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张彦宗
2018年6月20日，郑州外国语新枫杨学校一处三楼栏杆突然断裂，导致三名男生坠楼，其中两人重伤二级，一人轻伤一级。事发后，郑州教育局对该校校长停职处理，并发布公告称，“将待事故调查结束，进一步对相关责任人依规依纪严肃处理。”7年过去，事故调查报告未公布。
新京报今年12月24日报道，本次坠落事故中伤情最重的小熊，虽经过7年治疗，颈部脊髓损伤导致的四肢瘫痪未有起色，大小便不能自理，未来的生存质量比较悲观。小熊的父亲熊杰从2020年12月开始，一直推动刑事立案，希望追究相关人等的刑责，但目前这个问责路径陷入僵局。
媒体报道后，郑州高新区发布通报称，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全面依法依规深入调查，相关情况将及时向社会公布。
资料图，图文无关
据报道，2023年前后，熊杰拿到鉴定报告，显示“栏杆不符合设计及国家相关规范要求”。郑州市公安局高新分局于2023年12月立案侦查。直到今年8月，分局向郑州市局做出的一份报告披露，该案正在进一步侦办中，其中提到，枫杨派出所在调查取证后认为，现有证据仍无法达到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的立案追诉标准。
根据司法解释，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的构成要件是明确的：造成死亡一人以上，或者重伤三人以上，或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一百万元以上的。本案中，没有人员死亡，重伤的是两人不是三人，凭伤亡程度，达到入罪门槛有点难。至于这次事故的经济损失，公安机关曾委托机构进行评估，结论为：直接经济损失（栏杆修复等费用）的评估价值为：1249元。
现在的焦点问题是，除了栏杆费用外，学校给付小熊的1300万元、给其他两名学生的140多万元，算不算“直接经济损失”？
如果这些钱不算直接经济损失，那要想依据1249元来定罪，是相当困难的。学校给学生的1430多万元，到底算什么钱，就有的争了。
校方的说法是，给小熊的1300万元是用于治疗的赔偿和借款，可熊杰否认这个说法，因为没有打借条。这笔钱就埋下了玄机，其性质直接关乎定罪问责。按以往的司法判例，安全事故必然导致的费用，比如受灾群众的安家费、生活补贴，可以算作“直接经济损失”。学校支付的医疗费用和赔偿金，也符合这一因果关系，也就有可能计入“直接经济损失”，定罪就水到渠成。
如果这1300万元里有部分是借款，那多少是借款，多少算赔偿，就很微妙。借款肯定是要还的，或者说，它形成学校与熊杰协商的压力——假如协商不成，1300万中的很大一部分，有可能成为熊杰要背负的巨额债务。在这个角度下，熊杰盯死要追究校方、监理及施工方的刑责，客观上可以为他争取有利的协商地位。
这个7年前的事故，现在到了终极解决的窗口期。学校及监理、施工方要么进一步明确1300万元的性质，是一次性买断的赔偿，还是包含借款和赔偿的钱。双方现在手里都握着牌。学校握着的，是一张有可能把上千万元转性成借款的牌，熊杰手里则握着一张追究相关人等刑责的牌。
不排除一种可能，如果家属执意追究刑责，学校为了减少“直接损失”，可能会把1300万定性为借款。家属虽然可以起诉索赔，但会陷入漫长的司法程序，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反之，若放弃追究刑责，作为条件，学校很可能会承认这笔钱是“赔偿”。
至于说7年无调查报告这回事，有人猜测可能是各方仍在博弈。拖延或许不是因为什么庇护，而是公告的前置问题没解决，没办法措辞。不过，熊杰告诉媒体，儿子目前处于高位截瘫状态，彻底失去生活自理能力，他只想给儿子一个交代，“也想让各个环节没有履职尽责的人员付出代价，避免再有类似惨剧发生。”
如果家长的诉求很明确，就是想要追究相关人员刑责，那相关部门就要积极履责，早日给出清楚定性。学校支付的医疗费用和赔偿金，算不算“直接经济损失” ，可以交给法院去判断。
这事并不是家长和学校之间的私人纠纷，而是公共安全事件。这么严重的一起事故，如果“直接经济损失”只算栏杆修复的费用，如果巨额赔偿金可以抵消刑事责任，外人怎么相信，类似事故不会再发生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