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毒菇先生】
美元的力量超越了战争本身
2026年1月3日，美国军队掳走了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并将其移交至美国司法管辖。早一些时候，媒体的讨论大多集中在两个焦点上：其一是美国对委内瑞拉的石油资产的非法扣押，其二是美国在未经引渡程序或同意的情况下掳走一个国家的现任元首的合法性问题。这些议题占据了新闻头条和外交反应的中心，但它们未能解释清楚发生的一切。
这次行动本身显得精确、迅速，像电影镜头般流畅。它更像是三角洲一类特种部队的突袭行动，而不是传统的执法活动。对许多观察者来说，这些画面让人联想起多年前的一些时刻，比如1993年在摩加迪沙的行动（即后来为人所熟知的“黑鹰坠落”），当时美军在敌对城市环境中展开作战。然而，这种类比很快就不再显得成立，因为在索马里的行动最终演变为长期的冲突、政治上余波和法律上的模糊境地，而针对马杜罗的行动则受到了精细的把控，在法律上提前做好了框架。它被预先设计好在法庭上而不是战场上结束。
马杜罗现在美国法律体系内面临长久以来就存在的联邦起诉，最有可能的受审地点在纽约——在他此次被掳的多年前，该案的金融证据和法律依据就已经被固定在那里。围绕石油、引渡及合法性问题的争论虽在情理之中，但其焦点仅停留在结果层面，始终未转向对制度的讨论。
更关键的问题在于，美国究竟依据什么权力来逮捕外国国家元首并将其交由本国的法院审判？这个问题将讨论的焦点从意识形态和资源政治方面转移至当前国际体系中权力的运作和行使方式上。
数十年来，跨境刑事执法始终依赖国际合作。通过引渡条约、协商移交以及地方政府间的配合，即便涉及毒品、恐怖主义或有组织犯罪等案件，法律程序的表面规范仍然得以被维持。而委内瑞拉事件则打破了这一常规模式。
这次行动不是引渡，也不是多边法律行动。这是在未征得有关国家同意的情况下，跨过国境直接执行美国的法律。仅此一点，就将马杜罗案归入了一个与冷战结束后华盛顿所发起的大多数国际诉讼都不同的历史范畴当中。
要理解美国为何自认为有权这样做，需要跳出人们熟知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对立的框架。美国的法律依据是制裁法、金融管辖权以及对全球美元体系的控制，而非意识形态或委内瑞拉的国内政治情况。在这个框架下，权力不仅来自于美国所控制的领土，还来自于美国对其他国家所依赖的体系的控制。
因此，这次行动的所呈现出的电影化特质不应仅仅被解读为一种戏剧性，而应被当作一种信号。它反映了这个时代中法律权威、金融主导权和军事能力的日益融合、揭示了现代权力是如何运作的，并阐明了为何这次逮捕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委内瑞拉本身。
这张美国白宫发布的视频截图显示，2026年1月3日，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举行发布会。新华社
美国跨境扣押简史
美国曾多次在境外使用过武力，但很少见将军事行动与民事诉讼结合起来的案例。这类案例的发生往往标志着华盛顿对其自身权力的认知发生了转变。
一个经常被提及的参照案例是1993年美国在摩加迪沙的行动，即后来为人熟知的“黑鹰坠落”事件。该任务的目标是穆罕默德·法拉赫·艾迪德，一名在一个实际上已经崩溃的国家内活动的民兵领导人。这次行动风险很高，是在联合国授权下进行的，但它没有明确的法律终点。艾迪德从未被俘，从未被引渡，也从未被带到美国法庭。整个任务以美国撤军而不是起诉告终，表明即使美国愿意承担重大的行动风险，但如果没有与合法的程序结合，那么武力所能起到的作用也是有限的。
一个更相似的历史先例是1989年12月的巴拿马，当时美军抓获了曼努埃尔·诺列加。在行动开始前，诺列加已因贩毒指控在美国联邦法院被起诉。他被捕后被转移到美国，后来受审并被定罪。这个案例创下了美国可以武力抓捕外国领导人并将其置于民事法庭受审的先例，但它仍发生在一场导致当时的该国政府被瓦解的大规模军事干预期间。
