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腊月二十八，萍乡安源镇九荷村的夜色被鞭炮声撕开，满街红光闪烁。就在同一条泥路上，一个披着羊皮袄的中年汉子推着自行车从供销社出来，油灯照在车圈上，亮得扎眼。村口的老支书看着他的背影，忍不住嘟囔一句：“玉成这家伙，浑身透着城里人的精气神。”这句随口的话，为之后的抓捕埋下了伏笔。
时间往回拨，1931年4月24日，上海西郊。顾顺章的失守，像一阵狂风，将一批原本隐藏在夜幕中的名字刮进了国民党特务处的卷宗。宋玉成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顾顺章的手记上——“此子勇悍、惯用狠招，可堪大用”。两个月后，刚满二十岁的宋玉成，被堂叔宋惠各一道电文调到武汉，正式迈进了党通局的院门，改名“漆玉麟”，从此刀尖舔血的生涯拉开序幕。
师父顾顺章在训练场上只说过一句话：“想活命，就得先学会别人想怎么死。”宋玉成记住了。他射击成绩从不低于九十二环，刺杀、爆破样样抢眼，还能一口气背出五十多名地下党骨干的联络代号。1933年春，他参与抓捕马玉龙行动，从南昌一路尾随到衡阳，最终在火车站把目标钉死在厕所隔间。因为这一功劳，党通局给他发了第一把“驳壳枪”，编号7564。
抗战结束，内战骤起。1948年11月，重庆渣滓洞，宋玉成以审讯组副指挥的身份出现。江竹筠被押进来时，他举着台灯，面无表情。拷问持续三昼夜，江姐始终沉默。直到第三晚，他甩掉皮鞭，悄声嘀咕：“骨头是真硬。”同行特务悄悄记录下这句话，成了后来法院卷宗中为数不多的旁证。
1949年4月，解放军横渡长江。宋玉成所部原想南撤，却在安徽怀宁被华东野战军第八纵队截住。短暂交火后，他被俘。审讯官让他登记身份，他报的是“漆玉麟”。可城头的红旗已经举了起来，没人再花精力深挖。集中改编时，他自称家住萍乡，主动申请“回乡务农”。这一招顺势而为，把自个儿从战俘名册里抹了个干净。
回到九荷村，他又把名字改回宋玉成，扛起锄头，下田插秧，顺手帮村医识字，被乡亲们称作能人。1953年全县农业互助组评比，他人手砍完自家田的稻子，还替邻居抢收三亩，被推上劳模榜。区里开大会，他代表发言：“我是泥腿子，不敢偷懒。”掌声轰鸣。谁能想到，这双长满老茧的手，曾拧断过几十条性命？
有意思的是，他把早年潜伏训练那套“减低存在感”的技巧用得炉火纯青。别人下工后唠嗑，他去锄地；别人赶集，他去挑粪；别人操练秧歌，他在祠堂帮返乡学生缝补行囊。这样的“傻劲”，在农村最能博好感。1956年，人社科统计劳动力，他被列为“关键示范户”，还领到一块写着“模范生产队员”的木牌。
剧情的转折点发生在1958年春节前夕。上级派范君治来九荷村挂职。范本是团级参谋，打过衡宝战役，对特务那点路数心里有底。到村第三天，他见小伙子们试骑一辆新自行车，一个个摔得灰头土脸。宋玉成上去，“唰”地腾空翻身，双脚连点地面，骑得稳如平地，堪比市区邮差。范君治暗自思忖：当下农村连见自行车都稀罕，何况这种技巧？傍晚他去找治保主任程九生。程挠头说：“宋玉成是老实人，顶多认字多点。”范不置可否，但要求调看民政科的底册，一查，户口登记的年龄、籍贯、兵役栏里漏洞百出。更奇怪的是，宋玉成的“复员证”印章模糊，和正规军管会的戳型对不上。
随后一封电报，发往江西省公安厅，又辗转至重庆市公安局。重庆方面的档案科翻了三天，终于在军统特务名册第67卷找到“漆玉麟”——出生地江西萍乡，曾在党通局行动三科就职，1948年参与渣滓洞策反与审讯，列为“一级战犯待缉”。档案边角钉着一张微微泛黄的侧面照，剑眉、薄唇，与九荷村“劳模宋玉成”如同镜像。
腊月的爆竹声还在山谷回荡，萍乡、重庆两地公安连夜会合。行动方案写了三页：封路、佯装庆典、厅堂伏击，连替补路线都划了双份。大年初二清晨八点，团拜会准备开场。宋玉成提着一篓糍粑，刚踏进祠堂，袖口被两只手扣住。他愣了三秒，只吐出一句：“认错人了吧？”
范君治轻声回道：“漆玉麟，跟我们走。”短短七个字，像枷锁扣住了他最后的伪装。村民面面相觑，惊疑参半。三十分钟后，解送车载着他驶出村口，爆竹纸屑在车轮后飘散。
审讯持续了整整半月。案卷显示，他直接或间接参与暗杀、抓捕的地下党员超过一百五十人。1958年4月，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判决：死刑，立即执行。判决书送到九荷村，老支书翻来覆去看了十几遍，只叹一句：“没想到呀。”
值得一提的是，此案使公安部门意识到战犯潜逃农村的复杂性。当年年底，江西、湖南、湖北联合开展“红网”清查行动，补录户口两万余份，抓获潜逃特务十二人。宋玉成案成为教材，送进各省公安学校，题目就叫《典型隐匿手段与农村识别》。
九荷村后来把那块“模范”木牌拆掉，用旧锄头重新做了个门档。至于宋玉成留下的那辆自行车，据说存进了供销社仓库，没人再敢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