时间。有研究者从植物考古的角度提出，当驯化谷物在出土植物遗存中的占比为20%—80%时代表中间型经济，占比大于80%时可视为农业经济，小于20%时则被认为是以觅食为主导的经济模式，并据此判断西亚在前8500年以前几乎不存在农业经济，到前陶新石器时代Ｂ期中晚段才有了真正的农业经济并逐渐增多，直到前7000年以后农业经济才变得普遍，但其后很长时间里中间型经济仍然很常见。从聚落考古角度看，西亚前陶新石器A期（PPNA，前9500—前8500年）已有一些定居或半定居的居址，到B期（PPNB，前8500—前7000年）中晚段出现一些大遗址，如叙利亚北部的阿布胡赖拉在其鼎盛期面积达16公顷，大量泥砖房屋密集分布，显然已是成熟的农业社会。在中国，植物考古学家一般倾向认为南、北农业社会出现的时间都是距今6000年左右，此后农耕生产才取代采集狩猎成为生业经济的主体。
从农业发生到较成熟农业社会的出现，中国也经历了类似“中间型经济”的发展。即当驯化谷物在植物遗存中占比达到20%—80%时，尽管农业可能还未成为主导性经济，但往往已是重要的、甚至不可或缺的生业资源，人群对其应有不同程度的依赖性，这样的社会可称之为“农业依赖型社会”，由此衍生出的文化被称为“农业文化”。本文的重点在于探讨各地农业文化的来源、聚落与生业特征和总体农业文化格局的形成。
在前7000年前后，即新石器时代早期后段，北方坝上高原的四台文化过渡为裕民文化（两者年代上虽暂有缺环，但文化面貌明显衔接），而东胡林文化后续的发展状况并不清楚；南方上山文化的中晚期继早期之后连续发展，不过仍局限于钱塘江流域及附近小范围之内，长江下游多数区域的情况也不清楚；长江中游、淮河上游等地此时出现有稻作遗存的彭头山文化和贾湖一期文化，但两个文化发现的遗址都很少。真正的巨变发生在前6500—前5000年间的新石器时代中期前段，有农业经济和地方文化特色的诸多考古学文化，在长江、黄河的中下游和燕辽地区爆发式地涌现出来，在我国东部连片的平原丘陵地带几乎都有分布，很突兀地形成新石器时代最早的网络状、成体系的文化格局，而且这个格局一直持续到新石器时代末期都未发生根本变化，只是有所衍生和扩展。这样一种格局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它与农业的发展有怎样的关系？这些都是认识中国新石器时代发展进程所不能回避的重要问题。
（一）南方早期稻作农业文化
如前所述，始自一万年前的上山文化一直持续发展到距今八千多年。上山早期聚落虽然还不是一个很成熟的居址，但肯定经过了较长期或反复的定居。遗址中有一些简易的房子（众多柱洞所示）、密集分布的灰坑（包括很多器物坑，可能与储存或加工食物有关）、大量的陶器、石器等生活用具与生产工具。其中发现有较多的植物性食物遗存，在陶器和红烧土中夹杂大量稻壳，表明当时对稻属植物的利用已具有一定规模。
上山文化中晚期年代大致在前7000余年到前6000余年之间。浦江上山、嵊州小黄山都发现有二、三排柱洞组成的房址，应为长排干栏式建筑。各遗址中仍有大量密集分布的灰坑，包括众多的“器物坑”，出土大量种类丰富的陶器和石器，有的遗址还见有随葬器物的零星墓葬。仙居下汤等多处聚落都开始有壕沟环护。有柱网结构的建筑在下汤遗址有更多发现，表明聚落中房屋数量和人口的增多、聚落规模的扩大。出土的动植物遗存反映，尽管采集、渔猎经济仍很重要，但同时稻作农业的比重也有显著增长。有研究显示下汤遗址浮选出的炭化稻米和小穗轴占出土植物遗存总数的87.12%。由上可知，上山文化中晚期的聚落已具备较稳定的定居形态和早期农业社会的特征，甚至可能已超越了“中间型经济”状态。
