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为更好开展社科普及工作，培育打造社科工作品牌，促进全市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市社科联特推出“南阳社科一刻钟”栏目。该栏目通过专题化形式，系统宣传阐释党的创新理论，持续推介南阳厚重历史文化，为干部群众提供高质量的精神文化滋养。
南阳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楚文化的发祥地和汉文化的代表地之一，千年文脉，底蕴深厚。深入开展历史文化研究，是赓续历史记忆、传承文化精神、激活文化生命力的必要举措。“南阳社科一刻钟”栏目特设立“南阳文化记忆”专栏，旨在深入解读南阳珍贵的文物遗存、考古发现与博物馆珍藏，生动讲述文物背后的历史故事、文化脉络与时代精神，为公众持续提供丰润的人文滋养，为南阳省域副中心城市建设夯实文化根基。
南阳文博先贤董作宾事略
南阳市博物院副院长 尹俊敏
本世纪前期，中国学者开始运用近代科学方法进行考古工作，并以“保护国粹”为目的兴起中国博物馆事业发展史上的第一次创建高潮。以董作宾为首的南阳籍学者群在开创中国近代文博事业中，功绩昭彰，引人注目。民国初年南阳知名教育家王可亭先生梦想“使世界应有之科学，吾宛人皆居第一流”。这一设想首先由董作宾等先生在考古学领域里实现，这是值得南阳人自豪和纪念的。
董作宾(1895~1963)，原名作仁，号平庐，字彦堂，南阳市长春街人。为蜚声中外的著名考古学家、甲骨学泰斗、中国近现代考古学的重要奠基人之一。在学术界公认的“甲骨学四堂”(罗振玉号雪堂、王国维号观堂、董作宾字彦堂、郭沫若名鼎堂)中，他建立了“贞人”学说，开创了“甲骨文断代研究例”，写出了《殷历谱》，是“甲骨学四堂”中贡献最多和最大的一位。
1917年董作宾随张嘉谋(字中孚)到开封。1918年入河南育才馆，“从时先坐(时经训，字志念)受商简，得知甲骨文字。”1922年经著名学者徐旭生引荐入北京大学旁听语言学，暇时对罗振玉《殷墟书契前编》进行摹印、研究。1923年，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成立，入所为研究生，学习语言学、考古学、人种学和历史学。中国考古学会成立，为会员。1924年冬参加故宫藏品的点查工作。
1928年8月12日，董作宾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委派，赴安阳调查、访问甲骨出土地点。写出调查报告，建议由中央研究院主持进行系统发掘，并草拟了发掘计划。1928年10月13日，董作宾到安阳，主持安阳殷墟考古的第一次发掘。这次发掘也是中国人自己独立进行考古发掘的第一次。这一天是殷墟考古，也是中国考古学史上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它标志着近代考古学在中国的诞生。
从第一次发掘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董作宾参加了中央研究院的全部十五次发掘。“第一至第九次发掘起于‘点’的寻找，跟着是‘线’的贯连，再有点线引到‘面’。”所以他的发掘计划不单找到地下甲骨，也把殷代的宗庙建筑、墓葬文物重现出来，并掀开了中国考古学的新篇章，把甲骨从古董带到考古，再而进入到科学的研究阶段。董作宾用考古学研究甲骨学，使殷墟文化的研究从平面走向立体，对后来的影响很大。
在第十三次发掘中，董作宾采用平翻方法，打破坑位的限制，采用深度测量方法和比例照相，随时发掘，随时整理，使发掘技术不断提高。
1929年10月，河南省政府与中央研究院之间为发掘品的分配陈列发生纠纷。在傅斯年、董作宾和河南省政府的共同努力下，纠纷平息。
早在安阳殷墟发掘之前，李济、董作宾、梁思永三先生，取得了“埋藏在地下的古物都是公有财产”这一重要共识，并且董作宾、李济等人自己没有收藏过文物，为从事文博、考古的工作者，树立了楷模。
自调查殷墟开始，董作宾就注意到甲骨文的出土。之后，他便以甲骨文作为自己一生的主要研究课题。他在甲骨学研究领域中用功最勤，收获颇丰。
1929年，董作宾发表《商代龟卜之推测》一文，首次对殷墟出土的龟甲作系统的分析与研究。1930年又发表《甲骨文研究之扩大》一文，试图建立甲骨学研究的框架体系，将未来的甲骨学研究分为五个方面二十五个种类。半个多世纪的甲骨学研究，基本上都是在这个框架下进行的。这一框架体系的形成，表明甲骨文研究开始由文字考订、古史阐释的“罗王之学”向多学科、综合研究的学科-甲骨学方向发展，董作宾成为甲骨学的奠基者。
1931年，他发表《大版四龟考释》，奠定了甲骨文断代体系的基础。他提出了甲骨文断代后又写成《甲骨文断代研究例》，提出甲骨文断代的十项标准。他首先提出“贞人说”，对后世影响很大。贞人的发现，不仅使甲骨卜辞能够顺理通读，而且为甲骨文的断代提供了一条非常重要的线索。其时正在日本进行甲骨文研究的郭沫若，从董作宾的贞人说中受到很大启发，他说:“曩于卜贞间一字未明其意。近时董氏彦堂解为贞人之名，遂颇若凿破鸿濛，……且贞人说创通，于卜辞断代遂多一线索。”
1931年，董作宾发表《卜辞所见之殷历》，对殷历进行了初步研究。1934~1943年间，他积十年之功，潜心钻研，写下了鸿篇巨制《殷历谱》，开创了以甲骨文研究商史之先例。董作宾在殷历研究基础上，广引博征各种文献，论证殷商总积年为629年，并分别推定了从成汤到帝辛28王的在位年数，为甲骨文创立了一种比断代更为精确的时间尺度，使甲骨卜辞得以系于王、年、月、旬、日之下，再现其发展过程和相互联系，为研究殷商历史提供了一条重要途径。
董作宾先生不仅为发展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奉献了毕生精力，而且也为弘扬历史文化名城——南阳的地域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20年代初，董作宾先生首先发现了轰动中外的南阳汉画像石，并多方筹集资金，支持搜集、整理南阳汉画像石。
董作宾先生在考古学上的开拓精神和功绩，对后世影响很大。傅斯年当年曾把他与汉代的张衡相提并论:“后汉人文，宛者为盛，而张平子尤擅一代高名，文史哲思，固已抗节前贤，星历制作，又称东京之绝技。吾友董彦堂先生，今之南阳贤士也，是能识苍颉之奇文，诵丘索之纬书，发冢以求诗礼于孔丘之前，推步而合朔于周公之先，使平子在，宜曰后来可畏矣。”
来源：南阳社科发布