比起索马里的案例，马杜罗事件更像巴拿马的案例，但在一些重要方面也与其有所不同。2026年的委内瑞拉并非一个失败国家，也没有被宣布入侵或占领。该国总体上稳定，总统享有严密的保护，这使得这次军事行动本身具有高风险。然而，该行动的规模被严格限制，且重点明确，其目的是执行一项既有的诉讼书，而非控制该国领土或推翻政权。
这些区别至关重要。索马里的案例表明，即使行动上十分果敢，但若没有法律授权，单使用武力无法产生持久的成果；巴拿马的案例则展示了法律程序如何跟进在压倒性的武力之后。委内瑞拉的情况则体现了进一步的演变：美国仍愿意冒着重大风险展开行动，但做得更加有选择性：他们使用武力来激活法律和金融方面的管辖权，而不是直接占领领土。
从这个角度看，抓捕马杜罗不是反常举措，而是美国战略的一种精进。它反映了一种模式，即将军事能力、刑法和金融控制相结合，以达成曾经需要经由全面战争才能实现的目标。这种变化解释了为何这一事件虽存在历史渊源，但却又让人感到前所未见。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布马杜罗照片。特朗普在帖文中写道，“尼古拉斯·马杜罗在美国军舰‘硫磺岛’号上。”新华社
从军事到金融
1989年的巴拿马行动和2026年的委内瑞拉行动联系起来的共性不是意识形态，而是法律程序。在这两个案例中，美国都把武力行动之前就已存在的刑事指控当作依据。这使得其军事行动不会被描述为入侵，而是被呈现为对法律权威的执行。冷战结束以来，新的变化在于这种权威的行使范围已大为扩展。
现如今，美国的影响力已不再主要通过控制领土来实现，而更多是通过对各种体系的控制。其中最重要的体系之一是全球金融体系，该体系在很大程度上仍以美元为核心构建。
该体系的一个关键部分是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简称OFAC），隶属于美国财政部。OFAC的制裁不是通过控制领土来进行实施，而是通过决定允许或者不允许谁使用以美元为基础的金融体系。被排除在该体系之外，会使得进行贸易、转移资金或开展大规模业务变得极其困难。
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美元仍然是全球贸易的默认货币。石油、航运、保险和大宗商品合同通常以美元计价，即使买卖双方都不是美国人也如此。就委内瑞拉而言，这一情况尤其明显。即使是愿意购买受制裁的委内瑞拉原油的买家，也常常要求以美元付款。这并非出于对美国的忠诚，而是因为美元定价能降低风险、简化合同，并且也符合全球市场的规范。
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要使用美元？
答案是实用主义而非政治性的。拒绝美元可能意味着完全失去买家或不得不接受大幅折扣。使用其他货币往往会导致交易延迟，带来更高的成本和以及更少的愿意合作的伙伴。对于承受着压力的委内瑞拉卖家来说，即使会增加长期的法律风险，接受美元也通常是损害最小的选择，。
大多数美元支付并非完全发生在美国境外。它们通常要经过受美国监管的银行后才算完成。这最后一步是对支付进行核对、批准和正式完成的环节。美国当局认为，由于这一环节发生在美国金融体系内部，即使买家、卖家和货物都位于其他地方，该交易也应受美国法律管辖。
许多受制裁的主体认为他们可以通过在自身与支付行为之间制造距离来控制这种风险。他们通过中间商进行销售，使用海外公司，或依赖美国境外的银行，认为这样就能形成足够的隔离以规避美国的管辖。但他们常常忽略的是，美元支付很少能从头到尾完全处于美国金融体系之外。即使交易在纸面上看起来是外国交易，付款在完成前也往往会经过美国的银行。
每笔交易都会留下记录。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记录会形成固定模式。法律风险在暗处累积，而执法行动在突然开展之前都是悄无声息的。
这就是为什么金融管辖权比地缘因素更重要。美国不需要证明其所指控的犯罪发生在其领土上。它主张，使用其控制的体系就是足以证明其管辖权。在马杜罗事件中，美国检察官声称，与贩毒、腐败和逃避制裁有关的资金通过以美元为基础的系统进行流动，这使得该活动早在任军事行动发生的很久之前就已处于美国管辖权范围内。