随后本地区的跨湖桥文化（约前6200—前5000年），在聚落、器物和生业经济等方面与上山文化中晚期有许多相似性和继承性，但也有不少变化。最显著变化的是从过去以打制石器为主变为以磨制石器为主，其中最多的是石锛、石锤和磨石，另外还出土了数量多、种类丰富的木器；跨湖桥文化开始流行的圜底釜、圈足盘等陶器应受到长江中游彭头山—城背溪文化的一定影响。萧山跨湖桥遗址浮选出1000多粒炭化稻，小穗轴分析显示其中41.7%属粳稻型（驯化稻），此外还有很多栎果（橡子）、菱角、芡实、桃、杏、酸枣等野生果实，加上大量种类多样的动物骨骼，反映出渔猎采集与稻作农耕并重的特点。跨湖桥文化开始从浙中浅山盆地向北部平原区和滨海地区扩展，在野生动植物资源、特别是水生动植物更丰富的小区域环境中，渔猎采集经济仍占有重要地位。到其后的河姆渡—马家浜文化时期，农业广泛散布到宁绍平原及钱塘江以北的环太湖地区，但同时如余姚河姆渡、田螺山等遗址所示，在其整个生业构成中，野生动植物食物仍占据主导地位，其中栎果、菱角、芡实等野生果实在植物遗存中占据多数，稻作遗存尽管数量很大却并不占优。相较于上山文化中晚期遗存，跨湖桥、河姆渡文化一些聚落的稻作农业在生业中的占比有所下降，实际上是在林地和湿地兼备、自然食物资源丰富且容易获取的特定环境中，呈现出的特有经济形态，但并不能因此而低估大范围稻作农业的发展。
除上述长江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期前段稻作农业文化还广泛见于长江中游到黄淮平原间的广大地区。洞庭湖平原的彭头山文化是长江中游已知最早的农业文化（约前7000—前5500年）。湖南澧县彭头山遗址的稻作遗存主要发现于陶片和红烧土内的掺合料，由于形态破碎难以做定性鉴别；稍晚一点的八十垱则出土了大量炭化稻，被认为是从普通野稻向籼、粳稻演化初期的原始栽培稻。彭头山遗址在约400平方米发掘区内发现6处房址、15个灰坑，还有数座墓葬（有些被称为墓葬的圆形小坑，有破碎陶器，但不见人骨，很可能为“储藏坑”）；八十垱遗址面积3.7万平方米，周围可能有古河道和人工修筑的墙垣、壕沟环绕，在1200平方米发掘区内，共发现各类建筑基址24处，还有大量灰坑和墓葬（绝大部分没有人骨，一些圆形“墓葬”底部集中分布大块陶片，也应是储藏坑）。彭头山文化陶器类型简单，主要是各种圜底釜、罐和盆、钵类；石器以打制的砾石石器为主，只有很少的斧、锛等磨制石器。其部分陶器（圜底釜、罐、钵等）、石器与华南洞穴遗址及本地八十垱下层那样的旧石器时代末期文化都存在一定的联系，甚至不排除有部分农业人群就来自长江中游平原的南部；同时其稻作农业、聚落形态及部分陶器（如双耳罐）又都与上山文化有很多相似之处。彭头山文化应是起源于南岭—武夷山“侧翼丘陵区”的农业文化向洞庭湖平原传播并汇聚、融合的结果，也呈现出较成熟的定居形态，经济上兼营渔猎采集和稻作种植，对农业有了一定程度的依赖。随后有本地的皂市下层文化（前5500—前4800年）和江汉地区的城背溪文化（前6500—前5000年），受考古发现所限，目前有关它们的聚落和生业形态还不甚清楚，不过据早期彭头山文化及后来汤家岗—大溪文化的情况，可推知它们的稻作农业也应该在“中间型经济”发展过程当中。
