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得顺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其中明确要求“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推进高端智能、丘陵山区适用农机装备研发应用，促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
粮安天下，种为粮先。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之本。种子是国家粮食安全的源头，种业是国家战略性、基础性核心产业，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维护生物多样性的重要基础。农业现代化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基石，而种源农业作为农业发展的“芯片”，直接关系到农业现代化的质量与成色。
种子虽小，却承载着粮食安全、产业升级和国际竞争力的重大使命。深刻认识种业振兴的战略地位，剖析其与农业现代化的内在关联，并以此为导向强化政策设计与实践推进，是新时代农业发展必须答好的重要命题。
种源农业：农业现代化的战略支点
农业现代化的核心在于生产效率的提升、结构的优化和可持续能力的增强，而种源农业是这一进程的战略支点。种子不仅是农业生产的基础投入，更是技术创新的集中体现，其质量与技术水平直接决定着农作物的产量、抗逆性和市场竞争力。数据显示，我国粮食产量已连续多年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2024年首次突破1.4万亿斤，这一成就离不开优质种子的推广应用。
然而，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部分高附加值作物的种源技术仍存在差距，进口依赖度较高。例如，大豆种子进口量近年来持续攀升，凸显了种源自主创新的紧迫性。从全球视角看，种源技术已成为农业竞争的制高点。美欧等农业强国凭借先进的育种技术，不仅保障了自身粮食安全，还通过种业输出占据了国际市场主导地位。
我国作为人口大国和农业大国，必须将种业振兴置于农业现代化的全局高度加以考量。种源农业的突破，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关乎国家安全和发展主动权的战略问题。种源农业的重要性还体现在其对农业全产业链的辐射带动作用。优质种子的研发与推广，能够推动种植业朝规模化、标准化方向迈进，进而带动加工、流通等环节的现代化。
种业振兴与农业现代化双向赋能
种业振兴与农业现代化之间并非单向推动，而是呈现出深刻的双向赋能关系。一方面，种业振兴为农业现代化注入核心动力。现代生物育种技术，如基因编辑、分子标记育种，已显著提升了育种效率与精准度。以油菜为例，西部（重庆）科学城种质创制大科学中心构建了全生育期111个组织器官的时空转录图谱，为培育高产抗逆新品种奠定了基础。这种技术进步推动了农业生产方式从粗放型向精准型、智能型转变，契合农业现代化的内涵要求。
另一方面，农业现代化的推进为种业振兴创造了条件。农业生产规模化、机械化的发展，对种子提出了更高要求，倒逼种业研发向高效化、市场化迈进。例如，粮食主产区的机械化种植普及，要求种子具备更高的发芽率和适应性，这促使科研机构加快技术迭代。同时，市场需求的变化，如消费者对高品质、绿色农产品的偏好，进一步驱动种源农业向多样化、优质化方向发展。浙江一些地方通过推广优质水稻种子，不仅提升了产量，还打造了区域品牌，实现了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双赢。这种双向赋能还体现在政策与市场的协同作用上。农业现代化的深入需要政策支持种源技术研发与推广，而种业振兴的成果通过市场化应用反哺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
然而，当前二者衔接仍存短板。例如，科研成果转化率偏低，部分优质种子的推广受制于市场机制不完善，导致技术优势未能充分转化为产业优势。这提示我们，种业振兴与农业现代化必须在系统性框架内协同推进，才能形成合力。
种业振兴面临的现实挑战
尽管种源农业在我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与农业现代化的要求相比，仍面临多重挑战，需引起高度重视。
首先，自主创新能力不足。我国种业研发起步较晚，基础研究与发达国家存在差距。关键技术“卡脖子”问题突出，如基因编辑技术的产业化应用仍未全面铺开，导致部分高附加值作物的种源依赖进口。
其次，产业化水平偏低。我国种业企业数量虽多，但规模小、竞争力弱，缺乏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龙头企业。据统计，全国种业企业超过7000家，但年销售收入超5亿元的不足百家。我国种业产业链条尚未完全打通，育种、繁育、推广环节各自为政，制约了种源成果的规模化应用。
再次，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不足。种质资源是种源创新的物质基础，但我国种质资源流失与开发利用并存。虽然国家已建成一批种质资源库，但资源挖掘深度和共享机制仍需完善，影响了种源创制的效率。
最后，政策支持的系统性有待增强。当前种业振兴的相关政策多集中于科研端，对市场推广、产业融合的支持力度不足。部分地方在推进种业发展时存在急功近利倾向，重短期效益而轻长期布局，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不高。这些问题的存在，表明种业振兴需要在更高层次上统筹谋划。
面对种业振兴的现实挑战，必须坚持系统思维，强化政策设计与实践协同，以种源突破助推农业现代化全局。
一是夯实种源创新的技术根基。种业振兴的核心在于技术突破。应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投入，支持基因编辑、合成生物学等前沿技术的研发与应用。例如，上海农业科学院近年来聚焦优质水稻种质创新，通过分子育种技术培育出“沪软1212”等高产优质新品种。这表明，依托区域科研力量攻克关键技术瓶颈，能够有效提升种源创新的效率与产业转化能力。同时，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为种源创新提供制度保障，激励科研人员和企业加大研发投入。
二是推动种源产业的现代化转型。种业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产业问题。应通过政策引导，鼓励种业企业兼并重组，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企业。加快构建“育繁推一体化”体系，打通科研与市场之间的堵点。例如，可设立种业产业基金，支持优质种子规模化推广，提升产业化水平。
三是加强种质资源的保护与开发。种质资源是种业振兴的战略储备。应加快建设国家级种质资源库，完善种质资源收集、鉴定与共享机制，确保资源安全。同时，加大对地方特色种质的挖掘力度，如长江上游的油菜、茶树等，推动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
四是完善政策支持的系统合力。种业振兴需政策与市场双轮驱动。应优化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激励措施，聚焦种业全链条支持，避免政策碎片化。建立种源技术推广的长效机制，通过示范基地建设，将优质种子与现代农业技术相结合，提升农民采用意愿。同时，加强国际合作，吸收国外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提升我国种业的全球竞争力。
从全局高度把握种业振兴的战略意义
我国作为人口大国，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而种源安全是粮食安全的前提。当前，全球种业竞争日趋激烈，部分国家通过技术垄断限制种源出口，对我国农业发展构成潜在威胁。只有掌握种源自主权，才能在国际博弈中赢得主动。
种业振兴还与新质生产力的培育息息相关。种源技术作为农业领域的前沿技术，能够通过智能化、绿色化路径，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跃迁。从制度优势看，我国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独特优势。通过强化政策集成与资源整合，可在种源领域实现重点突破。
未来，应进一步发挥这一优势，加快补齐短板，构建从种质保护到成果转化的全链条体系。然而，种业振兴是一项长期工程，其与农业现代化的融合需在动态中不断调整。随着生物技术的快速迭代和市场需求的变化，种业振兴的政策体系应与时俱进，注重新旧政策的衔接，确保在不同阶段形成系统性合力。同时，应警惕外部技术壁垒带来的风险，强化自主创新能力，牢牢掌握农业现代化的主动权。
总之，种业振兴事关农业现代化全局，牵一发而动全身。唯有将其置于国家战略高度，以系统性思维推动技术突破、产业升级与政策协同，才能为农业现代化注入持久动力，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作者系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城乡社会学研究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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