从这个角度看，使用武力似乎是整个流程的最后一步，而不是起点。金融监控、制裁执行和起诉书一同构成了法律框架，军事行动则被用来执行那些已经在纸面上被确立好的权威。
这就引出了另一个问题：如果委内瑞拉可以被美国以资金流动而非领土归属为依据纳入管辖，那么还有谁会面临同样的风险？
1月5日，委内瑞拉前总统马杜罗抵达曼哈顿下城直升机场，前往位于纽约市的丹尼尔·帕特里克曼哈顿美国联邦法院出庭。路透社
给谁敲响了警钟
伊朗是最显见的答案。
和委内瑞拉一样，伊朗多年来一直处于美国的严厉制裁之下。和委内瑞拉一样，尽管面临限制，伊朗仍在继续出售石油和进行资金转移，而且往往是在全球市场当中——而在这个市场中，买家仍然更倾向于用美元定价，因为美元熟悉、可靠，且易于投保和转售。这就造成了同样的困境：拒绝美元可能意味着失去买家或接受大幅折扣；而接受美元则虽能维持贸易进行，但会增加长期的法律风险。
这产生了一个问题：当逻辑已经如此清晰明了，伊朗为何还要冒这个风险？
一部分原因是，制裁风险往往在切身影响到个人层面之前都让人感到遥不可及。金融风险可能在记录中静静地存在多年，显得抽象且可控，同时日常业务仍在照常进行。马杜罗事件表明，当政治和机遇相结合时，这种风险如何在突然间以刑事指控和法庭诉讼的形式重新出现。这一时刻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很可能包括马杜罗本人在内几乎没有人预料到会有这种行动，即使在美国在加勒比地区进行了数月显见的军事活动之后也是如此。人们似乎认为施加的压力将仍会保持在经济或外交层面。然而，执法活动突然从文件层面转向了实际行动。
而答案的另一部分则是，伊朗关注的不仅仅是法律逻辑，也在关注美国的能力。根据美国当时的声明和报道，2025年6月，美国使用B-2隐形轰炸机和重型弹药对伊朗福尔多、纳坦兹和伊斯法罕的核设施进行了打击。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它表明，当华盛顿认为利害关系重大时，它愿意并且能够深入伊朗领土内部行动。
综合来看，这两个因素解释了德黑兰为何会对事情保持密切关注。美元体系赋予了美国管辖的正当性，而当美国决定从文件层面转向实际行动时，军事力量能够使得这种管辖的正当性得到强制执行。
事件的启示
美国对马杜罗的抓捕不是一次孤立的行动或者突然的扩大化。它反映了美国行使权力的方式的一种长期转变。军事力量仍然重要，但它正越来越多地被用于执行那些已经通过起诉书、制裁和金融追踪手段建立起来的法律权威。
这种方法为华盛顿带来了一些以往战略中常常缺失的东西：它首先创建一个法律框架，然后再在该框架内采取行动。刑事指控、金融记录和管辖权主张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被悄无声息地收集起来。当使用武力时，它不再会被描述为一种政治行为，而是对现行法律的执行。这种框架很重要，因为它压缩了外交反击的空间，并将冲突塑造为一种执法。
马杜罗事件表明这种战略已经趋近于成熟。金融体系被用来确立管辖权；法律程序被放任随着时间自然演进并固化；军事能力一直处于幕后，直到有需要时才被动用。最终的结果是，这场行动看似突然，实则早已在法律层面做好了长期准备。
这就是为什么这起事件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委内瑞拉。对伊朗来说，事件的警醒之处不在意识形态或政权类型的层面，而在于风险的暴露。参与依赖美元的全球体系会带来长期的法律风险，即使这种风险的执行看似遥远或不太可能发生。这种风险可能潜伏多年，然后变得和每个人切身相关。
美国现已展现出双重能力：既具备主张管辖权的法律依据，又能在需要时采取行动。这种结合赋予了此案更广泛的意义：它揭示了一种权力模式，这种模式更少依赖持续施压，而更多依赖耐心、记录保存和对时机的把握。
从这个角度去观察逮捕马杜罗的影响，与其说整个事件关乎特定的领导者，不如说它更多是关乎现代的权力是如何被行使的。法律提供了结构；金融拓展了影响力范围；武力强制执行了那些已经在法律文件上被决定好的事情。对于那些活动于美国体系边缘的国家来说，这种平衡正变得越来越难以忽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