早到近前7000年的稻作农业，还有发现于淮河上游、汉水中游等地的贾湖一期文化。该文化的形成与长江流域早期文化的北传有关，最直接的证据是最早出现在上山文化、然后又出现在彭头山文化和贾湖一期的双耳罐（壶）。此外，贾湖一期文化的角把平底筒形罐可能直接源自本地区李家沟文化的直口平底筒形罐，其更早的渊源应是从东北到燕辽再南下的筒形罐传统。因此，贾湖一期文化应该是本地与外来因素融合发展的结果。从该文化中能够看出聚落布局的目前只有舞阳贾湖遗址，揭露出的遗迹中有10多座房址和30多座墓葬，大致可看出房址较集中分布、墓葬分布在房子周围，呈现出稳定、成熟的定居形态。属于该文化的贾湖和邓州八里岗遗址都发现有稻作遗存，而罕见粟黍。贾湖的炭化稻约占出土植物种子总数的10%（该数据主要来自贾湖一、二期），同时出土大量的野生动、植物遗存。八里岗出土的植物食物遗存主要是稻和橡子，其中稻作遗存无论是出土数量还是出土概率都很高，驯化稻的比例也很高。由于此期植物遗存样品总量较少，尚难对稻作农业和采集经济的比重作出准确评估。这两个遗址不同的植物考古数据，或许反映了不同地域环境中生业结构上的一定差异，农业在八里岗的生业经济中占有更重要的地位。
淮河中下游的顺山集文化主要分布在江苏西北部和安徽东北部，年代约为前6500—前5500年。该文化多种素面陶釜可能受到其北面后李文化的影响，部分较浅的盆形釜、支脚与江汉地区的城背溪文化似有一定渊源，双耳罐、壶、盆、钵等器物组合的形成应与上山—跨湖桥文化的影响有关。其中双耳罐（壶）自上山文化最早出现后，到新石器时代中期广泛散布到长江中下游和黄淮地区。顺山集文化中的磨盘、磨石（磨球）、石锤、斧、锛等磨制石器也兼有南北特点。由此可见，顺山集文化的形成是长江中下游到黄淮地区多种文化因素汇集融合的结果。该文化的聚落以江苏泗洪顺山集最具代表性。顺山集遗址总面积达17.5万平方米，内有环壕围绕，面积7.5万平方米，壕内发现多处不同时期的房子（发掘报告分三期），但因发掘面积有限，总体布局尚不清楚。在壕外西北和西南部各发现一片墓地，分别清理出二期墓葬70座和三期墓葬21座。聚落中环壕、居住区和墓地各安其位，已是成熟的定居村落。该遗址发现的农作物主要是稻谷，未见粟和黍，各期遗迹中都有炭化稻米和驯化稻植硅体发现，但数量有限，生业资源仍以野生动、植物为主，稻作农业和家畜饲养只起辅助作用。
淮河中下游继顺山集文化之后、年代在前5000年前后的有双墩文化，后者的形成与前者有密切关系，可能还受到裴李岗文化的一定影响。根据蚌埠双墩遗址发掘报告，该文化的生业以渔猎采集为主，稻作农业也占有重要地位。另外，这个时期在江淮东部的“里下河”地区还有兴化草堰港代表的文化遗存，也同时出有大量稻作和野生动植物遗存。
（二）北方早期旱作农业文化
如前所述，华北北部的东胡林文化（前9000—前7500年）虽发现有最早的粟黍农业遗存，但在生业中占比较低，当时仍以觅食经济为主导，几个遗址发现的少量遗迹也都显示出半定居的形态。该文化还称不上农业文化，在本地区也未见直接的后继者。前7000年前后，整个华北目前只发现个别遗址有少许农业迹象，如济南张马屯。该遗址出有少量陶片，主要是平底器，但看不出同此前的东胡林文化和此后本地区的后李文化之间有直接的联系。接下来的新石器时代中期，北方地区很快就涌现出至少6个包含有农业经济、成套陶器和磨制石器、成熟定居聚落的地域文化，年代主要集中在前6500—前5000年之间，它们分别分布在坝上高原、燕辽地区、太行山东侧、海岱地区、中原腹地、秦岭南北。
