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11月，八路军120师在河北涞源黄土岭打了一场漂亮的伏击战，击毙日军独立第二混成旅团的旅团长阿部规秀中将，此人也是日军侵华战争中阵亡级别最高的将领。
然而，这样一场中将旅团长被击毙的大战，日军战后上报的伤亡人数是多少呢？
仅为3人！
这样荒诞不经的笑话，暴露出侵华日军战报缩水的真相。至于那些真正在战斗中阵亡的士兵怎么处理呢？
好办，统统按战后生病亡故上报。这就造成了一个怪现象，每次战斗之后，日军的病亡人数就特别高。
据日本陆军省《卫生统计》显示，1937年至1941年间，中国战场日军年均病死率达4.3%，是同期战斗死亡率的1.8倍。
台儿庄战役后，第10师团称，在休整期间部队“突发霍乱”，三个月内病亡1247人，相当于两个步兵中队的编制。
1940年宜昌作战期间，第13师团上报战斗伤亡892人，而同期病亡人数竟高达2136人。
这些数字在军医中岛辰次郎的《西那战线卫生记录》中得到佐证：华北驻屯军1939年因疟疾减员达总兵力的17%，华南部队的脚气病发病率常年维持在30%以上。
这种异常现象的真实原因，就是为了掩盖战斗伤亡。《战史丛书》记载，1938年武汉会战后，第6师团为逃避问责，将800多阵亡人数全部登记为"急性传染病亡"。
根据八路军129师缴获的《濑谷支队战斗详报》原件显示，该联队实际阵亡应为217人，但上报时被压缩至14人。那剩下的203人怎么办？全部“病亡”了。
上面说的黄土岭战斗也是一样，一名中将旅团长的随身卫兵恐怕都不只3人，只伤亡3人，日军就认输了？
战后晋察冀军区的战报显示：此战歼敌 900 余人，其中击毙 500 余人、击伤 400 余人；缴获长短枪 500 余支、机枪10 余挺、火炮 4 门，以及大批军用物资；
如果只伤亡3人，八路军又从哪里缴获这么多物资？
日本军事史学家笠原十九司在《日军侵华战争战损研究》中指出，独立混成第 2 旅团在黄土岭之战的实际阵亡人数约450 人，负伤人数约500 人，与八路军战报高度吻合；阿部规秀的参谋副官、警卫队长等随行人员几乎全部阵亡。
黄土岭之战打响后，日军从保定、张家口等地调集3 个师团的兵力紧急增援，动用飞机轰炸掩护突围，这一规模的增援行动，绝不可能是为了营救 “仅伤亡 3 人” 的部队。
日军其他部队也是一样。如冈村宁次指挥的第11军，武汉会战期间上报阵亡6556人，平病人数则高达10.46万人。此时第11军一共20万人，平均每两个人就有一人生病？
到了警备期间，平病人数猛增到47.5万人，这是平均每个人要生病两次？
从1938年7月到1940年3月，一共20个月的时间，第11军就有59.78万人平病。
当时第11军共有5个师团，每个师团的直属医院只有100张床位，就算每个病人只在医院住一天，也要1195天（40个月）才能让这近60万人全部住一遍。
事实上，这么多“平病”的人，不过是为谎报阵亡人数打下的伏笔。
1939年的诺门坎战役，日军最初宣称仅阵亡1800人，但1991年解密的《满州第6军医部统计》显示，实际阵亡达18925人。
而某神社1986年公开的招魂名簿中，诺门坎相关灵位就多达52031个，与之前自己公布的伤亡比形成戏剧性反差。
这种造假源自于两个需要。一是政治需要，时任陆军次官的东条英机在内部会议上就曾明确要求"战报损失不得超过敌军的七成"。
因为1939年陆军省《舆情应对纲要》规定：单次战役报告伤亡超过5000人就需上报天皇御前会议讨论。
为此，第11军在武汉会战真实伤亡7.2万人被拆分为12份报告，其中绝大部分都“病亡”了。
另一个就是利益需要。根据日本《军事抚恤法》规定，阵亡者家属可获得300日元抚恤金（相当于少尉月薪的4倍），而病死者仅80日元。
第3师团会计中村保雄曾在日记里记录，仅1940年该师团通过篡改死因就节省了22万日元军费。
这种"数字战争"甚至催生出专业术语——在陆军省档案中，阵亡者被称作"甲种损耗"，病死者则是"乙种损耗"。
数字的谎言或许能欺骗民众，但终究骗不过历史的审判。那些被刻意隐藏的亡魂，最终都会化作日军侵略罪行的铁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