坝上高原的裕民文化可在本地找到直接的源头，那就是此前的四台文化。裕民文化发掘过的遗址主要有内蒙古化德裕民、四麻沟和河北康保兴隆（第一—三期遗存）、尚义四台（第三、四组遗存）等。其中兴隆遗址第一期测年可追溯到前6700年。各遗址都有成片分布的房址，陶器、石器和居址形态都与前行的四台文化一脉相承，出土的动植物遗存也相似。不同的是，裕民文化各遗址都发现少量农作物，如兴隆遗址浮选出一些炭化粟、黍，但在出土的植物遗存里合计占比不足14%，说明农业作用有限，很难说人群已对其产生依赖性。而且据发掘简报分析，四麻沟和裕民很可能分别为夏季和冬季营地，显示出半定居的特征。总的看，从新石器时代早期到中期，坝上高原此类人群的聚落形态、器物类型和生业经济都保持了高度的连贯性和稳定性，始终坚持定居或半定居、以狩猎采集为主的生存方式，到中期虽有种植农业但并不重要（其农业有可能来自坝下河谷地带的传播扩散）。这些显然与本地高海拔的森林—草原生态环境有关。有研究显示，距今9000—7000年期间，坝上遗址附近的丘间沟谷中多浅湖或洼地，吸引众多大型草原动物（牛、鹿、猪等）聚集，为狩猎采集主导下的定居生活方式创造了条件；距今7000年以后，正当全新世大暖期最盛期，本地区却出现气候干旱、湖泊退化的现象。所以当新石器时代晚期其他地区的农业文化持续走向繁荣之时，本地区却因局地气候和环境的恶化反而早早衰落了。
分布在燕山至西辽河流域的兴隆洼文化已发现很多遗址。以前有学者提出的“小河西文化”遗存，其实可视为兴隆洼文化的初始阶段。兴隆洼文化的陶器以筒形罐为大宗，还有盆、钵等器物，其来源与年代较早的松嫩平原西部的双塔一期文化有关，同时还可能受到西边坝上高原四台—裕民文化的一定影响。兴隆洼文化多处发掘过的遗址都有大片成排有序分布的房屋，大多还有环壕围绕，呈现出成熟定居村落的特征。在敖汉兴隆沟遗址第一地点浮选出大量此期的炭化植物种子，其中黍1400余粒，粟只有60余粒，研究者认为两者合计在总数中占比不高。据统计，黍和粟合计占出土炭化植物种子总数的42.1%。还有研究者根据兴隆洼文化几个遗址人骨和动物骨骼的稳定同位素分析，认为人及其喂养的狗皆表现出典型的C4食物为主的特征，说明黍、粟类作物已是当地居民的主要食物来源。综合来看，兴隆洼文化的生业中既有较大比重的狩猎采集经济，但同时农业占比也较高，对农业已经有较高程度的依赖。
主要分布在河北中南部的磁山文化出土了有很多陶盂和配套使用的陶支脚，其他还有筒形罐、双耳壶、三足钵等。其中盂、罐等与东胡林文化常见的同类器似有一定渊源，只是两者缺少中间环节的连接。壶、钵等来自南边的裴李岗文化。有关磁山文化聚落形态的资料较缺乏，但磁山遗址集中发现80多座储藏坑，大部分有很厚的粮食堆积，经颍壳植硅体鉴定绝大部分为黍，极少数为粟。其数量之巨大，足显当时农业之重要与发达。
海岱地区的后李文化出土的陶器以圜底釜为多，其他还有双耳罐、小口壶、盆、钵等，与南边的顺山集文化有较多的共性和联系，但素面陶釜可能主要源自本地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其中直口筒状釜的形制还应接受了北方筒形罐的影响。已发现的后李文化遗址有10多处，在发掘过的章丘西河、小荆山见有成片密集且有序分布的房址和墓葬，有的还有环壕，显然已是成熟形态的定居村落。后李文化出土的食物遗存中野生动、植物占有一定优势，同时一些遗址所出农作物在植物遗存中占比不低于30%，农业应该已是许多定居聚落中不可缺少的经济类型。出土的农作物除有黍和粟（一般也是黍多于粟）外，还有稻，呈现出旱、稻混作农业的特点。
中原腹地裴李岗文化主要承接前期的贾湖一期文化（也可视为裴李岗文化的早期阶段）发展而来。裴李岗文化遗址数量较多，已发现多处墓地，内有数十到百余、甚至数百座墓葬，许多都可明显分区或分群。新郑唐户聚落则有多组呈环形分布的房址。这些现象表明，该文化已普遍存在长期定居的、由家族—氏族公社构成的成熟的村落。裴李岗文化的农作物中稻与黍、粟兼具，其中偏北区域以黍、粟为主，偏南区域如贾湖仍主要是稻。偏北区域如郑州朱寨遗址，有研究显示炭化谷物合计（多为黍，少量粟和稻）占出土植物种子总数的近40%。在另一项样品量较小的研究中，植硅体分析显示三种农作物占植物总数的40%多。其他一些微体植物研究结果也都与此接近。总的来看，裴李岗文化的生业经济以渔猎采集为主，植物性食物中以野生的居多，黍、稻和粟等农作物占比不太高但很重要。结合较完善的定居聚落（包括大规模规划有序的墓地）、众多的生产工具（出土较多的石铲、镰、刀等与农业相关的工具）等方面的资料，可推断裴李岗文化的居民对农业种植具有一定程度的依赖。
渭河流域和汉水上游老官台文化的形成应与裴李岗文化向西传播、演变有关。受资料所限，目前有关该文化的聚落形态和具体生业状况都不是很清楚。甘肃秦安大地湾等个别遗址采集有大植物遗存，其中炭化谷物的数量很少，主要是黍，而几个遗址的人骨和动物骨骼的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则显示，当时粟黍类作物已是重要的食物资源，同时野生食物也很重要。参考临近地区裴李岗文化的情况，大致推断秦岭南北此期总体生业结构应与之相似。
（三）早期农业文化格局的形成
从以上梳理和分析可以看出，自中国南、北农业产生后，分别从各自起源地向外扩散，在不同地域先后形成各具特色的地方文化，到新石器时代中期基本形成网络化的农业文化格局。
南方稻作农业从南岭—武夷山北、西侧的“侧翼丘陵区”往北传播，目前可看出主要有两条发展和传播带。一是从钱塘江流域沿近海平原北上，最终遍布环太湖地区，自上山文化之后依次出现跨湖桥文化和河姆渡—马家浜文化；二是从洞庭湖平原往北散布到江汉平原，由彭头山文化发展出皂市下层文化和江北的城背溪文化，之后就是范围更广的汤家岗—大溪文化。随着早期稻作农业的传播，源自以上两方面的人群或文化扩散到淮河流域，与当地已有文化交汇、融合，先后形成贾湖一期文化、顺山集文化、双墩文化，以及里下河地区草堰港那样的遗存，甚至往北涉及海岱地区。此外，跨湖桥文化中出现一些彭头山—城背溪文化的因素，说明此时长江下、中游之间还存在东西向的互动交流。
北方旱作农业从华北北端的“侧翼丘陵区”向外传播，首先影响到坝上高原和燕辽地区，裕民文化和兴隆洼文化分别在继承本地和东北筒形罐文化基础上形成，同时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粟黍遗存。旱作农业南下散播到太行山东侧、环泰沂山的海岱地区、环嵩山的中原腹地和秦岭的南北两侧，分别形成磁山文化、后李文化、裴李岗文化和老官台文化。黄河以南的黄淮地区为旱作农业与稻作农业混合共生的区域，其文化也同样融合南北文化因素，如后李文化和裴李岗文化皆是如此。
新石器时代早期，北方粟黍旱作农业起源后发展缓慢，且没有大范围扩散，农业呈现断裂或断续发展。但南方稻作农业呈现出较快速且连续发展状态，除了早期农业发生的钱塘江流域，早期末段还在洞庭湖平原和淮河上游、汉水中游等地出现农业文化。到新石器时代中期前段，南、北农业皆发展迅速，并广泛散布到长江中下游平原、黄淮平原和华北平原连片的平原丘陵地带，网络状的农业文化格局初步形成。此时南、北农业之所以从长江中下游平原和华北平原两端的侧翼丘陵区朝江、淮、黄连片地区相向传播扩散，首先是因这些地区具有适合两种农业发展的最佳环境、土壤和水热条件，以及各地人群对农作物不断增长的需求。农业大扩散、农业文化普遍出现的时期发生于前6500年以后，恰好是全新世大暖期来临之际。显然，农业的快速发展和传播扩散，还与适宜的气候变化直接相关。这种气候变化对北方旱作农业影响更大，在此条件驱动下，沉寂已久的粟黍农业爆发式增长，新石器时代中期前段旱作农业文化就已遍布华北平原及向西延伸的关中盆地，并在黄淮地区与南方传播而来的稻作农业文化交汇融合，构成了中国东部“核心文化区”的网状格局。
到新石器时代中期后段（约前5000—前4000年左右），南北农业文化持续发展。北方有赵宝沟文化和红山早期文化、北辛文化、后岗一期文化、半坡文化。除坝上高原显示出衰落状态，其他各地文化皆继续发展，后岗一期和半坡文化甚至扩散到晋陕黄土高原及河套地区，北方农业文化的范围大大扩展，农业的重要性总体上也有显著提高。南方有河姆渡—马家浜文化、龙虬庄文化、汤家岗—大溪文化等，稻作农业也有长足的发展，尤其以长江中游的发展似更显充分。至此，南北农业文化格局在动态演变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的扩展、巩固和充实。此种繁荣局面的产生，同样与全新世大暖期鼎盛期带来的暖湿气候密不可分。
值得注意的是，新石器时代中期前段北方各地出土的农作物中，大都是黍多于粟，直到仰韶早期前后，粟才逐渐取代黍成为主要的粮食品种。只是限于资料，目前有关两者转化的具体时间节点和过程尚不清楚。而稻作农业发展过程中，一个显著现象是不同时间、不同区域稻属植物的驯化率有明显波动，并非直线发展，其缘由目前学术界尚无一致的圆满解释。
结语
本文主要探讨的中国南稻北粟（黍）农业起源和早期农业文化格局形成两个问题相互关联，重点在新石器时代早、中期各地文化的来源、特点及总体农业文化格局的形成过程。
农业起源是多年来考古学探索的热门话题，但起源阶段农业遗存少、遗址规模小且形态简单、相关文化发展不充分，在考古发现上有很大难度。基于学术界已确认的最早农业发生地及相关文化，本文尝试在更大范围内探讨农业起源的可能性，提出华北平原北端和长江中下游平原南端狭长的“侧翼丘陵区”，都有可能是农业的发源地。这两个地带既有较丰富的草本、禾本科植物、林地果实和动物资源可资利用，又都存在季节性食物短缺；既有悠久的使用陶器炊煮食物的传统，又有适宜的作物祖本可供种植和驯化，因此都具备农业起源的条件。这种假说需要更多考古发现来验证，在未来持续探索农业起源的过程中，或许有助于将视野放到更大区域来考虑问题。
以往讨论农业起源，主要以驯化作物的出现为基础和前提。近年人们逐渐意识到，最初作物栽培或种植行为的出现要远早于驯化物种的出现，农业起源可追溯到更早时期。从最初种植和收获野生谷物到出现驯化特征的谷物，再到谷物整体呈现完全的驯化形态，实际上经历了一个非常长的过程。有研究者认为，西亚“新月沃地”麦作种植的最初尝试，可上溯到旧石器时代末期黎凡特地区的纳吐夫文化（约前12500—前9500年），不过直到前陶新石器B期驯化谷物才普遍出现（前8500年以后）。以往一般认为中国农业起源要比西亚晚很多，近些年的考古成果显示，南稻北粟（黍）种植农业的发生时间同样可早到距今一万年以前。南方的上山文化和北方的东胡林文化都已发现万年前后的炭化谷物。在此之前有关北方种植、利用狗尾草等草本植物（粟、黍的野生祖本）的历史还不太清楚，南方种植、利用野生稻的历史则可上溯到更新世之末的新仙女木期。最近有研究团队通过对浙江上山和荷花山遗址稻属植硅体样品的分析，认为距今24000年前开始采集利用野生稻，距今13000年开始有前驯化阶段的种植，到距今11000年开始出现驯化稻。那么，到底是哪些要素几乎同时驱动了旧大陆东、西两部分早期的农业实践？
根据中国和西亚农业起源阶段的相关情况可以推知，谷物种植的最初发生，首先是在末次冰期气候波动情况下，旧石器时代晚期一些人群在广谱经济和趋于定居的生存模式中所进行的一种尝试与实践。冰后期的全新世早期，在特定环境中存在的定居生活、广谱经济和对植物资源的强化利用，人类认知能力的提高，陶器或石容器、谷物收割和加工工具的广泛利用，以及季节性食物匮乏等问题，多种因素相结合，促使部分人群开始持续地种植谷物，以获取相对稳定的食物来源，农业由此得以发生和发展。事实证明，一万年前后符合上述条件或具备多种要素的地域环境非常少，只存在于西亚和东亚的局部地区，也就是地中海东侧的黎凡特及附近区域和中国南北两个侧翼丘陵区。农业发生之初尚不足以使人群对其产生刚性依赖，农业规模的扩大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此过程中采集渔猎经济与农业生产相互补充、此消彼长。农业比重的逐渐增加可能得益于其生产与收获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并最终因产量高等优势而使人类对其产生不可分离的依赖性。正是在这种特殊关系的转化过程中，早期农业及其文化与社会逐步发展起来。
从农业起源到较成熟农业社会的建立，西亚和东亚都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囿于遗址中动植物遗存保存状况、考古发现和各种科技考古手段的局限性，要想对新石器时代早中期生业结构、特别是农作物在食物资源中所占比重进行准确评估，是件很困难的事。本文参照前面所引“中间型经济”的标准（驯化谷物在出土植物遗存中的占比为20%—80%），提出“农业依赖型社会”的概念，希望对认识早期非成熟型农业社会有所助益。
通过前文的梳理可以看出，从新石器时代早期到中期，罕见农业主导的社会经济。似乎只有上山文化中晚期的稻作农业是个例外，微体植物考古显示驯化稻在植物遗存中占有很高比例，但从跨湖桥文化以后又有所下降，宁绍平原的河姆渡文化甚至呈现出以大量野生动植物为主、非常多元化的生业形态，不过其中稻谷仍是重要的食物资源。长江中游、淮河流域新石器时代中期稻作农业的发展也呈现出差不多的情况，只是偏早阶段未见有占比很高者，而偏晚阶段、特别是到大溪文化时期，局地稻作农业似有占主导地位的趋势。北方粟黍农业自起源后有过较长时间的沉寂，但到新石器时代中期发展迅速，特别是在临近发源地的燕辽东部、太行山东侧及海岱地区，农业发展更充分一些，而远处的中原腹地和关中盆地的一些聚落农业占比似相对较低。总的来看，除地处高原特殊环境中的裕民文化之外，主要依靠在多湖泊的森林—草原环境中集中捕食大中型动物及采集植物果实而形成定居或半定居聚落，其农业似并不重要。其他新石器时代中期各地域文化中，无论南北，农作物在出土植物遗存中的占比大都能达到“中间型经济”状态，有具体数据者多在百分之二三十以上（个别遗址除外），有的还更高些。而且各文化都有成套的陶炊器和盛食器、磨制石器（尤其北方多见石镰、刀、铲等农业工具）、稳定且成熟的定居聚落，有些聚落、墓地内部甚至还能划分出不同的人群或社会单元。这样一种定居模式下的经济、文化与社会发展状况，与以往流动性高、小型的觅食者群体完全不同。新石器时代中期定居聚落的普遍出现，定居状态下集食生活方式的形成，应该或多或少都与发展农业有密切关系。如果不是种植农业已经不同程度地发挥了重要作用，很难想象这些在成熟农业社会常见的要素会在此期如此完备地出现并共存。这样的社会已可堪称“农业依赖型社会”，其文化也可谓“农业文化”。
实际上，提出这种概念意在强调农业对于该阶段社会、文化发展的重要性，这种定性的认识并不是本文的重点。本文更着重于从农业文化发展脉络的角度，梳理和分析早期农业文化格局的形成过程。新石器时代早、中期，南方稻作农业的发展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方面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环境）的农业在生业中的占比往往有较大波动而非线性发展，甚至稻子的驯化速率和驯化程度也未呈现均衡发展状态。另一方面，稻作农业文化又展现出连续、稳定的发展态势。自万年前稻作农业率先在钱塘江流域出现后（或许还有其他侧翼丘陵区），先是在本地连续发展，然后逐渐传播到江、淮各地，分别在环太湖地区、两湖地区（湖南和湖北）、淮河上游和汉水中游、淮河中下游形成多种稻作农业文化。北方粟黍农业虽起源同样早，但可能受到全新世初北方气候波动影响，在前7000年前后表现出不充分的断续发展状态，直到前6500年以后，随着全新世大暖期到来才快速发展起来，从华北平原北端的侧翼丘陵区向外传播，并很快就散布到坝上高原、燕辽地区及华北平原的大部分地带，且沿黄河、渭河谷地往西一直扩散到关中盆地，在不同地理单元形成多种旱作农业文化。其中，南稻北粟（黍）两种农业文化在黄、淮之间交汇融合，从而呈现出混合性特征。到新石器时代中期后段，农业人群持续迁徙扩散，农业文化进一步向内陆延伸。
由上可知，新石器时代早期农业发生之初，南、北农业皆发展缓慢、分布范围有限，最初只局限在起源地附近；稍后稻作农业发展相对较快，早期末段开始向外传播。南、北农业真正的爆发式发展是在新石器时代中期，这与全新世大暖期降临、气候明显好转直接相关，暖湿气候尤其对北方旱作农业的发展有更显著的催动作用。两种农业都从发源地或直接或间接接力式地迅速向外传播扩散，北起辽河、南抵南岭—武夷山北麓，先是传遍中国东部第三地理阶梯连片的平原丘陵地带，然后又漫延到第二阶梯的黄土高原和两湖地区西侧的山地。新石器时代中期前、后两个阶段分别出现10余种农业文化，这些文化星罗棋布，构成了网络状的中国早期农业文化的基本格局。此种农业文化格局的形成意义重大，为新石器时代晚期各区域文明的诞生奠定了基础，也一直影响到青铜时代甚至更晚时期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版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